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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田

　　进入现代社会，文人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我们习惯把研读经史子集、喜欢吟咏诗词歌赋的士人看成文人；“五四”以后，我们又把写新诗、写散文、写小说的读书人当成文人。而后一种的认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驳杂、纷乱的现代社会，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尤其是教育体制借鉴西方，为数众多的硕士、博士、教授、博导等等被体制认知的高级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打破了中国文人与士人的一元结构。这种历史性的改变，让我们对文人身份的识别，对文人精神的确认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因此，我们谈论当代文人书法时，自然会有一种困惑。

　　然而，文人书法又是必须提出的问题。第一，文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尺度。第二，文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承继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必须解读的。第三，中国文人的生命形态，是对世俗社会的修正，它在一定意义上监督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道德。

　　当代社会的世俗性空前张扬，这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不必大惊小怪。世俗性就是具体性，如果我们一味陶醉在农业社会原始牧歌般的情境之中，能够得以生存的文人不会很多。要知道，工业生产给全社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它可能使文人失望，但其进步意义也不应小觑。

　　世俗社会对传统文人生存方式的改变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对文人精神的缅怀，对文人书法意义的追问，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思考，却是我们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我们就不去纠缠文人角色的变化带给我们的苦恼甚至伤害。在当下的语境里，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鼓吹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歌颂仁爱、平等、自由，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中展现自己真挚的情感和灿烂的向往。

　　在21世纪，我们为什么不能遗忘文人，为什么依旧寻找文人的意义？对文人的追念，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对传统的精神记忆。看来文人的意义在这个浮躁的现实里如水一样冲洗着我们的精神暗角。

　　鲁迅有着清澈的文人情怀，他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一文里说：“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别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出路……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清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文人可能是工具，也可能不是工具。非工具的文人自然是自由的书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清晰的意见”。而“清晰的意见”才是一个时代的真相，一个人的真相。

　　当代书法不容乐观，重要一点就是书法家文化素质的低下。书法是综合艺术，其核心要素便是文学。在书法史熠熠闪光的书法作品均有文学的支撑。“五四”以后对传统文化的清算、新式教育的普及、书写工具的改变、对强势语言——英语的崇尚，直接导致毛笔书写的边缘化。当代书法，仅是一部分人以艺术的名义所进行的单一书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书法家为掩饰自己的文化局限，把展厅神圣化，把视觉冲击力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判断高度，与传统书法进行可笑的区别。

　　文人书法有着显著的人格特征与文化含量。对此，杨永滨指出：“书法的自传性是指书法作品与书法家之间的抽象协调与遥相呼应。在作品中，可以根据形式语言觅得艺术家的师承、人生阅历、情绪情感状态以及审美演变的些许轨迹。”文人书法的自传性，是文人书法的美学依据。它呈现了文人书写的生命意识、思想表述、情感流露。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简洁的注释”。

　　“清晰的意见”与“简洁的注释”，非文人书法是无法实现的。第一，非文人书法习惯在形式中表现自己的艺术观念。对技法的过分强调、对书写工具的苛求、对书写内容的漠视，极大减少了书法作品的文化力量，使我们找不到与自身相对应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第二，非文人书法的去文化特征反映了书写者的贫乏与苍白。艺术创作者必须具有炽热的生命激情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反之，艺术作品的感染力自然会降低，应有的审美价值必将失去。第三，非文人书法具有明确的世俗目的，它一直向外张扬自己作为艺术的意义，而不是进入人的内心，观照自己的精神，追问自己的终级价值。

　　文人书法尚趣也尚义。今天，我们重提文人书法，是呼唤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的建立。改革开放30年，在我们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成果时，道德沦丧是当下危害性极大的精神危机。李瑞清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乎技，不足贵也。”在李瑞清看来，以技巧取胜的书法，不是书法的最后实现。高级意义和真正意义的书法，恰恰是书卷气浓郁的书法，书卷气也是识见与思想的另一种提法。这样的书法正是文人所为，所谓的文人书法是也。

来源：《文艺报》 2011年10月26日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