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CLA和普渡大学参加完学术会议，回到哈佛就看到相关消息称，杜维明先生将在燕京学社作主题为“文化中国再审视：认同问题”的讲座，我对此充满了期待。

　　杜维明1981年后受聘哈佛大学，一直在哈佛任教，担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儒学研究教授。1986~1989年间，曾担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1996~2008年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长达12年之久。1988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在杜维明出版的30余部中文、英文论著中，他着重研究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型，致力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推广文化中国，强调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以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其儒学思想备受国际学界重视。2010年9月28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正式挂牌建立，杜维明受聘为该院首任院长与人文讲习教授。

　　讲座的当天，中午12点15分，我就来到了位于神学大道上的燕京学社所在地。

　　燕京学社的全称是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于1928年。燕京学社主要致力于推动亚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特别关注亚洲文化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该社与世界上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堪称哈佛大学与亚洲之间的一座桥梁。

　　虽然燕京学社与哈佛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是独立的。由于其独立性，该学社的网站都使用自己的域名：www.harvard-yenching.org，而不是像绝大多数学院和系所那样使用的是以harvard.edu为后缀的域名。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哈佛—燕京与哈佛无关，其实两者有着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如，20世纪30年代，燕京学社支持哈佛建立了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并且资助建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而且，燕京学社有9名董事会成员，其中3人为哈佛大学的代表。在燕京学社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总共有7任社长，均由哈佛大学教授出任。

　　12点40分左右，讲座开始，简短的介绍完毕，杜维明提到，个人何以以“再审视”为题，为什么要再度思考认同问题。其实，对于文化中国的概念，杜维明早在1989年的《文化中国：边缘即中心论》一文中，就对此有过最初的详尽阐释。但他认为，自此之后，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文化中国曾有的三个各自独特而又不可分割的意义世界（或称象征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而正是这些变化，导致自己需要重新审视已有的观点。

　　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或“华人”的意义，变成了一个非简单的以国籍而论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世界当中，文化中国应该涵盖56个民族，而不是仅有的汉人的狭隘观念。而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对Chinese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也都发生了变化。港人在最近的三五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在台湾，还有不少人把“中国人”和华人分开。

　　第二意义世界主要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包括海外华裔、华侨等，最突出的是马来西亚，也包括泰国、印尼或菲律宾。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地，华人的比例若加起来也不算少。这一意义世界的变化，来自于跨学科的离散研究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虽然他们为“大中国”所吸引，但越来越有离散或曰游子之心态。

　　第三意义世界主要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也无地缘关系的国际人士，主要是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长期与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政府官员等。他们主要通过各自的母语来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员越来越多。而这一变化最具挑战性的是，还带来了比如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等问题。

　　由于时代的巨变，杜先生提出，自己原有的观点“中心无处可循，边缘四处可见”应该更改为“中心无处不在，边缘也已成为中心”。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丰富，儒家只是其一，像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是其中组成部分。就文化中国而言，当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和自省的。

　　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后，整个讲座在最后的简要问答后结束，与会者热烈鼓掌，感谢这位游走于世界各地为文化中国鼓与呼的大师的精彩讲座。

　　走在回来的路上，我更加感慨的是，在世事演变的过程中，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大家，还在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个人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强调其过去以及现在的一贯正确性，仅此，就足以令后学心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