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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按语：他，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提出散文诗需要一场美学“突围”的诗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突围”理想，告别诗坛负笈东渡，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PH.D.）后于2002年归国任教，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他，依然对散文诗怀抱痴心的热爱和先锋实践。他，是中国现当代第一个散文诗写作群体“我们”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其写作被视为近年散文诗写作中最具有突围意义的几人之一。在这世俗化充斥生存一切领域的时代，他生命的光亮如何照进一种几十年来不太被文坛主流话语重视的文体之中？而散文诗，又是如何敞开这位诗人内心那片哲思的风景？他，就是当代最受关注的著名散文诗人之一：灵焚。

灵焚简介：本名林美茂，男，学者、散文诗人，1962年初出生于福建福清，现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曾受聘于日本东京大学等多个大学客座研究员，出版有散文诗集《情人》、《灵焚的散文诗》、《女神》等，另有哲学论著《灵肉之境—柏拉图哲学人论思想研究》和译著《欧洲的公与私》（与徐滔合译），并与我国日本哲学著名专家卞崇道前辈一起主持翻译一套《公共哲学》系列丛书10卷等。学术论文和散文诗作品散见国内外各种期刊、杂志，曾获多种不同文学奖。

    陈培浩：灵焚老师，你好！请问你的笔名是怎么来的？你的书中谈到人类灵魂永恒的漂泊和对归家的渴望，是不是你常感到一种灵魂被燃烧的感觉，因此才写作并取这样的笔名的？

    灵焚：对我来说，走进写作是一种偶然事件，虽然大学时候最初学的是中文，但是，我的语文、特别是作文并不是最好的，我的强项是历史和地理。但是，在读大学期间，由于青春期的苦闷和情感经验的挫折，为了倾诉，那种不吐无法自拔的痛苦让我与写作相遇了。通过写作，我可以获得倾诉后的平静。不需要具体的倾听对象，文字既是我的诉说工具，也是我的倾听者。进入文学写作状态之后，很快意识到写作过程是一种生命极致燃烧的过程，是心灵的大火点燃着自己的所有文字。所以，我就取笔名灵焚，这笔名最初只是我对自己写作状态的一种说明。那么，进一步思考不难发现，其实，那种燃烧来自于一种本能的渴望所致。这种本能犹如一种乡愁，那么，燃烧自然地指向人的灵魂漂泊的真相。所以，贵报的这种提问基本上触及到我取这个笔名的某些真相。

    陈培浩：东渡日本，学的是什么专业？日本的生活，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是否了解日本的散文诗创作？跟我们国内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灵焚：在日本期间，我重新从大学读起，本科期间学的是东方哲学专业，到了硕士开始转向西方哲学研究。日本的生活，对我的创作其实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但是，还是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因为文化的某些本质差异让我感到灵魂的漂泊除了情感之外，还存在理性的许多要素。特别是在日本开始学习哲学，日本人的学问态度，以及近代两百多年来的学术积累，对我自己的学术态度的形成有较大的启发和影响。我想说的是，在日本的十多年生活不仅仅只是物质（包括肉体）生活上感受一种文化的差异，在精神生活上（主要是学术生活）让我对于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把握，比出国之前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对于许多问题有了比较清晰而多元的思路，通过比较，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母语，即汉字语言的审美性之所在。那么，这当然会影响到我后来的散文诗创作。我认为，诗歌文学的使命除了完成每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主流情绪、主流审美的揭示之外，还肩负着挖掘自己的母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可能产生的崭新的审美性，努力拓展其新的叙事可能性。既然散文诗属于诗歌文学，她需要拥有这种自觉，需要探索母语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审美与叙事能力的重构。这种自觉意识是在我通过与异文化接触之后变得逐渐明确的。总之，国外生活的影响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呈现（因为许多思想在出国之前就有了），而是一种间接的、潜在的（即对许多原来模糊的思考有了清晰的思路）形式融化在我后来的创作追求之中。
    因为我在日本期间，学的是与日本无关的专业，由于生存与求学的艰辛，我无暇抽出时间专门了解日本的文学界，当然对于日本人的散文诗创作情况我了解得也就不会很多，但是，基本情况还是知道的。比如，对于散文诗，日本人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不把散文诗与分行的自由诗（即我们所说的“新诗”，日本人称为“自由诗”，“口语诗”，或者“现代诗”）区别对待，都归入自由诗领域，有一些作者明明写的是“散文诗”，而不承认自己在写散文诗，只说自己写的是现代诗。还有一种观点明确地把散文诗从自由诗中独立出来，甚至认为散文诗是现代诗中最高的诗歌表现形式，并且断言“现代是散文诗的时代”。根据我的看法，日本的诗歌界与我国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日本没有专门写散文诗的诗人（中国却有很多几十年只写散文诗的重要作者），一般都是分行新诗和散文诗都写，有的作品是分行新诗，而有的作品是不分行的，并自觉地认为写的是散文诗。2，没有一个专门刊登散文诗的杂志（中国却有两家：《散文诗》和《散文诗世界》），也没有编辑出版过散文诗选集。3，日本诗人和文论家没有人觉得散文诗是亚诗歌，比如，日本当代最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之一北川透就承认散文诗，并写了大量的散文诗（而中国主流文学却一直不承认散文诗的“合法性”，一直看不起散文诗），所以也就不存在诗人们矮化散文诗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在自由诗中最高的诗歌是散文诗（比如，日本自由诗奠基者萩原溯太郎）。

