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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下笔要有悲悯之心
2012年03月16日 15:50 来源:《江南》 2012年第1期 作者:董海霞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对话时间:2011年10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董海霞
 
  一、幻想能力对写小说很重要

  董海霞:熟悉您的人都知道周老师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请问您觉得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得益于什么?童年的快乐无忧、青年时期部队生活的锻炼,还是自己的坚持不懈?
  周大新:成就谈不上。能写出一些作品,我想首先是得益于生活的馈赠。人没有生活积累很难写出读者爱读的文学作品。生活当然也包括童年生活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其次,得益于阅读的帮助。对大量中外文学名著的阅读,让我懂得了怎样写。阅读对于作家太重要了,那是一种最好的进修。再次,得益于持续的练习。人一开始写作肯定要经历失败,如果失败之后不坚持练习,恐怕很难写出来。
 
  董海霞:最初您是怎么喜欢上文学创作的?什么时间什么事件使您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最初的创作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周大新:我从小喜欢听人讲故事,对故事的喜爱使我在小学和中学写作文时,也总想写出点故事来。语文老师发现了我这点长处,经常给予表扬,这增加了我对作文的兴趣和写好作文的信心。后来当兵到部队,连队里让我来办黑板报,我既要写出散文和诗歌,又要用粉笔把其抄在黑板上。这对我的写作能力又是一个锻炼。后来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后,才想到写小说。最初的创作当然是无意识的,只是想受到老师和连队领导的表扬。
 
  董海霞:周老师的童年、少年时期可以说很清贫、很艰苦,却给予您的文学创作以莫大帮助,甚至影响了您的一生,现在回想,周老师认为那个特定时期的童年给予您最多的是什么?
  周大新:最多的是幻想,我的幻想能力很强,你看我坐在田埂上,我其实已幻想自己像孙悟空一样在天宫的蟠桃园里摘桃了。我的童年生活当然有欢乐,但欢乐很少,更多的是对黑暗的恐惧、对饥饿的害怕、对受欺负的担忧。这就让我产生很多幻想,幻想自己瞬间长大了,有力气了,进到有白面馒头大碗面条可吃的食堂了……幻想能力对写小说很重要。
  董海霞:记得周老师在很多场合说过,小说《香魂女》的原型是您童年时期的一位年轻而善良的“花嫂”,而时隔多年后,您仍然记得“花嫂”对你们的好,请问周老师,那时候一帮调皮的孩子每到饭点就端着饭碗到“花嫂”家里,等着她用筷子从香油瓶里蘸一点油滴到你们碗里,除了享受那一滴香油的醇香,内心里,是不是把年轻的嫂子看作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花嫂”的一滴香油至今依然回味无穷?
  周大新:当然,那位嫂子在当时我的眼里,就是最美的女人。女人心肠好加上长得漂亮,就是真正的美女。心肠不善良的女人,长得再好也不会让我觉得她美。
 
  董海霞:“花嫂”的善良、淳朴,是否对您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比如在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等。
  周大新:善,是我最看重的东西。一个人与人为善,不管他其他方面的情况如何,我都愿和他接触;一个人只要我觉得他对人没有善意,不管他多有才华,多么富有,多有政治背景,我都会远离他,或对他敬而远之。
 
  董海霞:您众多作品中,比如《第二十幕》、《湖光山色》等都对女性进行了非常深刻、细致的刻画,使得她们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物创作的成功跟家乡那些辛勤劳作的千千万万个“花嫂”是不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她们一直在您心里,并且牵动着您?
  周大新:是的。我青少年时期接触过的乡村女性,她们的淳朴、勤劳和善良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后来到军队进城市打过交道的女性,也大多给我留下了温柔和优雅的感觉。这便影响到了我的两性观,使我觉得女性对这个社会更富建设性。所以我写到女性时,使用赞美的文字更多一些。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当然是理想化了的。
 
