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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勇 1968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90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时事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驻校作家，中国新散文领军人物，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已出版作品四十余种，著有四卷本《祝勇作品集》，主编上百种文学、思想选本；曾担任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纪念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我爱你，中国》等的总撰稿。
采访手记
记得是1996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盐市口街边的书摊闲逛，见到祝勇的随笔集《文明的黄昏》，随手买下，那是我第一次读到祝勇的文章。后来陆续买到他写的《行走的祝勇》以及他主编的随笔集《声音的重量》等等，我开始留意这个身材高大、长相英武的北方汉子的文字。
2003年初夏，我和祝勇有了联系。后来他多次来成都，我们就有关散文的很多观点进行了深入交流。新散文，人文随笔，人文地理；批评，消解，细节，以及打开细节使之具有一种流动的、生长的、环绕的特质……那时，他正往返于故宫的宏大建筑与康区的残损碉楼之间，穿梭于湘西古城与蓝印花布之间。——用他的话来说，他近年“主要是行走”。这颇有些类似中世纪的行吟诗人，一路行走，一路向人们叙述沿路捡拾的黑曜石，放出那些吸纳的梦，然后在某个拐弯处突然哑灭。
他不断寄来他的新作、新书。在我的印象里，祝勇具有知识分子的安静气质，文体回环陡转；而他不断对知识予以查漏补缺，这为他的“大地思考”提供了一个展翅的广阔地域。在我看来，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扑出去而忘记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既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诗情结，又道明了一些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才成就了祝勇的思想和散文。
这次见面，祝勇又带来了他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推出的历史小说《血朝廷》。这本书是其代表作《旧宫殿》的续作，不仅仅是对晚清五十年历史的书写，更反思了千回百转的人性与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这是一部特别的历史作品，包含了大胆的想象、丰富的人性、客观的审视，是从多维角度对清末宫廷历史的全新展示。全书分四卷，每卷均以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第一人称对历史进行回溯——作者分别选取了光绪、慈禧、隆裕、李莲英作为叙述人，通过他们的口吻来讲述那些曾经改写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相互之间，有交叉，也有衔接。祝勇以他特有的绵密笔触潜入历史人物的内心，让那些被政治话语遮蔽的爱与痛、挣扎与困惑，重现原形。
以祝勇的年龄而论，不说其所主编的书，单是其写作出版的作品就在四百万字以上，且销量不错，这简直就是奇迹。在望江楼公园的临江茶座间，祝勇淡定地表示：“至今没有任何东西的吸引力可以让我放弃写作。写作是我生命存在的方式。而且，我想把这种方式与成都联系起来。”
成都是一座人性化的城市
蒋蓝（以下简称“蒋”）：你走访过美国、西班牙以及东南亚的不少国家，国内城市去过上百个，对成都的印象如何？
祝勇（以下简称“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来成都。本来是去西藏从事田野考察，但我被成都深深吸引了。我多年生活在北方，没有在一座城市里看到那么多的绿树，以及绿树下的茶馆。这就好像中转站突然变成了目的地，我在成都的巷子里转悠了好几天……我当时就想，何时可以把成都作为自己的一个书房呢？我每年都来成都住上一段时间，多好啊！而这个愿望，今年竟然就实现了。
蒋：从国内水平而言，是不是当时本地经济欠发达的样子，反而为你提供了一个怀旧的场所？
祝：不是。我对那些千城一面的高楼和大马路已经很麻木了。一些人用“大农村”来形容欧洲的城市。相对国内渴望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和动辄就渴望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城市，欧洲的现代化设施显得古老陈旧。但欧洲人和国内农村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作家韩少功曾经有一个比喻：我们是把别人的减肥药，当做了救济粮。这当中不止是一个档次的差距。在西欧旅行时，我渴了，随便拧开路边的自来水龙头就可以直接饮用，国内行吗？
蒋：现在成都已经是你的“季节性书房”，你像候鸟一样每年都来。这里什么最吸引你？
祝：我喜欢走路。可是如今我发现北方的夏季比成都还热。走在北方的大城市里，我经常纳闷：有上百米宽的气势逼人的马路，有豪华的路灯，有光滑到容易让人滑倒的大理石路面，有一望无边的超级广场，为什么没有几个供行人休息的座位呢？为什么没有大树呢？景观树小得就像可怜的门童，真是惨不忍睹……我在天府大道和锦江沿线，在大马路边却看到了浓荫下的“步道”，很是喜欢。
这里需要提到“街道眼”一词。这是一个与城市规划无关的美国女人简·雅各布提出来的。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写了一部对美国城市规划发动猛攻的著作《大城市的生与死》。三十七年之后，《纽约时报》称之为“这或许是城镇规划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简·雅各布有三个重心：唤起人们对城市复杂多样生活的热爱；对“街道眼”的发现；反对大规模旧城更新计划。