    陈培浩：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在社会边缘化了，诗歌成了文学的边缘，而散文诗则又是诗歌中的边缘，你认为何以人们对散文诗的关注度不高，又是什么让你如此痴迷于散文诗？

    灵焚：首先要纠转正你们的问题，“人们对散文诗的关注度不高”中所说的“人们”，应该是专指有层次、高明的读者，即对于诗歌艺术具有鉴赏高度的人，而不是大多数一般的人。其实当代诗坛的现实是，散文诗的读者远远多于分行新诗的读者，可以说一般的读者对于散文诗的关注度远比分行新诗高，这就是散文诗杂志的发行量比一般的诗歌刊物来得多的原因之所在。
    那么，高明的读者为什么对于散文诗的关注度不高呢？我想其原因应该有历史、现实、以及散文诗这种诗歌体裁本身的特殊性三个方面。从历史来看，散文诗自《野草》之后，到50年代为止，基本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家、诗人进行过探索性的创作。散文诗从诞生开始就基本被边缘化了，不像分行新诗那样，探索者一代又一代涌现，而散文诗基本上属于作家、诗人在写作中派生出来的副产品，即使《野草》也基本是如此诞生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甚至可以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散文诗创作中出现的浅表平面叙事、单一明朗抒情的颂歌体主流写作，这种写作风格几乎成为散文诗的美学标准，虽然从80年代开始有耿林莽、李耕、许淇的作品脱颖而出，却仍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散文诗作者们受到上述政治美学之简单、浅白、矫情、无病呻吟写作风格的影响。这种作品不可能受到高明的读者和有审美高度的文论家关注的。从现实来说，由于散文诗作者总体素质偏低，加上浅表审美滥觞的影响，造成了散文诗这种体裁被一些庸俗、无能的投机性作者利用，几十年来很多情况下散文诗是一些末流作者以此获得并保持自己文学身份的“避难所”。自80年代以来，甚至被一些庸俗之辈用来搭建挣钱平台的美丽借口。散文诗写作者越来越多，而好作品却凤毛麟角。利用一些附庸风雅者以及新作者想发表作品的心理，通过散文诗“好写”的鼓噪，实现了一些用钱购买名声的作者的俗梦。那么，那些大量生产的中学生作文水平的文字，怎么可能得到有眼光、有创作实力读者和作者的关注呢？至于第三个原因，这是必须认识与强调的一种重要原因，那就是散文诗是很难写得好的诗歌体裁。要写好散文诗，需要作者很高的综合文学艺术素质以及深厚的学识和素养。纵观中外文坛，留下好的散文诗作品的人都是在其思想和艺术达到极高境界之后才写散文诗的，那是因为散文诗是作者的才华、思想与深度的试金石，它像一面镜子，作者有多少东西就会呈现多少。从大的特点来看，分行新诗是一种隐藏的艺术，而散文诗相反，是一种暴露的艺术，也就是说分行新诗的作者，由于分行新诗的隐藏性，通过所谓跳跃性，不尽言的“合法”掩护，使作者本来并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思想、情感、认识，在别人看来仿佛拥有那样深度，可以让评论家说得头头是道，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深刻的东西。但是，散文诗不能这样，没有那么幸运，她需要展现的东西必须深入挖掘、呈现，不能故弄玄虚，自己有多少东西自然地暴露在读者的眼里，如果作品没有什么深厚的内蕴，读者是一览无余的。这就对于作者的境界、学识、思想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诗歌作者，即使尝试过散文诗，也往往知难而退，避难就易了。特别是许多作者的写作动机并不崇高、成名的愿望、尽快被认同的心态是文学界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散文诗当然就容易被冷落，散文诗犹如一位高贵的公主，由于家道过于贫寒，长期以来被那些卑俗者们关在破落的自家小院子里，那些人俨然以主人的身份以庸俗与自卑把她戏弄得衣不遮体，褴褛不堪了。我之所以对于散文诗一如既往地痴迷至今，与看到散文诗的这种不公平的境遇有直接关系。我曾经多次说过，散文诗在中国的境遇，犹如“一只老虎被人们当做猫来养”，几十年来她成了一些末流文人为了附庸风雅圈养的小宠物。