  董海霞:记得周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说,小说《第二十幕》创作源于一件连衣裙,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周大新: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故乡构思一部长篇小说,背景准备放在丝织领域里。有天逛商场,在卖丝绸制品的柜台前,忽然看见一个身穿缎子连衣裙的姑娘闪过面前,她的体形配上那件连衣裙极其美丽,加上她的气质不凡,使我倏然间觉得,我找到了将写的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我由此迅速展开联想,把小说上卷的基本情节想了出来。
 
  二、获奖只是得到了一次鼓励

  董海霞:您的几部大部头作品时间跨度都很长,如《第二十幕》,随着时间这条长河的流向,完整地记录了历史中的某些事件,时间过去多年后,可以当作历史参考书了。这种创作方式的初衷是什么?
  周大新:我当时写这部书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由一个丝织世家在二十世纪的遭遇写起,表现出我们民族在这一百年中升降沉浮的命运遭际,展现出中国人那种不屈不挠的韧性品格,寻找出我们炎黄子孙血脉中最珍贵的东西。二十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十分紧要的世纪,为这个世纪多留下一点形象的记录很有必要。
 
  董海霞:在成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后,您认为自己的创作已经达到顶峰了吗?
  周大新:获奖只是得到了一次鼓励,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我习惯把文学创作比作马拉松长跑,只是这种长跑没有终点,作家只要起跑了,只要他中途不拐上其他的路,他就不可能停下,直到跑死作罢。作家之间的比赛,比智慧,比才情,也比耐力和体力。
 
  董海霞:周老师,您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香魂塘畔的香油坊》被改编拍摄成电影《香魂女》后,获得了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您算是较早触电的作家了,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可以称作是艺术再创作,请谈谈您对这种再创作的看法。
  周大新:作家把影视改编权卖出之后,最好少干涉编剧和导演的工作,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原著的基础上按影视作品的要求进行再创作。影视作品向小说要的通常也就两点:一是人物形象;二是故事情节。若他们能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故事情节更跌宕起伏,就好。当然,这是指好的编剧和导演。若遇到不负责任的编剧和导演,你只能自认倒霉。
 
  董海霞:作家“触电”,除丰厚的经济回报,还提高了知名度,好像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位作家拒绝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荧屏。而您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主要是因为什么?
  周大新:小说家只管写好小说。好小说和好剧本完全是两回事。我的作品被改编得多一些,我猜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故事性强。我一直注意加强小说的故事性。我认为,只有故事不是小说,但读没有好故事的小说还不如去读散文。小说区别于散文、诗歌的最基本的地方,在于它有故事。
 
  董海霞:请问周老师对旧剧翻新或者也可以叫新版的一些影视剧的看法,比如《新水浒传》,新版《红楼梦》、《西游记》等,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旧版翻新有必要吗?
  周大新: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一项事业,搞影视则是一种产业。是产业,不管董事长决定投资哪个剧本,只要最后能赚钱且不违法,别人就不应加以指责。当然,在金钱有限的情况下,题材创新还是最重要的,总是重拍,让人感觉我们的创造活力欠缺。
 
  董海霞:近几年,影视剧的改编基本上都来源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影视剧的母体,从而也提高了文学作品的知名度,周老师能否谈谈关于影视推动文学作品的知名度的看法?
  周大新:我们处在一个影像时代,影像的诱惑力大于文字的诱惑力。作家在今天想借助影视改编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力,是无可指责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没有电影和电视的时代,人们只靠阅读来丰富精神生活,那时文学就像一位姑娘站在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相亲场所,所有男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有了影视以后,就像好多姑娘站在同一个相亲场所,你想引来男士们的眼光,你就得借助别的力量,包括穿得漂亮加上化妆和化装。
 
  董海霞:有的作家认为,影视相对于文学,是大众化的艺术门类,不够高端,卖出作品的影视改编权无非是为了赚得几个银子,影视作品出炉和自己的文学作品已没有血缘关系,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周大新: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两者肯定有血缘关系。浓些的像父子,淡些的像祖孙。但又确实是另一个作品了,因为里边加了母亲或祖母的基因了。电视剧是一种大众的通俗的东西,但好的电影,也可以探讨很深刻的东西,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
 
