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的台湾工会从人员构成上可以分为三类，即台湾人工会、大陆人工会、日本人工会。在这其中，台湾人工会占的比重最大，因此有关台湾人工会的论述也是本文的重点。

　　一、日据时期台湾工会发展的背景

　　台湾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在日据之后。随着日本资本的涌入，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本土资本在工业投资领域亦逐渐形成，其下的工人队伍渐次壮大。据统计，1930年全台工人人数为577752人，其中制造业87351人，占15.1％；矿工19562人，占3.3％；运输业48862人，占8.4％；短期雇工421976人，占73.3％。台湾工人阶级深受日本资本、台湾本土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不佳、台湾工厂的大多数为雇工不满15人的小规模工厂，其数量占工厂总数的77％，并且半数以上的工厂不使用动力。在日资企业里，工人动辄遭到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斥责，山川均就曾指出：“企业家是日本人的场合，企业家常常怀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①台湾工人的工资只有同一工种的日本工人的一半左右，譬如货车夫日人日工资2.5元，台湾人仅1元；排印工日人2.2元，台湾人1元；渔夫日人2.5元，台湾人1.2元。②

　　二、日据时期台湾人工会的发展状况

　　在欧洲大战时代发展的台湾劳工，由于受到大战末期的物价飞涨、日本本土及中国大陆劳工争议蓬勃发展的影响，初步、自发性的劳工争议数目显著增加，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台北印刷工人结成了具有近代工会性质的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此为台湾近代组织工会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后，在台大陆劳工于1923年成立台北华侨洋服工友会等多个工会组织，并带动和影响了台湾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

　　台湾工会组织尽管形成较早，然而初期发展缓慢，据调查，1922年全台有劳工团体6个，1923年7个，1924年8个，1925年10个，1926年7个。1927年之后，在台湾民众党、文化协会等领导下，工会运动逐步高涨，工会团体也逐渐增多，1933年高达127个。之后，随着各个政治团体的衰落，工会组织也迅速减少，到1934年，仅剩下61个。③

　　(一)民众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1927年初，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文化协会的旧干部蒋渭水、蔡培火等人退出文协，于1927年7月10日成立台湾民众党，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民众党创立以来，自台北开始，陆续在各地以工友会的名义创立了劳工团体。然而这些劳工团体大都是以市井的中小企业从业劳工或店员等为主，并未包括大工场、矿场以及公营交通运输从业人员。而且在组织过程中，急于量的扩大，因此使工会组织处于极为松散的状态。随着工友会创立运动的进展，蒋渭水为了统一领导工会运动，强化对党的支持，因而提倡组织工友总联盟。经过一番筹备，1928年2月19日，在台北举行工友总联盟的成立大会，工友总联盟包括29个团体。在《台湾工友总联盟规约总则》中，规定其宗旨是“提高工人、店员之利益、幸福及其生活”。④同时在《台湾工友总联盟创立宣言》中，提出“殖民地劳工阶级所处的地位，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掠夺，一方面又受到当前社会制度上的经济、社会性压迫”⑤，这表明民众党领导的工会运动具有反殖民和反对本土资产阶级的双重属性。此外还强调“我们台湾的劳工阶级，在农、工、商、学四民之中，占第二多数，至少也有百万人，实在是台湾民众中的重要部分。观乎我们台湾人的环境及地位，不能不感觉到我们台湾劳工阶级的历史使命极为重要而且重大。因此，我们应该自认为是民众解放运动的前卫队，勇往迈进”。⑥然而工友总联盟的成员大多是城市中小企业的劳工及店员，联盟内部封建的徒弟制度依旧存在，矿工、交通运输业的苦力、纺织女工、专卖局各工厂的劳工、糖厂公司的劳动者等大部分没加入联盟，这势必削弱其斗争的能力，阻碍工运的发展。

