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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弃医从文，因为他以为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当推文艺。所以他说，文艺是烛照国民精神的灯火。为实现这一人文理想，鲁迅奋斗了一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虽然今天，我们砸碎了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创造着经济腾飞的世界奇迹，但令人遗憾和忧思的是：在“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事业上，前行得依然缓慢。精神文明建设远比物质文明建设艰难得多。

　　我们不妨回望一下我们偏激的思想方法所留下的印迹。

　　文学的四大功能：教育、认识、审美和愉悦。但其本质特征是“审美”，它是其他功能的必需载体。否则，文学就不是创造美的精灵的艺术。过去，我们不谈也不许谈“审美”，孤立片面地夸大文学的教育与认识功能，甚至以为“一本小说”都可以“亡党亡国”，其结果是失去了“审美”的灵魂，走到了演绎与图解空洞政治概念之极致。随后又矫枉过正，将愉悦功能推到极致，在市场功利性的助推下，不仅泛娱乐化，甚至要“娱乐至死”。于是文学从过去的“马路中心位置”一下子被边缘化到“马路牙子”底下了，以致有“文学死了”的略显夸张的说法。

　　这些曲折都使文学不能回到它恰如其分的应有的定位上，自然也抑制和扭曲了文学的人文精神教育的功能的准确而充分地发挥。

　　但文学终归死不了，因为人终归需要思想感情的宣泄与慰藉，终归有人心中寄望着崇高，并在追寻之中使自己也变得高尚起来。即是说，文学创作者的主观精神凭借着客观的物象得以展现；而客观的物象也借作家的主观精神得以升华。所以，只要人类寻幽真理、寻索文化、寻究人文精神的精神活动不停止，文学的意义就是永恒的，文学就永远活着，烛照国民精神的灯火就永不会熄灭。

　　这就是文学理想，是一部文学史所见证的文学理想。不仅是文学大师们和其他领域的大师们，也是千千万万志士仁人追求过的文学理想境界。我们阅读他们的传记，就会解悟：一、他们的心灵在青少年时代都曾接受过文学的育化和文学情思的浸润；二、他们都将真善美的情感和哲思视为人格的“制高点”，都表达过类似的感悟——良好的品行是人类灵魂之根；三、他们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表述过自己的人生指向，即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的作用，这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重要标志。”正因为有了这一人生价值的坚守，他们的人格力量才经得住时间的冲洗，他们的美才永不褪色；四、福楼拜曾把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比喻成两座塔——它们在塔底分手，在塔顶牵手。大师们以自己工作事业的实践见证了这话的真理性，他们在实践中领悟到美学和哲学二者在审美境界上有着它们太多的一致性：哲学中包含着思维之美；美学中包含着哲学之智。这就是物理学家钱学森发表了美学论文，轰动新时期文坛；数学家陈省身能作研究唐诗的发言，令中文系老师们赞叹不已；一生受鲁迅影响的大画家吴冠中说自己“彷徨于文学与绘画两家门前”，在他那只有5平方米的书房里写出过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随笔作品……这些大师们在成就自己的事业的同时，他们还注重修好自己的“德”，他们知道“艺”，德之资也；德，“艺”之帅也。大师们的人文素养实践证实了科学与艺术这两座塔的“分手”与“牵手”的真理性。他们用自己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盏人文发展的路标灯，使我们懂得了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发展，必须追溯人文理想信念、思想感情的价值源头，以获得内在的精神力量。他们用自己一生证实了：没有科学的人文固然是残缺的人文，因为人文中失去了科学的基础与精髓；但没有人文的科学同样是残缺的科学，因为科学失去了人文的核心与灵魂。因此，科学与人文二者虽然相异，却要相融，它们是既互动又互补，二者不可缺一。这些大师们是给我们进行人文教育的永远的老师。

　　其实，不止是大师们，就我们每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应该是“美”的追求者。我读到过一位打工青年的诗作《我像一位小学生，为一本书包了封皮》。那本书是他用菲薄的收入买来的《2004年中国年度诗歌》。他写道：“在简陋的出租屋里   一有时间/我就和书中两百多位诗人中的/任何一位  亲切会晤/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可谁都不认识我”，就是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  像带着希望/从未想过要放弃”。看得出这位热爱生活的打工青年在文学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在文学中寻找生活的榜样和旗帜，在文学中净化自己的灵魂。有千千万万这样爱文学的青年在，文学就活着。我们祝福他们在文学中能得到他人生的坐标。