  三、我这大半生经历的苦难太多

  董海霞: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5000年文明,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延续了几千年,而描写战争的作品中,却鲜有力作推出,您认为原因何在?除《战争传说》之外,近期您对创作战争题材作品还有计划吗?
  周大新:战争不是个好东西,但人类的发展又离不开战争,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战争中死伤的人也不计其数,所以战争确实值得作家们去好好审视好好写一写。今天好的战争题材小说少的原因,我看有三个:一是许多一流作家不愿去直面这种血腥的生活,写这种题材太沉重,心理上得承受折磨;二是担心思考有禁区,有风险,害怕对所写战争的评价会惹来麻烦,中国的好多战争都在民族之间进行,今天的评价仍有可能撕裂伤疤;三是没有创新,总跟在《三国演义》后边跑,习惯于去写将帅和帝王在战争中的作用,千部一面,没有新鲜感。我眼下没有写战争题材小说的计划。
 
  董海霞:读您的作品,发现在笔法上一直走平实的路子,每个故事都娓娓道来,一看就是周老师的风格,却又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虽然说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巧,请问您的创作技巧是什么?
  周大新:我写作通常注意这么几个问题:其一,寻找别人没有留意过的题材领域;其二,尽量不用自己前一部作品的叙述角度;其三,所写的人物是别人和自己没有写过的。这不是什么技巧,只是我注意的问题。
 
  董海霞: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写作会随着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给人一种沉重、解脱或一吐为快的轻松感,请问周老师读书过程中的体验是什么感觉?
  周大新:我读书的感受就与吃自己想吃的饭菜一样,非常享受。有时读到一本好书,唯恐把它读完了,只希望读不完。有点像我小时候吃糖,唯恐把嘴里的糖吃完了。我把难读的书,需要思考的书,放在我精神好的时候读;把好读的书放在累的时候读,读着读着就不累了。当然,有时候也会读到无趣无意思的书,这时就觉得浪费了时间,很心疼。
  董海霞:一个优秀的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东西。无论读您长篇还是短篇,都能品味出一些独特的东西,请问烙了您印记的那些珍贵的东西是得益于自己多年的学习修炼,还是生活磨砺?
  周大新:得益于苦难。我这大半生经历的苦难太多,活得非常累。有几次,都差一点不想活了。我有时也在心中抱怨上帝:凭什么如此待我?是不是存心不让我活了?但苦难让我对人生、对社会、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些东西不可能不表现在我的作品中。
 
  董海霞:作家同样该肩负起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请问周老师认为当今时代作家的民族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有何特征?
  周大新:所谓民族责任感,就是你做的事你写的东西,要对得起养育你的民族,要对民族的利益和荣誉负责。对民族负责,其实也就是对整个人类负责。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希望人们平安幸福地生活。所谓历史责任感,就是要对历史负责,你做的事你写的东西,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淘洗,没有假的和虚伪的内容。如果很快就被历史唾弃,那就是没对历史负责。
 
  董海霞:家乡的山水和养育,奠定了您成为一位出色的地域作家的基础,您的“笔”也一直在解读着故乡的老树炊烟、山川河流,以及父老乡亲的生活和灵魂。无论《湖光山色》还是《向上的台阶》等等,大部分作品都传达着醇厚凝重的乡土民风,请问周老师怎样看待乡土文学?
  周大新:乡土文学是相对于都市文学而有的一个概念。由于农耕生活长期都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生活内容,所以乡土文学在中国有着很好的生长土壤。首先是有许多来自于乡间的作家愿意写,其次是有广大的和乡村有联系的读者喜欢读。有生产者有购买者,这个行当自然就不会凋敝。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城镇人口的快速增加,乡土文学的受众面会逐渐萎缩,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董海霞:漫长5000年人类文明史,人和田园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人爱田园爱得如胶似漆。也因了这爱,为田园的归属曾发生过无数的械斗和战争,产生过很多含着泪水和鲜血的故事。周老师离开家乡40年,手中的笔却始终走不出家乡那片蕴涵了太多故事的土地,家乡成为您写作的源泉,请问周老师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周大新:人在十八岁之前,对外部世界的东西感觉最新鲜,反应最敏感,记忆最清楚,感情最充沛。也因此,这个时段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最宝贵。人在成为作家以后,都会回望这个时段的生活并加以表现。所以故乡对每一个作家都很重要,那里有让其激情燃烧的东西,有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我虽然十八岁离家从军,但家乡的一切已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土地、农人、庄稼、河流、村路、田埂等等已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不管写什么故事和人物,我只要把其置放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我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
 
