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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一年，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的《寻路中国》可以说是在中国读书界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本书，《寻路中国》获得10万册的销量，拿到一系列图书奖。而在此之前，彼得·海斯勒的书只在一个很小的读者群里流传，他用英文写过三本关于中国的书，《江城》(River Town，2001)、《甲骨文》(Oracle Bones，2006)和《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2010)。日前，《江城》一书的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而其作者彼得·海斯勒目前也已开始在开罗定居工作，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涪陵，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城，彼得·海斯勒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江城》这本书就是作者彼得·海斯勒对这段特殊经历的记录和思考。“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彼得·海斯勒在《江城》的序里说。所谓全新的人，彼得·海斯勒指的是，他的写作梦想居然通过涪陵实现了，而且他之后的十年生活以及写作，与中国这个国家紧密相连。其实在涪陵的岁月里，彼得·海斯勒已经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去年，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在大陆正式出版，从年初读者的热烈反应，到年底获得一系列图书奖，何伟（彼得·海斯勒）这个名字被谈论了一整年。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介绍，《寻路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卖掉了10万册，而且还在不断重印。而中文版的《江城》，一经面世就开始加印，一个星期不到就印了5万册。

　　对于中国读者对他和他作品异乎寻常的反应，彼得·海斯勒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冷静地说：“他们这些反应的对象更多是中国，而不只是我这本书。” 他在《江城》的序言里也说，“说起《寻路中国》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才是最令我感到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

　　在国内引发热议说明  “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信”

　　东方早报：《寻路中国》在中国出版至今将近一年，它在国内获得了很多图书奖，它的读者有学者也有普通公司白领、学生，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也很相近。你怎么看这本书在中国引发的热议？

　　彼得·海斯勒：我认为，他们这些反应的对象更多是中国，而不只是我这本书。如果这本书是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也就是我刚刚开始在中国生活的那个时候，我不认为读者会有现在这样的反应。中国人的观念在这些年里改变了很多。现在有更多的中国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外部事务的联系也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信心。在过去，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常常会引起中国人本能的敏感反应。但现在的中国人更有自信心，也经历世面了。对于中国读者那么强烈的反应，我备受鼓舞，不只是因为我是这本书的作者，而是因为我关心中国这个国家。

　　东方早报：去年你来中国的时候，这本书才刚刚出版，你还不太清楚中国读者怎么看《寻路中国》。如今看来，中国读者完全接受了你这本书，从这个角度看，你认为中国在哪些方面有了变化？

　　彼得·海斯勒：去年我回到中国时，我还觉得不太会有人关注这本《寻路中国》。但很快，我开始感受到各方的反应。我在一些书店做了关于书的活动，来的读者都非常棒，他们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我与很多记者做了访谈，他们对我写的东西也都非常了解，也很感兴趣。这些都让我非常意外，所以我很快就意识到，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和反应都建立起来了。

　　东方早报：那么美国读者呢？比如这本《江城》是你写的第一本书，它在美国出版的时候，美国读者是什么反应？

　　彼得·海斯勒：美国读者对《江城》和涪陵的反应是慢慢建立起来的。2001年，《江城》在美国出版，那个时候的美国读者对中国还不感兴趣。那时候的美国读者只对狭隘的中国政治感兴趣，在他们眼里，中国跟共产主义画等号，感兴趣的事情也只有“文革”等。我的书不直接谈政治，我也没有为书做巡回宣传，所以一开始销量也不高，但我这本书就属于美国人常说的那种“口碑书”。有一些人读了很喜欢，然后他们就会告诉其他人。这本书的销售不依赖于广告宣传，而是时间。《江城》在第一年卖得还算可以，到了第二年，《江城》就开始畅销了。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
 
　　写《江城》是在记录历史

　　东方早报：回到《江城》，在你看来，《江城》里的涪陵代表了中国的哪一部分？

　　彼得·海斯勒：我一直认为涪陵是中国小城市的典型。它并不算最穷，但也不富裕，有些封闭，这就是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在那个年代的现状。人们不太和外国人接触，坦率地说，人们接受的教育也不高。但这些中国人都非常朝气蓬勃、非常聪明。我对他们的果断和干劲印象深刻，也受到我那些学生的鼓舞。这些才是《江城》这本书的核心和主题，尤其是我教的那些年轻人。我很快意识到，这些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代，他们出生于“文革”结束的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长。他们教会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所有这些，我都想在这本书中有所反映。

