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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年话龙，更感亲切。兰州黄河北岸从城关大桥到白马浪附近的龙源，有着两种不同的龙的造型，一种是黄色的卧龙，横卧城关黄河大桥的两边。另一种是龙源的飞龙雕塑，以狂草的造型腾空而起。每次路过，我都会有一些关于龙的想法。

    两种龙风格不同，更主要的是气势、意向、内涵、象征不同。龙源之龙，来自于甘肃本地书法家的神来之笔，较之带有更多民间节庆色彩的卧龙，更能体现一种提振人腾跃九天的美学精神。而且，龙源之龙是龙祖伏羲、龙母女娲和龙子的三龙共飞图。而那相向而卧的黄龙，在给人瞬间的感官刺激之后，更多的是两条趴着的大长虫的感觉。

    龙是什么？首先是条长虫。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天而潜渊。”可见，龙是长了鳞甲的大长虫。但许慎又赋予了这个大长虫变化莫测，上天入地的本事。因此，选取什么样的龙，就完全是不同精神和意志的表达。

    龙在中国历来都有着不同的隐喻。《易经》中就有“潜龙勿用”、“或跃于渊”、“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亢龙有悔”五种境界。其中的“潜龙勿用”、“或跃于渊”，都指的是时机尚未成熟，尚不得用，尚不得志。“见龙在田”，说明时来运转。而“飞龙在天”就是最佳的境界。但物极必反，如到了盛极一时而不能很好把握自己，就会出现“亢龙有悔”的结局。《易经》通过龙的隐喻，昭示了命运变化的辩证法。但总的来说，人们出于趋利避害、逢凶化吉的心理，还是把“龙飞在天”作为自己的愿景。“龙飞凤舞”由此成了中华文化中牢固的审美心理倾向。所谓龙的精神，也就是腾飞的、带来吉祥的神态和气势。

    中国人谈论龙的精神，向来不是孤立地谈。如将龙与马联系起来，称为龙马精神。按照古代的说法，龙马一体难分。《周礼》：“马八尺以上为龙。”《山海经》：“马实龙精。”龙头实则马头。但龙马精神主要体现在龙的身上。所以才有“马实龙精”的说法。但是，甘肃文化中也有单独突出马的精神的艺术杰作。武威出土的东汉铜奔马，三蹄腾空，一蹄踏在一只腾飞的燕子的背上，在极具平衡感中展现了天马行空的气势，被郭沫若冠以“马踏飞燕”的名称，已经成为中国的旅游标志，表现出一种自由腾飞的精神向往。

    再说飞天。敦煌莫高窟中有引人瞩目的321洞诸多飞天。不同于古代印度佛教寺庙中保留的裸体插翅的男女飞天，也不同于来自西域的羽人，更不同于基督教中长了翅膀的胖男孩，这些飞天在紧裹的上身和舞动的飘带中展现出俊美修长的造型，表现出“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成为甘肃飞天最为独到也是最为优美的特征。据研究，莫高窟飞天于精神方面来自于佛道两家，于手法方面来自于初唐时期中原流行的画法，即体现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俊美和飘逸，使得甘肃飞天誉满寰宇。中国电视艺术奖的奖杯造型就以甘肃飞天为原型。甘肃被冠以飞天之乡，这很有可能就取自321窟飞天形象及其所表现的美学精神。当然，也可能取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因为中国人的飞天梦首先就从这里开始的。或者更周全地说，甘肃是一个梦想飞天，而又真正飞天的神奇的地方。

    从飞龙到飞马，再到飞天，亦即从远古再到汉唐，甘肃的文化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飞上天的文化，简称飞天文化。这个飞就是自由。这个飞，就是超越。这个飞，就是一种创造奇迹的精神。我们应该把这种飞天的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我们要尊奉“飞天之乡”这个神圣的冠名，让全世界都感受飞天精神。

    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甘肃的飞天梦想曾长期湮没于戈壁荒漠。飞天故乡的甘肃人不甘落后，举起了“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大旗，希望能够通过加倍的奋斗，实现艰苦卓绝中的绝处逢生。由此，浪漫的飞天形象和现实的愚公壮举在甘肃交汇，构成了甘肃文化精神的丰富性。

    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的今天，代表不同精神和不同风格的龙同时并存也是自然的事。根据自己的性格、爱好和意志、理想，对代表不同精神象征的龙的形象作出自己的选择和评判，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我佩服“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也赞赏和向往飞天、飞马和飞龙的精神，因为后者是甘肃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也是甘肃的文化之魂。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是创意时代，是科学时代。知识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于投入与产出的利己性非正相关，即事半而功倍。付出的相对少，而收获的相对多。在讲求效益的时代，只有付出少、收益多，才有效益，才能体现知识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我们是飞天之乡，飞龙之源，飞马故里，我们也应该首先在理念上，在思想上有个腾飞的准备，要有古代甘肃那种飞天的精神、跨越的勇气和超越的境界。只有这样，甘肃才能实现后来居上，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