  董海霞:您的作品《第二十幕》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及“解放军新作品一等奖”;长篇小说《21大厦》获解放军作品一等奖。还获得过“冯牧文学奖”等诸多奖项,所以有人称您是获奖专业户。周老师能否谈谈每次获奖给您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大新:比我获奖多的作家有的是。作家在漫长和艰苦的写作生活中,有时确实需要一点鼓励,获奖就是一种鼓励。当然,没有鼓励也会写下去。作家写作的动力不是因为要获奖,而是有话要说要倾诉。
 
  董海霞:小说《21大厦》中写的是21世纪我们“民族精神大厦”内发生的情况。一部很典型的都市小说,算得上周老师创作上的又一次非常华丽的转身了。能介绍一下创作背景和目的吗?
  周大新:我从军的第四年,就开始在城市生活了,至今也有几十年了。这几十年的城市生活给了我不少新的写作素材,我想把它写出来,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结构方式。一天晚上散步时,抬眼望见一座正装修试灯的新大厦,几百个窗户的灯光都在亮着,灿若星辰,心突然一动:何不把我要写的人物都放在这一座大厦里?以此来表现我所了解的城市?于是有了《21大厦》。
 
  董海霞:像您这样在题材、风格上有如此大的转变、如此大的跳跃的作家,艺术质量和思想深度在当今文坛上并不多见。请问周老师下一步又会尝试哪方面的题材呢?
  周大新:面对死亡。先不细说,待作品发表后再谈。
 
  董海霞:记得您曾经说过“习惯以享受者的身份去读同行的作品”,请问对您来说创作是不是更大的享受?
  周大新:对,创作既是一个辛苦的创造过程,也是一个享受过程。当自己写得顺利时,当自认写出美好的一章时,心里很快活,想唱歌。可这种快活很短暂,因为很快又要投入新的写作中,又要承受苦思苦想的折磨。
 
  董海霞:小说是讲故事,散文是抒发自己的感情,请问周老师在散文和小说的创作上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您更倾向于哪种文体?
  周大新:小说中的内容是虚构的,写起来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度很大;散文的内容是非虚构的,写起来要很真诚,来一点假的读者都能感觉出来。这两种文体我都喜欢。当然,更喜欢写小说,这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特爱听故事。
 
  四、下笔要有悲悯之心

  董海霞:作为一名有着40多年军龄的军旅作家,古今中外的军事文学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二战时期苏联一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对我们国家大多数军旅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您影响大吗?
  周大新: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它对我的影响很大,当年读它时真是废寝忘食。再就是《静静的顿河》,还有《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一个人的遭遇》。这些都是军事文学精品,都曾让我激动不已。
 
  董海霞:在很多场合您都提到最喜欢当代作家史铁生,现代作家沈从文。请问这两位作家分别让您获得了什么?对您的文学创作影响大吗?
  周大新:史铁生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和他没有交往,但我非常敬重他。命运限制了他向外观察的范围,他转而审视内心世界,他审视内心世界所抵达的深度,是其他作家所没能达到的。在我对生活绝望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蔑视自己:你比史铁生差得太远了!沈从文把湘西那块地方写到那种程度,令我惊叹,也给我树立了榜样,让我把目光注意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南阳盆地。
  董海霞: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小说遍地开花,有名家的也有无名小辈的,请问您对网络写手和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
  周大新:年轻人养成了在网上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网络文学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网络作家的创造活力很强,未来属于他们。我对他们的建议是放慢写作速度,给自己思考问题留出时间,这样会使作品的成色更好,同时也有利于身体健康。持续的高强度的写作生活对身体不好。
 