　　工友总联盟成立后，依照台湾民众党党纲及联盟规约的规定，主要着眼于统一全岛劳工运动，以及提高劳工阶级的生活与知识。在团结劳工方面，他们于1929年末组织了46个团体，6412人，大体上已完成全台湾劳工的统一。在对劳工的指导训练方面，他们到各地巡回演讲，与所属工友干部联络，向工友会员及其他一般劳工宣传，并致力于激发与领导劳工争议。1928年一年中，工友总联盟组织及领导的争议，有19次，比较有影响力的是高雄浅野水泥厂罢工事件。1927年4月，黄赐组织“高雄机械工友会”，吸收浅野水泥厂高雄支店的职工入会。高雄机械工会不断向浅野水泥厂争取关于劳工福利、工资及工作环境的改善，1927年11月，因为经济不景气，厂方准备解雇一批工人，却不愿付遣散费，反而暗中策动纠纷，借故开除工人。1928年3月，工人吴定石因伤害罪被关3个月，厂方早已把他开除。出狱后，黄赐支持他争取复职，并发动41名职工联名支持。浅野水泥连这41名工人也开除，4月13日黄赐再领导700多人罢工。民众党的蒋渭水、张火山等人立即赶赴高雄，成立“浅野水泥罢工职工总指挥部”，下设宣传、救济、罢工、监视各部门，准备持久战。尤其是4月23日，发动全岛性的同情演讲大会。他们又在高雄市内组成纠察队，不断与厂方冲突。双方僵持20多天，蒋渭水把罢工指挥权移交给“工友总联盟”，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浅野争议本部”，由黄赐、卢丙丁指挥。浅野会社方面又开除178人，日本警察也搜索“争议本部”，检举黄赐等31人，到5月13日，罢工终被镇压下去。高雄的浅野水泥罢工，长达两个多月，其参加人员之多，所持续日数之长，以及罢工团体阵容之整齐，实为台湾空前所未有的大罢工。在这期间，工友联盟的组织也扩大了，1928年末，联盟的团体已达65个，会员总数7816人。工友总联盟成立之初有团体会员29个，个人会员6367人，1929年猛增到团体会员41个，个人会员11446人。⑦

　　由于民众党是工友总联盟的领导，所以工友总联盟的方针、路线与民众党保持一致。1929年10月27日民众党第三次全岛党员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对内须坚固阵营，对外须紧密联络，更加努力奋斗，并猛烈进攻，以便和他们进行最后决战。这是极为要紧的事”。⑧民众党的斗争方针日趋激烈，受此影响，工友总联盟的“左”倾色彩抬头。1930年2月2日，工友总联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对其规约总则进行修改，将其任务中的“统一全岛的劳工运动”修改为“统一全岛的劳工运动，根据阶级意识，以谋无产阶级的解放”⑨，斗争方针日趋尖锐。不久，民众党分裂，日本殖民者趁机采取行动，于1931年2月18日民众党全岛第四次党员大会上，“对民众党主干者陈其昌交付‘结社禁止命令’，并当场声明台湾民众党业已被禁止，故命令本集会解散”。⑩工友总联盟计划于1931年召开第四次大会，但由于台湾民众党被禁止结社，因此该会未能如期举行。1931年4月3日所召集的执行委员会，仅有许胡、李友三等13人参加，中南部并未有人出席，最后终于宣告流会。同年8月，蒋渭水病倒，联盟事实上已告瓦解。

　　(二)文化协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1927年1月，连温卿等掌握了文化协会领导权后，谋求实现成立及统一左派劳动组合。1928年1月1日，在台北召开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全岛大会，同时组织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文化协会利用其领导劳工争议。1928年中，其领导的劳工争议共达23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高雄台湾铁工厂的罢工。1928年4月，王风组织“台湾机械工友会”，吸收160多名台湾职工参加。第二天，他被厂方解雇，工友会代表郭清、陈良等人向厂方交涉失败，4月7日采取罢工行动，要求王风复职。农民组合东港支部、台北机工会、连温卿等相继赶来支持。4月11日召开唤起舆论的演讲会，4月16日，谈判破裂，121名工人被开除。文化协会、农民组合分别号召全岛同情罢工，4月22日，有21个团体，1433人罢工。各个兄弟团体并寄来1000多元费用及食品。厂方软硬兼施，瓦解工人斗志，加上生活的压迫，工人们开始动摇，有的回家种地，有的屈服，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

