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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在燕南园61号的家中

   北京大学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17幢住宅，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此地因居住了洪业、翦伯赞、江泽涵、周培源、马寅初、陈岱孙、冯友兰、朱光潜等学术大师而成为学子们心中的胜地。《燕南园的大师们》（肖东发、陈光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展示了这些大师们的风骨和智慧。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仁之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仁之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燕京大学被封，学生被驱赶出校。紧接着，司徒雷登、夏仁德、洪业等二十余名教师和学生相继被捕。侯仁之本已避往天津岳父家，也被押回北平。

　　他们先是被关在位于沙滩的原北大红楼。与侯仁之同牢的是燕京大学学生孙以亮——即后来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一个多月后，因为日寇找不到更重的罪名，学生们获得释放，而侯仁之等11位燕大教职员工被转移到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继续关押。

　　牢狱生活残酷而艰苦，年老体弱的邓之诚老师因冻饿致病，侯仁之偷偷调换铺位，移到邓之诚旁边，把自己的衣服给老师盖上御寒，晚上则紧紧地贴在老师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老师。

　　直到1942年6月，由于无法查实这些人的抗日事实，日寇将他们分别判处缓刑，予以释放。侯仁之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出狱。他前往天津岳父家中与家人团聚，并见到了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其时其情，永难忘记。

　　侯仁之在天津三年，边在学校教书，边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相继写出了《天津史表长编草例》、《北平金水河考》等论著。但是，根据洪业老师的嘱咐，为了不被日寇利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予以发表。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三天后，刚被释放的司徒雷登便召集洪业、侯仁之等5人开会，决定马上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司徒雷登提出：原燕大的教职员工，凡是在沦陷期间丧失气节、为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10月10日，燕大开学典礼在大礼堂隆重举行。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3年零10个月以后再一次敲响了。
　　1946年8月，侯仁之又开始他的“长跑”了———这次“跑”得远：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投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教授门下。由此，他正式迈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三年以后，侯仁之的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侯仁之回到北京。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侯仁之亲眼看到那些著名的革命领袖与社会各界的代表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耳听到毛泽东庄严地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一刻，他浑身热血沸腾。当天晚上，侯仁之刚回到燕园，便被簇拥进了大礼堂。他回忆道：

　　燕京大学的人非要叫我做报告不可。在大礼堂，灯全都灭了，只有一个电灯照着我，叫我一个人站在台上讲。那么多群众出来，那么多！你看过去受压迫，受迫害，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大家多么高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就回来了，我激动极了！那天把我的感想在大礼堂讲了，大家和我一样激动啊！

　　侯仁之返校后先是担任副教授，很快又升为教授。由于燕京大学没有地理系，因此他仍然回到历史系承担地理课的授课任务。

　　1951年，他全家搬到燕南园，住进61号楼。61号位于燕南园的西南角，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北面是小路，其他三面都是绿树葱郁之地，环境十分幽静。这小楼住了两户人家，属于侯仁之的，是靠南的房间。楼下有一个不大的客厅，还有厨房；楼上是书房和卧室。在侯仁之之前，住在这里的是原社会系主任赵承信。当年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们被关在一个牢房，曾经以监室为“课堂”，互教互学，以苦为乐。那段难忘的“狱友”经历，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居然先后是同一座住宅的主人，也真是一段难得的机缘。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的成果是辉煌的。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草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

　　侯仁之曾说：“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

　　“行路”自然要“跑”，侯仁之“跑”得上瘾。比如，从1961年到1964年，他每年暑假都要到西北考察，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1965年暑假，他仍打算要到沙漠地区去的，因为一些临时的工作而改变了计划，后来开始参加“四清运动”。不料，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切工作都戛然而止！
　　“文革”十年，是侯仁之经历的第二次人生大劫难。批斗、挨打、游街、劳改……历尽磨难。侯仁之是个犟脾气，自然被打得厉害。张玮瑛专门给他准备了一条老式的“抿裆裤”，裤裆深、腰身高，这样可以保护后腰，不致在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
　　1969年。侯仁之被从“黑帮大院”放出来，前往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他回忆道：

　　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常干。

　　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时候，忽然间那边着火了！隔着一条小河，旷野没人，冬天都是干草，着火了嘛。大家都去救火。我一看从小河趟水过去得了，近呐。他们都从旁边跑，我一个人一下子就从河里趟过去了。结果，把我批斗了一番！

　　从“文革”开始至此，侯仁之经受过无数次批斗，惟有这一次他是心悦诚服，充满感激。他的确该批。批他是为他好，为大家好！

　　那河水是趟不得的。水里有血吸虫！

　　在人生最艰难的这个阶段，侯仁之仍然坚持跑步———他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他要活下去！

　　“四人帮”垮台，侯仁之重新投入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年逾八旬，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这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乐趣。他不光在国内跑，还要往外面的世界跑，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他“跑”得真带劲！

　　时间进入21世纪，侯仁之已是九旬之人了，他说：“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庶几可多干点活。……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他干的“活”可不少：他的历史地理学“四论”，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至二集以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他在城市历史地理及沙漠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探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因促使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而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曾经评价侯仁之“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是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