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在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的革新与发展史上，“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歌语言探索具有标志性意义。在理论上，袁可嘉等人明确把现代诗语言当做艺术性语言、象征性语言与感受性语言，并把诗歌语言和科学语言区分开来，创造了隐喻和象征性的诗歌语言体系；在实践上，穆旦、陈敬容、郑敏等诗人以大量议论性语言作诗，以艾略特、奥登为榜样，变更词性、创造新词，进行现代诗句构、诗行建设，有力地变革了“五四”以来新诗语言直白化的诗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突出性贡献在于，他们追随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创作实践，创造了一套能表达现代人复杂幽微情绪、意蕴与感受的现代诗语言体系，极大丰富与提升了现代诗的艺术品格与美学品位。

　　从描述到沉思

    从诗歌语言表达方式的角度来看，“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中的叙述、描写性语言减少，沉思（议论）性语言大量增加。这种诗歌语言个性的出现，有其内在原因：现代主义诗歌不注重肤浅的外在事实的描述以及单薄的俗套而泛滥的情感抒发，而刻意展示现代人的一种深度追求；由于诗歌创作中的知性品格得到突显，现代诗中的抒情性、叙述性、描写性的文字相对减少，议论及论证性的语言大量增加。

    穆旦《诗八首》就充分展现了这种现代诗语言的独特景观。此诗前8行中，用隐喻议论爱情发生时的情景全是议论句；古典诗里节用或少用的“虽然”、“不过是”、“却”、“即使”、“如”、“又”、“只是”等副词和转折性连词大量出现。这些逻辑性词语与诗句的议论化倾向结合，构成了现代诗语言的独特个性。

    从严格意义上说，诗歌语言的议论化，是沉思性的现代诗美本体追求的语言应变反应或策略。穆旦、冯至、陈敬容等诗歌语言的议论化（沉思化）探索与实验，应做如是看待。其瓦解了抒情性诗语言忌讳议论、说明的戒律，却为“阅读型”、知性的现代诗语言创造开辟了新路。

　　构筑隐喻和反讽的世界

    在“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中，隐喻、矛盾修辞格、通感、反讽等感受性诗歌语言大量增加。现代诗学特别强调矛盾修辞格、隐喻、通感和反讽等艺术表现手段，并形成了所谓的“隐喻美学”、“反讽美学”和“通感诗学”。诗歌里大量使用隐喻、矛盾修辞格、通感和反讽等，是现代诗语言探索及其诗美建构的重要举措。与一般比喻相比，隐喻能传达出一些曲折隐晦的内涵。“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的隐喻特别多，如“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等，就因充分使用了隐喻而拥有更丰富的内涵。在“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一些诗作中，隐喻连绵不断、层出不穷，串喻甚至联喻等现代诗语言比比皆是，诗几乎是隐喻构成的世界，一首诗中“喻言十九”。如穆旦《诗八首》第一首诗的8行诗中，就连续用了5个隐喻、象征句，对爱情的多样情态和神秘过程进行思考与展现，而从整体上看，该组诗8首64句又以精妙的20个隐喻和象征性语句表现了对爱情幽深的思辨。穆旦的《诗八首》如此，“西南联大诗人群”其他诗人的诗亦然。

    “西南联大诗人群”又钟情于反讽性诗歌语言。“生活在生活里/工作、吃喝、睡眠/有所谓而笑，有所谓而哭/一点都不嫌突兀”、“路的创造者，无路的旅人”、“我们丰富的无有”、“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得先去欢喜”等反讽性修辞格方法，出现的频率远高于新月派、现代派的诗歌。矛盾修辞格、通感与象征等，更是他们诗歌中普遍的语言现象。这种独特的诗歌语言现象，使“西南联大诗人群”形成晦涩、深沉、幽妙的现代诗美学风格：诗歌中矛盾修辞格、象征性、隐喻性等感受性语言增多，繁复的意象及其象征性、暗示性语言添加，美学层面颇具幽默感的反讽手法大量使用，诗歌由此变成矛盾修辞格、隐喻和反讽的语言世界，不再是浅显明白的诗。

　　用词和结构的新实验

    “西南联大诗人群”还探索现代诗文字语词的活用可能，在句构、诗行方面进行新实验，追求诗歌语言的张力美。在《诗八首》中，关于“火灾”意象的运用，“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中“制造”一词的使用，“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的用“言语”来“照明”，“疯狂在温暖的黑夜里”的“温暖的黑夜”以及“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的“子宫”的出现，就是穆旦的“许多人所想不到的排列组合”，这是穆旦文字活用的重要实验。《赞美》更是穆旦在语言文字上有所追求的典范。“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诗的第一、二句是工整的对偶句，但在文字、语词排列上却有意制造“谬误”：把“起伏”这一动词与“河流和平原”并置，把“村庄”和“鸡鸣和狗吠”的声音放到一起，把“山峦的起伏”和“密密的村庄”的中心词故意调换，“走不尽”与“数不尽”两次重复性对称，就极其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在诗歌语言文字上刻意追求的迹象。像“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这类很西式的状语分离式构句法一样，《赞美》甚至极尽现代句构建设之能事：诗的开头的2个对偶句、4个“在”字句、4个“是”字句和5个“我”字句顺次排列的组合，融合了西方现代诗诗句句构建设的经验（如复杂的状词句、定语句的分离与糅合）：主动句和状语句杂糅组合；用了惠特曼等现代自由体诗诗句常用的平行与排比句句法；散排的4个“是”字句和5个“我”字句交错排列，就极其确切地造成了诗首这种倾诉性抒情氛围的节奏感。

    在诗行建构上，郑敏的《金黄的稻束》、辛笛的《刈禾女之歌》等是典范。这些诗歌诗行排列的结构性特征——诗的行、节数量配置，行的字数、长短的有意性与随意性，诗行分割的有意性与随意性，都极具张力美。其一，用印刷上的“浪费”反衬诗歌用字的凝练；其二，留白，以虚当实，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其三，诗句有意分割、跨多行，以示强调；其四，长短不定，以显层次感、错落感；其五，通过押韵、对偶、分割和碎化，显示节奏的缓慢、快速、滑顺或滞涩。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在此，议论性诗歌语言、修辞暗示手法、标点符号运用以及结构方面的实验，充分显示了现代诗语言的独特魅力。如何看待现代诗中出现的这种语言现象？它对于现代自由体诗建构有何意义？这就是自由体诗的“散文美”的体现吗？对此，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自由体诗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之后华语现代自由体诗的几个高潮，如我国台湾现代诗、大陆朦胧派诗和马来西亚华语诗等当代诗创作，都受其语言探索与实践的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艺术事实。（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