　　然而，当我们说烛照国民精神的灯火永不熄灭时，不可否认的是一段时间以来，那灯火有些幽暗，即呈现文学被边缘化、世俗化、娱乐化，甚至被某种程度地异化等种种乱象。原因是复杂的。勿庸讳言，当我们面对纷繁的时代，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巨大变革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啻是经过一场极为深刻的革命，从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都处在激荡变化中。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颠覆”，又在“颠覆”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不该被“颠覆”的失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某种程度地被动摇。比如，“以人为本”无形之中被置换成了“以钱为本”。这种“异化”带给我们层出不穷的失去精神失去灵魂的乱象。其后果是严重的和普遍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贪污腐败，各种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犯罪率居高不下。人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远大理想，在形形色色诱惑面前引发心理困惑，陷于实用主义的“名利场”之中……

　　于是，德育弱化与缺失成为整体性的社会问题。比如，重物质，轻人文；重功利，轻素质；重学历，轻能力；重形式，轻内容；重浮华，轻沉静等诸多时弊。其结果造成了：一、突出了物质与精神发展中的悖论，经济虽然飞快发展了，但道德倒退现象却凸显了；二、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但精神生活却匮乏了，以致幸福指数没有提升，说明仍不具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生理健康靠科学，而心理健康却靠人文；三、不利于形成和谐的人们同外界的关系，科学着重于认识世界，而人文则是关怀外部世界，二者之间如不能互动互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自身的和谐就不易出现与构成；四、影响了人们优秀的思维品质的培养，特别是没有了开放的形象思维，缺少了想象、顿悟、灵感，我们就缺乏了具有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人才。可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文素养的残缺，是一定不能有真正的健康的科学发展的。

　　整体性的人文文化精神的弱化，也制约与作用着文学创作主体。诚然，作家也要首先解决生存问题，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稿费的收入，契诃夫说自己的写作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为什么他们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而我们却写不出呢？原因也是复杂的，但人文素养的差距是最重要的一个。大作家的人文理想信念与情感支撑着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道德感，这就决定了他们不把金钱的追求视为惟一，所以，他们能赢得非功利的最佳创作心态最多；相反，当下本来人文素养就不高的我们的作家将创作视为谋生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当金钱利益成为追求的精神支柱，使得创作心态常处于功利性的浮躁之中。没有了文学的承担，怎么可能有伟大作品出世呢！

　　创作状况的兴衰进退，取决于创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下。当下作品数量之多掩饰不住它们“缺钙贫血”的症候。它们思想精神意义的浅化，缺少对百姓对民生深厚的情感，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而面壁虚构，一味胡编乱造，由于摒弃了典型论，能让人们记住的人物性格和艺术细节，真的是寥若晨星。

　　市场操作成功的商业价值，并不是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我们切勿步入这个认知与判断的误区！商业上的成功之作，文学上却往往是失败之作，它们很难担当起追求和传递“美”的使命。

　　当今的文学整体不振，使得喜欢文学的读者有减无增。记得2001年有影响的文学刊物《萌芽》杂志社曾发布过一个两千份读者调查报告，显示出喜欢文学喜欢《萌芽》的情况：16岁以下的有2%；16岁-18岁的有50%；18岁-20岁的有30%；20-24岁的有13%；24岁以上的有5%。此外，男性占21%，女性占79%。这个报告告诉我们：喜欢文学的主要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一旦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后，则离文学愈发远了。十年过去了，在德育普遍缺失的情势下，特别是在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更是凸显了：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重学习知识，轻品德养成；重标准答案，轻独特见解；重物质生活，轻精神生活的种种教育病态。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还有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教人做人。否则，就是教育的失败。一个人的本事越大，如果其人品和人格假丑恶，那么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因此，德育是整个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我国14岁至35岁的青年就有4.7亿，现在我们的学校已经担当不起“育人德为本”的教育重任。正如一棵幼树苗的成长与滋荣，现在我们缺少光照、雨露、培土、施肥、修枝、除虫等一系列“德育”条件与功夫，幼树苗何以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我们现在愈来愈丢弃“润物细无声”的德育这门人生“基础课”了。即使有一些注重形式主义的教育活动，也没有真正内化成人们自身道德修养的一部分。

　　此外，我们不能不提及语文教学。语文课本来是“润‘心’细无声”的德育最好的一部书，如今却已沦为“应试”的单一功能的工具。语言文学，现在温暖而灵动的文学没有了，只有冰冷而呆板的语法知识。语文教学本该是一种唤醒，唤醒学生心灵中潜在向上的真善美品格，唤醒学生内心潜在的自尊和自信；现在语文陶冶情操，指导人生，甚至像先辈那样构筑起青年学生的精神支柱的作用，几乎丧失殆尽。

　　没有人文教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不完整的教育带来的损害是全面性的，于人，损害了心理健康，甚至成为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之为的“半个人”，因为他们人格不健全；于国，没有了精神家园，科技再发达也不能称之为强盛，甚至因为异化，导致不打自垮的悲剧。

　　因此，烛照国民精神的灯火不能任它黯淡下去，更不能熄灭！我们当自醒、自强。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