　　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成立后，连温卿谋划组织台湾总工会，并于1928年6月3日在台北召开会议。会中推举连温卿任议长，洪朝宗、周天启担任书记。但是北部和南部的代表对于是否要成立工会的全岛联合组织产生分歧。中南部的代表认为“已经有了台湾工友总联盟的统一团体，进而再组织总工会，则徒将分散工会的势力，反而阻碍劳工的幸福。因此，应以敦促工友总联盟反省，并与其合作为宜”。(11)但是北部的工会代表则认为“工友总联盟设立当时，我们这些团体也申请加入，但遭拒绝。像这样，正是显示工友总联盟并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以及将之导致幸福之路的统一组织，只不过是民众党的傀儡而已”。(12)最后表决通过组织总工会，接着进行讨论名称的问题。连温卿一派主张“台湾总工会”，王敏川一派主张“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最后决定采用“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这样，虽然在表面上将中南部代表的意向压下而暂时决议成立“统一联盟”，但这并非思想上的屈服，中南部的工会代表无从谅解左派工会成立的意义及目标，因此，逐渐发展成王敏川与连温卿两派的对立。连温卿预料到在成立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有困难，因此决意先组织临时评议会，然后逐渐扩充，以谋求全岛性的统一。1928年7月20日在台北召开第一次筹备会，但由于该年8月台南墓地事件，连温卿等人分别被拘捕调查，评议会组织运动转瞬间消失。1929年11月，在文协第三次全岛大会上，连温卿一派被视为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而被开除会籍。机械工会联合会的活动也趋于停止。

　　(三)台湾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其“劳动运动对策提纲”中，规定“台湾的左翼工会在文化协会的指导下蒙受福本主义的影响而陷于宗派主义的谬误；而右翼工会则被民众党干部改良主义的欺瞒所误导。故党应该派党员到劳动运动的前线，以克服左翼工会的谬误，暴露右翼工会的欺瞒，使工会大众左翼化，展开左右两翼的共同战线，以促进组成台湾总工会。再以此为产业别、地方别组织来设置工会支部，置于党的影响下，通过日常斗争吸收工人中的优秀分子为党员，将所有的斗争推往无产阶级独裁的方向，加盟国际无产阶级工会，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13)　

　　1930年，随着党的不断发展，台共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红色工会上，并积极开展活动。这一时期，红色工会的组织情况，可分成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台湾的重要产业部门，包括工会组织一直未开拓的北部矿山劳工、铁路部、其他主要交通机关从业员，以及各地主要工场的劳动者中，从事组织新工会的运动。1929年4月，由台湾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派遣帮助岛内实践运动而返台的东京学术研究会“左”倾分子，首先在基隆从事组织矿坑劳工而开始展开的。接着开始组织基隆、台中、彰化与高雄的铁路从业员，以及高雄铁路工场的劳动者，并对其他各地的主要产业劳动者进行基础调查。二是争取文化协会干部领导下的既设左派工会的领导权。如台湾共产党为了把机械工会联合会当成其领导下的劳工团体，台共党员王万得、杨克培等人联络联合会的干部，并提出新方针，因此在1930年在台北召开第二次全岛代表大会。审议的议案有“检举与纠弹官宪的阴谋地、意识地逮捕；要求言论、出版、集合、结社的自由；支持中国革命之案；拥护苏联劳农政府之案；反对台湾总督专制政治之案；反对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之案；反对恶法之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之案”。(14)由于所提议案过于激烈，因此总督府当局下令解散集会。三是使台湾民众党、工友总联盟系的工会组织化。