    我的写作刚开始是很无意识的、偶然的，前面说过，来自于一种倾诉的、获得倾听的需要。很快就遇到了散文诗，散文诗才能满足我饱满地敞开自己，绽放自己，让生命的苦痛与燃烧达到极限状态。可是，同时很快就感到越写越难，要写好散文诗实在太难，没有饱满的生命经验，深厚的思想内核，自己的审美预期根本无法达到。所以，我在写了几年散文诗后毅然搁笔，踏上了学问的旅途，并选择了哲学。痴迷，正因为认识到了她的大美与大境，而自己却不具备驾驭与抵达的条件，所以，产生了近乎疯狂的与之共舞的燃烧的爱欲。柏拉图哲学所阐述的关于爱欲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散文诗的“高贵”，她只会向灵魂的“高贵者”委身，那么，我坚信，对于靠近她的一如既往的神圣追求过程，就是自己的灵魂逐渐净化、逐渐趋近高贵的过程。当然，至今我也没有达到。也许这一生都到达不了我所追求的散文诗的那种深度与高度，达不到她的“高贵”。也许正是痛切地感到可能达不到，反而更加痴迷吧！

    陈培浩：你似乎谈到过散文诗与哲学的联系，请你谈一谈这个问题好吗？

    灵焚：这个问题与上面的内容有些关联，也就是要如何解决散文诗难以写好的问题。散文诗需要作者坚实的思想，这些思想离不开哲学的思考力量。其实，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需要哲学作为它的基石。然而，散文诗尤其如此，因为散文诗的篇幅比小说、散文等来得短小，要在有限的文字里尽量呈现出宏大的叙事，深邃的思想，没有哲学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在日本，散文诗甚至被当作思想诗。可以说散文诗是最浓缩的思想晶体，是各种文学、艺术体裁的综合技巧的融合，哲学所具有的思辨性、提炼性等因素可以让散文诗实现这种要求。还有，散文诗的美学特质中的场景性、情节性、细节性、叙事性、寓言性、象征性等，如果没有哲学思考，就很难做到以最少的文字，甚至通过一种语言、意象的选择，通过语言、意象的哲学性意味的重构，实现最大的审美与思想的张力。所以，散文诗不能满足于所谓的“哲理”片断，应该做到“哲思”的博大与恢宏。必须具备宏大的结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哲学思考融入才能完成预期的抵达。

    陈培浩：你们近年来组成了一个叫“我们”散文诗的写作群体，你们倡导什么样的散文诗呢？

    灵焚：“我们”的全称是“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我们”是群体命名，“北土城”是成立地点的指认。这个群体成立于2009年3月14日，在网上公布时间是同年的4月17日。现在参与者达到近200人。其实“我们”属于一种很模糊的组织，“我们”没有宣言，只是向人们表明一种写作“态度”，更没有什么主席、会长、理事、会员之类的名堂，“我们”只是一群愿意参与散文诗美学探索者的交流平台。“我们”没有绝对固定的成员，与“我们”联系，表明认同我们“态度”，并具备为人为文品质的作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然后，只要写出好作品，“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无偿地向杂志推介。在“我们”中不存在“名人”，不存在作者的有名无名之别，“我们”只看作品，作品是唯一的名片。“我们”把一些“我们”认为好的作品，编选后推荐给杂志，通过纯粹的探索、交流，共同促进、提高散文诗的写作水平。如果说“我们”的最大特点的话，那就是积极引领有勇气的散文诗作者走出狭隘的、自我划定的“散文诗人小圈子”、克服散文诗自我封闭意识、自卑意识，虚心向分行新诗学习、交流，让散文诗走进当代文学大背景的前台，接受其他体裁的作者、接受广大读者审视与检验。
    “我们”首先是对散文诗作为诗歌文学的一部分进行了归属性的再确认。因为仍然有一些作者、杂志编辑把散文诗归入散文的范畴。“我们”明确地将散文诗作为诗歌文学来把握，坚持散文诗属于现代汉诗（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追求散文诗与分行新诗一起，构成现代汉诗的左右两轮，或者“左右两翼”（邹岳汉语），通过作品探索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演变的各种可能。“我们”提出了“大诗歌”的概念，从直接意义上说，与这种关于属性问题上明确“我们”的美学态度有关，“大诗歌”的提出首先是要强调散文诗是现代汉诗的一部分。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我们所提倡的“大诗歌”，不仅仅只是一种体裁概念的归属指向，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我们”对于诗歌作者与作品的情怀、视野、境界的高度，以及责任、担当意识的自觉追求的倡导。散文诗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停留在所谓的“小感触”、“小哲理”上徘徊，应该进行大情怀、大悲悯、大视野、大意境等宏大叙事与深刻哲思等探索、追求，建构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表现形式的高度美学特质。除此之外，“我们”还倡导一种“意义化写作”的自觉追求。当然，“意义化写作”与我们对于倡导“大诗歌”理念中关于责任与担当意识有着深层意蕴的关联，而直接的问题意识是要对于近年来诗歌写作中出现的责任的恍惚，写作意义的消解，从而造成读者的反感，加剧当代诗歌的边缘化等现象进行矫正，所以，“我们”提倡散文诗写作应有“当下性”意义的追求与自觉。总之、“我们”散文诗群所倡导的散文诗，除了追求现代汉语的语言诗意审美性挖掘之外、还努力追求自觉承担当今商品社会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中对于建构崇高的现代精神的审美性引领。