  董海霞: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能坐下来读书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奢望,读长篇的人就更少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周大新:这是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造成的。作家能做的,就是把长篇写得更精更好更吸引人;社会能做的,是鼓励和引导人们去体验阅读长篇小说的乐趣。不过一个正常的社会,阅读长篇小说的人也不可能很多。只有真正热爱文学,且衣食无忧,又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们,才去读长篇小说。
 
  董海霞:近年来,纯文学并不怎么被看好,有些作家也纷纷玩起了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而您还一直坚守着进行纯文学创作,坚守的是什么?
  周大新:主要是我喜欢这个,喜欢用文字去诉说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再说,毕竟还有读者喜欢阅读纯文学作品,得有人为他们写作。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学库存,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最流行的那些品种。
 
  董海霞:全球早已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艺术很难离开其他区域和其他国家而单独发展,作家的写作同样需要全球化背景下的写作,对这个时代的和这种创作背景,您如何评价?
  周大新:经济全球化下并不意味着文化趋同化,作家更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本民族文化的美和魅力,扩大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好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舞蹈、美术一样,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们都能欣赏和理解的,能走进各国各民族人们的心里。作家应把互爱、和平、宽容、尊严这些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理念通过作品在全球传扬开去。
 
  董海霞:有段时间我经常去图书大厦参加新书签售会,作者有熟悉的,更多的是不熟悉。每当有80后的新人发售新书,内心就不由感叹:时代已经属于他们了!一眨眼自己就老了!请问作为文坛常青藤的周老师是否有这种感觉?
  周大新:我哪是什么常青藤?!你还年轻,我是真的老了。我前不久读到一个80后作家写的小说,小说所写的生活内容和使用的文字,都让我觉得新奇,我根本写不出来,我那一刻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老了,该向年轻人学习了。
 
  董海霞:现在的小说基本不分类别和流派,大家都自由创作自由发表,曾经有一个时期,穿越小说非常盛行,请问周老师关注过穿越小说吗?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周大新:读过一点,不多。第一部穿越小说,是在中国神话小说基础上的新创造,应该给予肯定。后来的,是跟风,不是创造,是类型化写作。凡是别的作家走成功的路,后来的作家都不应该再走,再走就不是创新,是模仿。总是模仿会毁掉作家的才华。
 
  董海霞:回顾几十年创作历程,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作为一个老兵,在军事文学创作方面,近期有什么宏伟的计划?
  周大新:最大的感悟是:人性的奥秘和人心理的奇妙变化,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探查明白其中的一小部分。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人活一世太不容易,自己下笔写人要有悲悯之心。也许会让一名军人在我将来要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里扮演重要角色。
 
  董海霞:最后,咱们聊个当下的热点话题。最近,校车事故频发,每次都有十几乃至几十个小孩子遇难。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看到这些新闻,真是让人心痛不已。请问,您觉得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在保障校车安全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周大新:这几起校车大事故让我心痛不已又愤怒至极。那么多孩子一下子就没了,那些孩子的母亲和父亲该是怎样的痛不欲生?还有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该是怎样的痛苦?为什么同一种事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些事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及早对校车的安全问题重视起来,倘若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及早对校车的安全严格管起来,倘若我们的校车司机认真负责,倘若这些环节中有一个把住了关,那些父母们的哭声就不会响起。我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缺少爱心,因爱物爱钱不爱人,面对他人的生命,就漠然,就没有珍视之心,就没有责任心。要保障校车的安全,当然需要政府制定有关硬性规定并由交管部门严格监督执行,同时,还需要用各种手段在全社会呼唤对生命的珍爱之心,要让“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深人人心,要让所有人知道,凡是有关人生命的事情,都是大事情,都要谨慎小心地对待和处理。要不然,校车可能安全了,长途客车又不安全了,食品又不安全了,铁路动车又不安全了,载人电梯又不安全了,在电影院看电影又不安全了。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我们得像中医看病那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周大新,1952年生于河南邓州。1970年从军。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21大厦》、《湖光山色》,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银饰》、《旧世纪的疯癫》,短篇小说《汉家女》、《登基前夜》等。另有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共六百余万字。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捷克文、日文。多部作品被改编为戏剧、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
 
  董海霞,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北京。

责任编辑: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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