　　1930年10月27日，台湾共产党举行扩大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使台湾红色总工会组织筹备具体化，有必要设置统一指导各个红色工会组织运动的机关”(15)，因此决议设置“临时工会运动指导部”，并决定由王万德、苏新、萧来福担任负责人。12月28日，王万德、萧来福、苏新三人进行讨论如何具体化，结果决定如下事项：1.关于临时工会运动指导部的设置，先召集全岛各地从事工会运动者，组织台湾红色总工会组织筹备委员会，在总工会尚未成立之前，以筹备委员会为全岛的指导部。而关于工会的组织方面，先由上级组织具有意识的产业别工会，以迈向建设总工会。2.该组织筹备委员会成立之时，须各制作矿山工会、出版工会、交通运输工会的组织方针、运动方针、会则、行动纲领等等。(16)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并将决议报告给谢雪红，但谢雪红却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现在产业别工会尚未拥有巩固的组织，却先组织总工会组织筹备委员会，这是本末倒置。应该尽全力先努力建设产业别工会，总工会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会发达起来”。(17)这番言论，自然与王万德、苏新、萧来福的方针完全相反，因此，王万德等三人认为谢雪红的意见是机会主义，所以照常进行组织筹备委员会的方针。在这之后，三人逐次起草总工会组织筹备会、矿山工会、交通运输工会与出版工会的组织及运动方针，谋求促进组织筹备委员会。然而1931年3月至6月，日本殖民者抓住线索，对台共进行全岛大检举，谢雪红、王万得等大批共产党员被捕，随着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台共领导的工会组织也最终衰落下去。

　　三、大陆人工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台湾人原本是大陆人移民及其后裔，清朝时期两岸交往密切。台湾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对大陆劳动力资源的依赖。日本据台之后，打着“维护台湾治安”的旗号，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大陆民众赴台，然而要完全断绝是不可能的。大批大陆劳工渡台后，自身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日本殖民者又采取歧视性的“差别待遇”政策，不许他们兴办学校接受教育，若有违规之处，更要押解出境，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却无力保护他们。(18)20世纪初开始，一些在台大陆劳工陆续成立团体以图互助自救。最初的劳工团体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如三山善社、广东台北工会等，即以祖籍为分野、乡情为纽带，基本上属于一种互助组织。(19)不分祖籍而以近代社团形式设立的团体，如萌芽于1902年台南的“清人组合”，而到1923年成立的“华侨俱乐部”则粗具雏形。1923年10月10日创立的中华会馆，则标志着全岛性的在台大陆人团体的正式诞生，参与者中又以在台劳工占绝大多数，约为74.1％。(20)据1929年末统计，在台大陆劳工工会组织有22个，会员1998名。(21)其中有木工4个，437人；裁缝工6个，389人；理发工3个，148人；面类1个，95人；店员2个，371人；杂工6个，401人；其他1个，45人。(22)　

　　日据时期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基本上有两条纵向的组织脉络，一是中华会馆及下属各地会馆，二是各地大陆劳工成立的工会组织。由于规模和力量的限制，大陆劳工团体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对于台湾本地工人来说，要弱小得多。1930年发生的59件劳动争议中，参加者15706人，其中大陆劳工仅10人；1931年52件劳动争议2256人参加，大陆劳工有164人；1932年比例为2000对138；1933年为1571对48；1934年为1394对53。(23)　　

　　虽然大陆劳工团体在台湾工人运动中起次要作用，但大陆劳工运动的意义不容忽视。首先，大陆劳工奋起反抗日本殖民者压迫和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是大陆民众参与、支援台湾民族运动的重要内容，具有民族反抗的积极意义。其次，在工人运动中，大陆劳工与台湾工人团结一致，共同抗争，使日本殖民者不能不意识到二者同为汉民族的民族性，并为此感到担忧和警觉。(24)1929年2月，台北木工工友会在民众党领导人蒋渭水的直接领导下，向资方提出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4项要求，遭到拒绝。为此工会发出罢工指令，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台北华侨木工工起而响应，参加罢工，引起当时殖民当局的震惊。除拘留民众党干部外，总督府将台北华侨木工工友会6人拘捕，并以煽动罢工为由把郑纪祥等4名大陆劳工遣返大陆。这次罢工被称为“台湾工人与大陆工人共同斗争”事例而载入史册。(25)

　　四、日据时期工会走向没落的原因

　　昙花一现的台湾工会运动，最终走向没落。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工会衰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台湾工人集中度低，不易组织