    陈培浩：你的散文诗实践被认为是最具有“突围”意义的，你认为这种突围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灵焚：这个问题可就把我难倒了，要自己评论自己的作品，真的有些不好说，不注意就会招来自诩的谩骂。所以我觉得灵焚的散文诗是否具备“突围”的意义还是让别人、让历史去说吧！我在此只能简单谈谈我的创作追求问题。
    所谓“突围”，首先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处在某种被围困的状态之中。我初涉散文诗时候，“黎明散文诗丛书”先后出版，“黎明散文诗函授中心”在全国招生，据当时参加函授的一个文友说，学员有三、四万人，不久，由柯蓝等前辈发起组织的中国散文诗学会也成立了。散文诗创作的“繁荣”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了。可是，从各个杂志以及新创刊的《中国散文诗报》上发表的作品看，始终找不到多少自己想读的作品。无论“黎明”丛书中的任何一本，还是新发表的许多作品中，很难找到可以与《野草》中任何一篇相提并论的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很失望、也很失落。所以，我与当时的“繁荣”保持着一种距离。除了跟自己认定是当时写得最好的耿林莽、李耕等少数的几位前辈保持书信交往之外，我的作品基本都是在写分行新诗的朋友中交流。我深深感到自己作为散文诗作者，包围着自己的是整体主流话语中泛滥的简单、狭隘、肤浅、无病呻吟的声音。自己既然不满意这些，那么，自己能写出怎样的作品呢？这是我当时最苦恼的问题。所以，我就自觉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求散文诗的表现深度的探索，努力用散文诗写出具有诗歌的审美高度、呈现思想深度、并能够发出切肤之痛之生命力度的作品。由于这种自觉的追求，让我很快就意识到要写好散文诗的巨大难度。并不是我要提倡“难度写作”，而是散文诗的深度思想性呈现与立体审美性建构的探索，让我意识到要达到自己的预期，这种写作具有极大的难度。这也是我后来搁笔十多年潜心读书求学，并走上学者道路的原因之所在。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已经具有了“突围”的意义。但我确实在散文诗的审美高度、思想深度、内蕴宽度、写作难度上长期进行着自觉的追求与探索。
    陈培浩：你在《女神》这本书中说过“我想把这部作品作为自己三十年来散文诗美学实践与关于生命问题思考的总结，然后回归‘正业’，回归潜心学术的时间。”灵魂的焚烧和召唤使你写作，你觉得你真能抵制这种召唤吗？或者是你觉得内心里已经没有这种召唤了？

    灵焚：这个问题让我再度直面自己的困境。我的写作确实产生于灵魂涅槃的过程。生命的渴望、苦痛与燃烧让我的灵魂经常处在一种本能与召唤的撕咬状态之中，通过散文诗写作，让我能够获得生命鲜活的确认。本来诗歌文学与哲学思考在本质上并不冲突，相反，应该说它们是一致的。但是，哲学思考与哲学研究与从事诗歌创作，两者所要求的现实生存不太一样，研究者必须过一种极其严谨的、有规律的日常生活，需要大量时间研读原著、阅读研究文献。可是，诗歌创作生态更适合一种散漫的、无序的时间驱使方式。也就是说，诗歌写作所需要的生存状态与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生存状态是极其不同的。由于这种生存状态的冲突构成了我在现实中疲于撕裂的两端，造成了学术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好，诗歌创作也不能全身心投入，从而让自己两边都对不起。为此，我经常面临着一种取舍的困境。但是，真的要放弃散文诗写作，放弃自己的诗歌梦想，现实行动起来确实极其困难。近一年来，我正在戒毒一般“戒”自己的诗歌创作冲动。但是，还是无法完全“戒掉”。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够“戒毒”成功，可是，最终结果如何还真的不得而知。也许正如你们所质疑的那样，我最终仍然无法抵制缪斯的魅力召唤，继续会让一群灵魂的花豹劫持本来应该安分于学术的大部分时间。

（注：本文原发于东莞时报，本网转发时有增补修改）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