　　东方早报：现在再看《江城》里的涪陵，让我感觉那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中国了？你怎么看这一高速变化？

　　彼得·海斯勒： 就像我在书的前言里说的那样，现在的涪陵已经完全变了个样。但这个城市的很多内核还在，其实包括整个中国也是如此。1996年到1998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变化的轨迹还是可以找寻到的。我相信重新去看“那些年”是有益的，这是理解中国在哪些部分发生变化的钥匙。在涪陵发生的变化同样在许多小城市上演。从某个角度讲，我写《江城》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记录历史。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时期，我要去记录我所感受到的那块地方的变化。我希望中国人能对这个视角感兴趣。

　　东方早报：在《江城》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细节描写，比如无处不在的政治标语口号，你是怎么把这些中国特色的细节，包括标语口号转译成英文介绍给美国读者的？

　　彼得·海斯勒：生活在涪陵的那段时间，我很仔细地记了日记，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写那本书的计划，但我知道，将来迟早会成为作家。我要去了解中国。所以，记下每天遇到的事情很有用。在那时候，我也开始学习中文，我会记下在学校和城里看到的中文。而有的时候，我会问我的家庭教师，这些标语口号是什么意思，我发现这是学习中文这种语言的最好方式，我也通过这种方式理解中国文化。

　　东方早报：我相信这样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转译的过程，其中肯定有不少错误，甚至误解。

　　彼得·海斯勒：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过程，所以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错误，因为我的中文还不够好。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困惑，尤其是因为方言而造成的误解。其实误解也是这本书的一部分，任何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所以，就算这本书在很多方面有些错误，但这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在涪陵生活的真实感受，包括误解。

　　花时间记录文化碰撞  关注一个人、一个地方

　　东方早报：《江城》里最让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可能是所谓的文化碰撞，就是你初到中国时遇到的那些困惑。对我们而言，也有“猎奇”的意味在里面。你现在因为工作原因住在开罗，在中国遇到的文化碰撞是否也同样发生在开罗？

　　彼得·海斯勒：是的。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有更多不同。在涪陵的时候，我的生活其实非常封闭，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外国人，那个时候也没有互联网，也不能通过电话与美国父母联系，因为太贵了。在涪陵的人们也不太习惯于跟外国人接触。他们会在大街上向我喊叫，无论我在哪里都可能围着一群人。在我学习了中文之后，我意识到，他们的这些反应更多的只是好奇，他们其实很友好。但实事求是地说，在最初的日子里，我还不太能讲中文，他们的这些注意力让我觉得不太友好。这些都让我很失落。

　　而在开罗，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人们不太注意外国人，他们见得太多了。在语言上，我也没有问题。在学中文的时候，就算学了三四个月，我还是很难用中文进行基本的交流。就算我在涪陵说上几句话，他们也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而学习阿拉伯语，进度则快多了，我早已经能用基本的阿拉伯语和他们交流了，甚至跟他们谈论政治。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在开罗的生活也不算粗陋，因为我住在一座很好的公寓里。这里的生活也不封闭，可以随时和美国、中国的朋友联络。我在这里很忙，要学习阿拉伯语，做报道，还得照顾我两个年幼的女儿。我太累了。从去年9月以来，我还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我已经有两年没有休假了。但我知道，几个月后，一切都会慢慢变得容易的。

　　东方早报：目前你在埃及，同样经历历史性的变化。作为记者和写作者，该怎么处理这种变化呢？

　　彼得·海斯勒：在埃及所看到的变化比在中国更为猛烈。这里依然动荡不安，各种坏消息接连而来，人们现在都非常困惑、充满疑虑。许多人还相信，军方正在预谋推翻民选政府，也常常听到人们说，穆巴拉克和其他官僚在牢中依然控制着政府关键部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但也很难去指出哪些是可信的。

　　在这里，我认为作为一名写作者能做的就是去发现那些眼花缭乱的观点。去花时间关注一个人、一个地方，看人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到这里后，为了写我第一篇文章，我有两个星期每天拜访清真寺，甚至是在一些充满暴力冲突的危险地带。我观察到在清真寺的那些团体对外界压力的反应。这也是我在中国时做的事情——在涪陵我住了两年，有两年时间多次考察丽水。现在只是我在开罗的开始，我不确定我会在这里待多长时间，但我有目标——试图通过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去理解埃及。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