　　台湾工矿业发展较晚，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近代工厂或矿场还很少，根据1927年的调查，工厂总数3646家，其中员工15人以下的占77.5％(约2800家)，100人—200人的仅104家，200人以上的只有58家。而矿场223所中，矿工200名以上的才有22所(约10％)，(26)因此大规模的劳工团体组织不易。另一方面，季节性流动劳工、短期工或临时工占绝大多数，例如1929年，日薪工就有421976人，占全部劳工的73.3％，工人队伍结构的稳定性差，工人团体不易组织。同时，工厂或矿山工人大多数还不够专业而未脱离由农村外出打工的状态，所以在劳资纷争进入僵局时，罢工的员工往往回归农村或转业谋生，导致罢工失败。

　　(二)工会组织的命运与其领导机关休戚与共

　　由于台湾工会是在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这些领导机关的兴衰直接决定着工会运动的命运。这些领导组织内部的斗争也极大影响了工会组织的正常发展，各领导人因为工会斗争策略的不同而彼此争斗，最终阻碍了工会组织的开展。如民众党内蒋渭水与另一个干部彭英华对于劳工阶级的看法就完全相反。蒋渭水认为民众党能获社会肯定，被官方重视，就在于背后有很多的劳动者支持，然而彭英华却认为“民众党今天能被社会肯定，并不在于劳动团体的支持，而是它能包容岛内有利者，劳动团体对党有害无利”。(27)再如上文提到的，文化协会在组织台湾工会统一组织过程中，出现的南北部的矛盾、台共内部王万得等人与谢雪红在组织工会顺序上的冲突，这些内部纷争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会运动的开展。

　　(三)文化协会、民众党等团体往往为扩大力量，而对工运组织进行争夺，削弱了工会组织的对外斗争力量

　　在文化协会分裂以后，连温卿的理想是希望能统一台湾所有的工会。“台湾工友联盟”先行成立后，“连温卿原本希望能率领左派的人士加入，遭到蒋渭水的拒绝”。(28)民众党“以台湾人获得政治权利，确立台湾人本位”的施政改革为目标，与文化协会等无产阶级运动各团体，互相攻讦排挤，以图扩大势力；另一方面，则为顺应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趋势，称民族运动应与阶级运动互相配合进行，进而指导劳工运动，以便与文化协会竞争，争取劳工阶级，倾力推进劳工运动。(29)在争取劳工运动的领导权竞争中，“愈来愈加深民众党与文化协会的对立”。(30)　

　　(四)日本殖民者的压制

　　日本殖民者始终对台湾人的工会组织抱着警惕之心，一旦发现工会有不利其统治的言论，即对工会组织进行无情的打压。“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恶化，法西斯分子日益猖獗，军部势力急剧膨胀，岛内一切有碍日本殖民统治及同化方针的组织和政治活动均遭到殖民者的横加镇压，就连温和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林献堂也因祖国事件遭到日本浪人的殴打。(31)“皇民化”运动中，1940年10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大政议赞会”，仿效德国纳粹党建立强力一元政治的新体制。该会完全是其御用机构，对于天皇制的法西斯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它的操控下，民间的自主团体被解散，代之以成立管制的团体，例如劳工界的“总同盟”、“东交”等工会被解散而结成“大日本产业报国会”。(32)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台湾工会终走向没落。

　　注释：

　　①②(29)王晓波：《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第60、63～64、22页。

　　③④⑤⑥⑨(11)(12)(14)(15)(16)(17)翁佳音译：《台湾社会运动史——劳工运动、右派运动》，台北：稻香出版社，1992年，第35、73、77、83、118、114～115、160、161页。

　　⑦安然：《台湾民众抗日史》，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⑧《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⑩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489页。

　　(13)(26)(32)许极燉：《台湾近代发展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8年，第378、374、426页。

　　(18)(22)(23)(24)(31)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91、392、394、174页。

　　(19)(20)(25)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21)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东京：中央经济研究所，昭和62年，第832～833、157页。

　　(27)罗吉甫：《日本帝国在台北：日本经略台湾的策谋剖析》，台北：远流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28)黄颂显：《台湾文化协会的思想与运动：1921～1931》，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年，第196～197页。

　　(30)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台北：玉山社，2005年，第405页。

　　【作者简介】张迎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