我不反对城市现代化。但在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博弈之中，我们应该留意街道，特别是人行道，那是城市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是城市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器官。简·雅各布据此提出“街道眼”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安全感。这不是电子眼和监视器，这是街道之“眼”。来自街道的居民，保障了街道的安全，抑制了犯罪活动。而一个安全的具有公共生活生命力和盎然情趣的街道，也是每个人童年成长的理想环境。长话短说吧，相比起北方城市，成都至今还保留了很多小街道、小巷子，这使得当中的“街道眼”意象较为突出。我在其中获得了一种恬静的亲切，那些左邻右舍的大嗓门问候，也让我很适应。
蒋：你准备写写你对成都的感受吗？
祝：当然要写了！散文是最贴近生活的文体。我会感受“散文成都”的滋润，但我不想成为跑马观花者。一些机构花大价钱邀请名人来写的那些文章，历史从来就证明这是垃圾的制造法，而且无一例外。
文学大省的散文瓶颈
蒋：你主编《布老虎散文》已逾十年，对散文领域十分熟悉，你如何看待四川的文学尤其是散文？
祝：四川历来是文学大省，成都自然是本土文学的荟萃之地。我发现，这里一直就是向中国文学输出活力的据点：巴金、郭沫若等大家之外，当代四川诗歌亦雄踞汉语诗歌写作之巅。就散文而言，老一辈作家李劼人、沙汀、艾芜等等也写出了很多传世的散文精品。老诗人流
蒋：你是否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代四川迄今没有一个以散文立世的大散文家；近代以来，可能只有李宗吾算一个。
祝：我同意你的判断。这是一个颇为复杂、也很有意思的话题。
近年我在写作博士论文过程里，查阅过大量唐、宋以来的文人笔记，发现四川人写的笔记数量较少。我们知道，古人笔记向来不属主流；可是，笔记不但蕴含着一个时代的“私人叙事”，而且它们往往就是当时的散文。反倒是外地来四川做官的文人，流传下来了很多弥足珍贵的笔记题材著作，比如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周询的《芙蓉话旧录》《蜀海丛谈》以及王闿运日记等等。与江浙、湖广等地相比较，蜀地本土类似笔记的著作要少得多。但我认为这固然反映了本土的“笔记态度”，却还不是问题的实质。
我查阅过《新青年》的档案，发现该刊
蒋：你是否觉得，蜀地风调雨顺，多少影响了人们对困苦的追问以及对历史的反思？这在
祝：如果把生活理解为吃喝拉睡，或者很舒服的吃喝拉睡，这固然是无可非议的。本土的曲艺很发达，我想这也是为配合这种惯性生活而为之；但生活不应该停留于此。
可以这样说，一个地区没有好的散文就是因为没有优秀的思想者。我们应该敬重思想者。
蒋：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抗战时期外来大学云集成都，优秀的作家如叶圣陶、朱自清、鲁迅弟子萧军、陈白尘、吴祖光等等大量来蓉。他们几乎就是当时新文学的代表，为什么对本土没有形成一种契入性文学传承？
祝：本土的很多散文停留在对过往名人的痕迹打捞上，这是一种城市文化。而对他们的思想呢？历史资源就此丢失，如同流水冲走价值，只剩下一层壳儿。一些报刊总是在迎合市井群体，没有以新文学、新散文来引导读者，仅仅依靠一些零碎的风物写作，以为这就是散文，而这样的误会沿袭至今。我认为，散文写作至今是四川难以突破的瓶颈，这是相关人士应该考量的关键。近年，钟鸣、翟永明、洁尘等人的散文影响深远，我认为他们更靠近“中国散文”，但个别人的成就像拔地而起的竹子，难以带动整个格局。
我的经历充满了散文性
蒋：请谈谈你的文学经历。什么是新散文？
祝：一个人童年时期的爱好，几乎就决定了他的未来。我父亲是沈阳军区的宣传干部，我自幼受到他很大影响。他有一个作品剪贴本，成为了我幼年的启蒙读物。后来我进入环境一流的沈阳二中，就养成了泡图书馆的习惯，拼命读了大量中外名著。逐渐我的作文在校内外有了点小名气，一次参加团中央举办的作文比赛，得了一等奖，轰动了沈阳。后来我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写作就在磕磕绊绊中上路了。在大学里，我可以阅读到大量港台报刊，其中刊登的散文往往还是当时大陆文学界较为陌生的。这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我试着向这些报刊投稿，一些稚嫩的作品就逐渐在《自立晚报》《联合报》《明报》等报刊发表了。
新散文指新时期以来的散文阵营。我着眼于长度、虚构、审美、语感四项指标，论证了新散文不同于主流散文的文本特质。独立的思想，才是新散文的骨架。探索者们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专注内心比轻视别人更能显示一个创造者的自信。
蒋：你如何评价自己二十年的写作过程？
祝：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86～1991年，这是自己求学、摸索、积累阶段，也是情感较为失落的时候；但这反而促使我把情绪集中在笔端。1991年也是知识分子以“下海”为荣的时期。我不知道他们“下海”要干什么，至今有几个是可以安然“上岸”还敢不脸红的作家、学者的？1991～1999年，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根基。那时我对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接触了黄永玉、舒芜等人，先后写出《草鞋下的故乡——凤凰》《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论十大关系》等专著或长文。思想家王元化读到我的文章，来信对其中观点予以肯定。其间又开始考量故宫的空间叙事，写出了《北京之死》等长篇历史散文。2002～2010年，可算走向成熟的十年。思想与现实在冲突中逐渐厘定了自己的价值向度，这个期间完成的作品就太多。如《反阅读》，本质上就是对规定性阅读的否定，是具有叛逆特质的阅读方式，它脱离文本而发生意义转型，向人们显示若干受到遮蔽的内涵。
蒋：近年，在汉语写作领域有两部有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私人记忆的著作引人关注，一是朱大可的《记忆的红皮书》，另外就是你的《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我认为它们代表了近年写作界回眸六十年代私人生活的“高峰体验”。
祝：海内外有很多评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董鼎山指出：“（这是）我所读过有关‘文革’时期经历中观察最犀利、分析最透彻、文笔最精美、情感最亲切的新书。”我曾说过，历史是写历史的人创造的。唯有深谙历史况味的人，明白我所说的意思。
责任编辑：钟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