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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兵:追梦的时代与文学的风骨气象
2011年11月11日 09:59 来源:文艺报 2011年11月11日 作者:金永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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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这是一个挑战无限的时代,这是一个激情高昂的时代,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代。

  今天的中国,污染的环境、飙升的房价、失业、复杂的社会矛盾地区与城乡失衡以及各种波谲诡异的国际冲突,这一切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常常能听到关于这个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喟叹,仿佛我们所置身的这个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只是一个沉沦的时代、一个需要批判的时代。面对鲜艳的玫瑰也可能是只见刺不见花。其实,在这样一个阴暗图景的另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更新鲜、更有活力与朝气的场景,这里可以见到中华民族从未展现过的少年中国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意气风发,见到中国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让无数普通人充满激情与梦想,充满强烈的成功渴望和奋斗的力量,这是一个可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时代。农民工音乐组合“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等歌手迅速走红,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他们的追梦故事和那个乐队名称——“旭日阳刚”一样表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征候。这样的梦想存在于亿万奋斗者的心中,因为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让人们相信只要努力付出总会有回报,尽管这里会充满风雨、一路泥泞不平。

  “美国梦”,是美国文化的传奇与魅力,是美国国家形象的表征。说起“美国梦”,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许多人追逐梦想的地方。无论在惠特曼的歌唱中,还是在好莱坞电影的银幕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其文学艺术对“美国梦”的塑造和歌颂,一如惠特曼所言:“我正等待时机成为上帝;/我想自己将做得好,最纯粹也最惊人”。

  其实,相比于美国,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国度,我想很少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短短几十年内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改革开放是全新的,各项政策措施是新颖而独特的,这里的人们思想、精神和生活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这一切充满了挑战,更是充满机遇,充满了各种各样丰富的梦想。这些梦想是过去的人们不曾有过甚至父辈们无法想象的。前几年《华盛顿邮报》曾经做过“外国移民追逐中国梦”的调查,越来越多的“洋漂”来中国寻找成功的机会。今天中国的国内移民数量世界第一,无数的普通人、小人物,走出大山,走出乡村,虽然有人成功,有人没有那么幸运,但他们都在为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着。正如尼采所言:“人的伟大在于他是通向目标的桥梁,而不是目标本身”。努力进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调。这里每天演绎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充满迷人色彩的小人物的“中国梦”的故事。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恐怕不是繁华的都市,林立的高楼,琳琅的商品,更不是庞大的外汇,牛气冲天的经济增速,抑或不是我们日渐改善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内容,而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普通中国人拥有了追逐自己梦想的权利和机会。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根本上就在于一个个普通人生活与命运的改变,一个个美丽梦想的实现。中国国家的形象与魅力、吸引力也就蕴藏在这不断成真的梦想里。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国度,我们的优势和潜力无疑就存在于我们大众的内心。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释放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巨大潜能和创造力的时代文化,编织出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驰骋梦想的天地,这将是一个每个人都渴望获得的美好图景,诚如19世纪的英国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所说:“人在创造中找到他的真正幸福”。

  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她既是时代的“书记官”,忠实地记录着人生社会的风云变幻,记录着人们的精神记忆,同时她也是时代的号角,吹响着时代发展的进行曲,并因此成为时代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与载体之一。阿诺德曾说:“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是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今天的中国文学需要看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努力培育和营造这样一种充满梦想与激情的时代文化,努力伴随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去引吭高歌。自怨自艾、哭哭啼啼的文学是没有出息的。这里不存在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不存在“歌德”还是“缺德”的问题,不是不要批评、批判,而是要以一种大的气魄去建设新的充满力量之美的文化,去批判那些与之相悖的慵懒、僵死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庸人文化。今天市场上的很多文学,或者成为供行家把玩的小把戏,一种玩弄辞藻、玩弄策略的“雕虫小技”;或者成为随意宣泄主观臆见和“皮肤感受”的工具,呢喃于个人的杯水风波,充满世纪病的萎靡与哀婉;或者投合市场需求,把它变成沽名钓誉、发财致富的手段……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对文学的文化责任的疏离与拒斥,因此,也就难以见到激荡人心的黄钟大吕,文学的胸襟气象日渐逼仄,气韵风骨日渐羸弱。

  我们常常怀想“汉魏风骨”、“盛唐气象”,而“汉魏风骨”的特色不正是在于其“风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呈现的恰恰是一种明朗刚健的艺术风貌,这正是那个时代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时代精神的写照。看看曹操的诗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谓是浩气奋迈,雄姿真朴;“盛唐气象”所呈现出的更是博大雄浑,超拔深远的艺术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铺天盖地的雄浑之气,洋溢着充沛的生命活力、舍我其谁的高度自信、阔大高远的胸襟、追求梦想的勇气与魄力,虽逾千载,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强。即使写悲,写愁,盛唐诗人们所展现的也是强者之愁,愁得有力,愁得气派,愁中自有一种浩然奇气,伟大而健康,决计不是那种为愁而愁或小楼深院中的闲愁。在民族危难之时,鲁迅曾极力推崇“最雄桀伟美”的“摩罗诗派”,希望文学可以激励人们“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可以“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高度张扬力量之美。今天,这种美学精神仍是我们这个时代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文学所匮乏的。一个昂扬奋进走向民族振兴的时代,我们的文学需要这样一种风骨气象。

  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一种“顺世和乐之音”,一种 “被和谐”的粉饰太平,不是艺术叙述中的廉价的“光明的尾巴”,也不是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更不是描绘一夜暴富的传奇和《福布斯》富豪榜上中国富人的发财史。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是文学对所身处的时代精神的严肃思考,是对这样一个朝气蓬勃、豪情万丈的时代精神的建构。如果文学家不想做一名思想的懒人和庸人,他便需要去殚精竭虑地为这个时代思索、探寻什么是“中国梦”,用生花之笔去讲述和描绘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因为虽然都是讲述普通人的人生梦想,“中国梦”却有自己的品格与特质,自然不同于“美国梦”。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深刻揭示了民主制度下美国人的情感思想和智力活动的主要特征,反复申论了美国精神文化中对个人主体精神的高扬:美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全凭自己的实践去探索事物的原因,不拘手段去获得结果,不管形式去深入本质”,“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个人主义文化,每个人依靠自己确定其信念,每个人使一切感情都以自己为中心。推崇个人的力量,注重个人的情感体验,这是美国文化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因此,“美国梦”张扬的是个人主义的梦想。而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统一,既有荀子所言“制天命而用之”和道家所讲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精神以及“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有重视纲常伦理“家国”文化的传统,正如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中所倡导的,“一群之公律罔不守,一群之公益罔不趋,一群之公责罔不尽”。因之,“中国梦”一定是生于中国文化根基而不是仿效植根于美国的成功故事,它一定是个人与社会与群体相融合的结果。

  这里,关于“中国梦”的内涵是一个值得当代中国文学去努力探寻、努力描绘的时代精神图景。我想,文学的这种求索与创造,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时代文学的风格与气度,也将高度彰显时代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个性,从而为价值失范的时代构建起价值坐标。


责任编辑: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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