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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老走了……”

　　当我接到费老费孝通先生家人的电话时，一片茫然。

　　2004年年底，我在北京参加民盟中央委员会，已准备去医院探望费老，可因时间误差，未能成行。巴望着春天赴京再拜望，并幻想：春阳和煦，透过窗户，洒在费老那丝丝银发上，我在倾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真没想到，2005年春天，费老走了。

　　无限遗憾，无限怀念，使我不禁沉浸于往事的追忆中。

　　那是1995年3月19日，我接到民盟中央宣传部周昭坎先生的信，费孝通副委员长可安排于两会开幕前夕接见我。自那次赴京见到费老并聆听老人家教诲至他去世有10年，在10年中我数十次拜望费老，他睿智的谈吐、爽朗的笑声、儒雅的风度时时出现在我的精神生活里。

　　1995年我为费老塑了一尊头像，先生题道：得其神胜于得其貌。

　　2001年杨振宁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中有：费孝通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我多次听过他的课和演讲，吴为山所塑的“费孝通”比真人的费孝通似乎更像费孝通，开朗的面貌、幽默的谈吐和乐观的精神都给刻画了出来……

　　这尊青铜塑像自1995年问世后，曾去过美国、欧洲和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巡展，而今永久陈列于南京博物院“吴为山文化名人雕塑馆”。我与费老的交往，就是从这尊塑像开始的。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多元，年轻人崇拜大款、歌星，而那些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却被忽略。有感于此，我试图以创作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系列雕塑来引导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当时已塑过鲁迅、陶行知、齐白石、徐悲鸿等。曾经推荐我为吴作人先生塑像的周昭坎先生建议我为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塑像。当然，这是我极为乐意的。我父亲听到这消息后，也多次打电话嘱咐我要认真研究费孝通先生，因为费老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学术、他的社会贡献、他的经历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状态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城镇建设理论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我父亲是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对费老的了解和评价也反映了人们对费老的崇敬。记得1995年3月，我接到周昭坎先生的信后就去了北京。3月的京城依旧寒冷如冬，而费老家中却春意浓浓。费老那谦和的笑、那长者的慈祥使我感受到大家风范，感受到一个融通中西古今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费老说：“塑像，要抓住神。所谓神是指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孔子时代、苏东坡时代、鲁迅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特征。这就是时代精神在具体个人上的反映。”费老对“神”的理解超越了个人特征，上升到人类历史、哲学的高度，这使当时习惯了在个体“神态”、“神气”、“神情”、“神韵”层面探索的我，茅塞顿开。中国历代画论都把“传神”作为表现人物的第一要点，其要旨是表现特定人物的个性及其在特定情境下的神韵。而费老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则更为宏观，是站在相当的高度对文化的归纳、概括与总结。费老接着说：“对于历史来讲，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当年刘开渠先生欲为我塑像，我也是这么想。”

　　在谈话中我深深领会到他对自己“形”的忽视。“人总是要走的，我走了，问不了那么多事，我的像后人去评。”

　　渐渐地，我们似乎把握到什么，费老的笑中蕴含着宽广与豁达，随和恬淡而进入化境。在倾听费老谈话的过程中，我眼前幻化出一尊巨大的青铜头像，微笑着，头略仰，仿佛在社会调查的田野望着巨变中的中国乡村城镇，又在思索着富民强国的新问题。

　　费老谈兴正酣，深情地讲到姐姐费达生：“她一生是为人民的，我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文写道，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蚕桑事业……”从费老的话语里我能体会到他对姐姐的感情不仅是亲情，更多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那份共同感情。临别前，费老握着我的手说：“一个人一生中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望你长期做下去。”

　　不久，费老的塑像完成，我着力刻画了他的“微笑”，那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感情形象。那是嘴唇正吐言或者处于停顿之时的特有的表情，我观察过，先生那停顿的瞬间，往往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而后先生妙语连珠，令人叫绝。当费老看到自己的塑像时，拉着我的手说：“不简单，不容易！”而后亲笔书就“得其神，游于艺”以赠。

　　费老的认可令我何其鼓舞，对一个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我越来越觉得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的重要。这对于我后来创作的杨振宁、吴健雄、陈省身、钱穆、钱伟长、匡亚明等一系列杰出人物多有帮助。我回想起费老在我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一番话：“为山要以我为模特儿塑像，其实，我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年轻人一个发展的空间。现在大家追求美，很多杂志以美女做封面，我这个老人美在哪里？我不知道。为山塑我，我知道他喜欢知识分子的味道……”费老的话意味深长。带着对费老的敬意，也带着对费老多次谈话里和文章里所推崇的人物费达生的仰慕，在做好费老的雕像后，我又准备为费达生老人塑像，因此我去吴江拜见了这位百岁蚕桑专家。老人整天手扯蚕丝，还纺丝织布，这位早年呕心沥血致力于中国蚕桑教育的专家，其生命与事业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我塑的《费达生》铜像落成时，费孝通先生和费达生先生均亲临仪式，一代中国优秀姐弟知识分子与铜像在大学校园里、在秋阳的映衬下更显学术之树的常青。在致辞中，我写道：

　　我深深地被费达生老人高洁的人格、纯美的性灵和无私的敬业精神所打动，她具有典范意义，是我们做人的楷模。历代传说及文学的加工，使得黄道婆原型之上更多地具有了人们想象的光环，而费达生老人的业绩是可见可感的。她是我们时代的黄道婆！因此，我又生发出用雕塑手法来表现这位令人崇敬的长者形象的念头，这也与费孝通先生的愿望不谋而合。在世纪之交，这一愿望化为艺术，铸成青铜，并连同圣洁的汉白玉底座永远耸立于苏州大学这片人文精神丰厚的绿土上。

　　关于这尊像，我先后创作有三种不同的模型，其初稿是一件模糊的泥塑，但神韵气息我更觉得是费达生先生。第二稿是比较写实的，费孝通先生曾在泥塑下方用刀刻字，第三稿就是后来落成的塑像。因第一尊稿鼻眼模糊，我未曾请费老看，只是印在我的雕塑集上。可费老翻阅画册时，突然若有发现，也许是作品中传达的那股神气吸引了他。他激动地指着画册那一页：“这是我姐姐！”他是更认可这件模糊的作品。2001年秋，吴冠中先生看到这本雕塑集时对这件作品也予以高度赞赏，台湾画家刘国松认为这件作品是传神的代表作。他们均未见过费达生，但那“神”的真切也许正像费老所言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正如王安石诗云：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一朝眉羽成，咬破亦在我。

　　从形向神的飞跃就是“咬破”的过程。一般地讲，看自己亲人的塑像，大多拘于细节；而费老对姐姐模糊塑像的看法，体现了他对艺术的大悟。

　　2000年，我被聘任为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文化讲座教授。正逢费老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我得知后，由九龙清水湾驾车前往港岛费老住处。不可忘记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费老曾作为接收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来香港的情景。这次见到费老，他的精神更爽健。我向他老人家汇报了在香港创作的《母与子》系列雕塑作品。其创作灵感来自母文化情结。费老听后若有所思。是啊，90高龄再度来香港，不正是为着母文化的光大而来吗？费老的文化胸怀是宽广的，他因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所以在历史的纵向、社会的横向坐标上能博览众长，对艺术学的问题也有精辟见解。形与神是相辅相成的。费老在扬眉吐气的瞬间把两者的关系已道得淋漓尽致。这正如他常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化境。

　　费老没有走！

　　他那尊陈列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的扬眉吐气的塑像在我们心中，在历史中……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