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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史学会原会长高敏:以传承创新精神探索历史真相 ——访郑州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原会长高敏
2014年01月26日 17: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5日第459期 作者:马献忠 字号

内容摘要:立足现实,学以致用,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中来阐明现实和预见未来,应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所在。在系统研究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基础上,对唐代历史上的个别问题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同时把研究重点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和兵制史研究,逐步扩大到了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当然,在史学研究联系实际、为现实需要服务时,切忌以影射史学的做法去对待历史研究,一切实用主义的做法和狭隘地看待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想法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到历史上去找根据或做解释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高敏:对于具体的治学方法,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以下几个方面:考证的方法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历史唯物主义是史学研究的指南,要处理好历史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

关键词:学术;史学研究;学者;高敏;研究成果;需要;史料;中国社会科学报;兵制;前人

作者简介:

  【核心提示】经世致用是中国学者历来的优秀传统。立足现实,学以致用,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中来阐明现实和预见未来,应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所在。  

  

  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面最为著名的学者,唐长孺和高敏师徒二人的名字必然绕不开。时至今日,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已仙逝多年,而郑州大学的高敏先生也已年近耄耋。作为一个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中国的著名历史学者,高敏先生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无疑是我国历史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为更好地了解高敏先生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及他个人对当前我国学术发展的建议,本报记者近日专程拜访了他。  
  1.上伸秦汉 下涉隋唐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您师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能否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当初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的?
  高敏:从1934年入小学到1958年研究生毕业,我前后在学校读书整整20年。而后我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时至今日已经60多年了,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学领域,而且主要从事的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简牍学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我之所以选定这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受我导师唐长孺先生的影响。唐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著名学者,作为他的学生,自然以这一领域作为主攻方向。其次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陈寅恪先生重点研究隋唐史,但是很重视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最后才是我自己的一些其他考虑: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始建于秦代,影响深远,只有研究秦汉史的开端,才能明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在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诸方面的沿袭与变异的关系,才能把各段历史摆到整个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恰当位置上。所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必须研究秦汉史,才能知道魏晋南北朝隋唐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源头。基于上述考虑,我确定了以魏晋南北朝史为中心,上伸秦汉、下涉隋唐的研究方向。
  在对秦汉魏晋隋唐史的研究中,我又以经济史和农民战争史为主。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历史学者迫切需要继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秀传统,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一部中国古代史写成古代多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历史,因而需要加强对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二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理论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为其他专门史的研究提供必要条件。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确定了将农民战争史和经济史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
  2.“言必称希腊”只会脱离实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学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高敏:我认为处理学术传统与创新关系的问题,主要是指学术传承与发展问题,史学研究首先必须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化时代,这里所说的研究成果包括国内外两方面,同时要处理好国内优秀学术传统与引进吸收国外先进学术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辈的研究成果总是给后辈创造了条件或奠定了基础。如果置前人的研究成果于不顾,对一切问题都另起炉灶,那么即使研究能力再强,也只能重复前人已有的结论,有时甚至还达不到前人的水平,最后徒劳无功。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必定是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前进的。我曾经撰文提到“尊前贤”,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如何才能传承创新呢?前面提到的“尊前贤”主要指态度问题,而不是对一切前人都要顶礼膜拜。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必须持分析的态度,继承、发扬其正确的部分,补充、订正其错误与不足。有时虽未直接引用前人成果,但即便只是受到了前人的某些启发,也应当如实地加以注明。前人的某些研究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但也在对某一问题的认识过程中起到了作用。而对待健在的长辈学者或同辈人的成果,更要持正确态度。凡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先于己者,即使其年龄小于自己,也应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切忌把他们的新见解或新看法吸收过来然后改头换面,另写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传承,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外借鉴的问题。在借鉴当中,最应注意的有哪些因素?
  高敏:中外借鉴必须要处理好中国学术传统与引进西方先进学术经验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与传统。西方现代学术传入后,使中国学者开拓了学术视野,同时又使一些学者深受西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和理论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有一些学者比较重视西方学术而对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不以为意,这是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继承传统学术的层面上,是很难取得大的成绩的。但如果过分迷信西方学术,言必称希腊,那么就会脱离实际,也难以真正获得创新。我们只有既重视中国的优秀学术传统,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精华,同时又从西方现代学术中汲取营养,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带来我国学术研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3.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史学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每项研究中的精髓?
  高敏:我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地下出土简牍,探讨了秦汉史的一些问题;通过魏晋南北朝兵制史料的钩稽,对魏晋南北朝的兵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扩大魏晋南北朝史的史料面,对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在系统研究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基础上,对唐代历史上的个别问题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同时把研究重点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和兵制史研究,逐步扩大到了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
  秦汉时期的史料严重匮乏,而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地下出土的秦汉简牍是最具原始性和权威性的史料。基于以上考虑,我个人很重视对秦汉简牍的研究教学。今天的简牍学已经是历史学的“四大显学”之一了,我个人是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研究的,先后出版了《云梦秦简初探》等专著和论文,把简牍材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丰富了对秦汉史的研究。同时,我还在1982年写了简牍学第一本教材《秦汉简牍介绍与研究》,并开始研究生培养工作。后来,该书以《简牍研究入门》为题出版。另外,我通过史料钩稽对魏晋南北朝兵制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写成了《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的演变》等论文,后来结集成《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一书。此外,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问题、汉代抑商政策实质问题、秦汉赐爵问题、汉代徭役问题、北魏社会性质问题、孙吴奉邑制问题、东魏和北齐的“食干”制度问题、东晋时期的黄白籍问题、东吴屯田制问题、北朝典签制度问题,我也都曾做过一些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长达60多年的历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您认为史学研究的灵魂是什么?
  高敏:经世致用是中国学者历来的优秀传统,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学术的精髓。我国先贤投身做学问的初衷,基本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理论联系实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又是历史科学存在的价值所在。因此,立足现实,学以致用,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中来阐明现实和预见未来,应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所在。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过程,历史资料就是人类过去活动的记录。历史既不能复制,也不会重演。我们今天去研究人类过去的活动,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在认识和总结过去人类活动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指导现实活动。因此,历史研究者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去对待它,力求客观与准确。但是,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情感、经历、见解、认识水平也不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研究者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客观认识。历史研究者必须从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出发去研究历史,才能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
  历史科学可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更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关键在于要多从实际需要出发去思考问题。例如,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论证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是为了总结统治者如何巩固其统治的历史经验,同时为了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社会需要服务的。研究历史必须重视社会调查与实地考察,然后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去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当然,在史学研究联系实际、为现实需要服务时,切忌以影射史学的做法去对待历史研究,一切实用主义的做法和狭隘地看待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想法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到历史上去找根据或做解释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4.嘉乾学派:需创新而非抛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那么,在历史学的治学方法方面,有哪些可供青年学者借鉴的要点?
  高敏:我认为要搞好学术研究,首先要勤奋刻苦。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重要史籍,《册府元龟》、《全唐文》、《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等几部卷数较多的书,都通读了一遍。其间,我前后仅下过三次珞珈山。研究任何科学,都需要下苦功,研究历史科学尤其需要下苦功。历史学以整个人类活动的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各种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其研究对象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它既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又几乎是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综合体。
  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来看,历史学具有研究范围的广阔性和研究资料的丰富性,所需要的专门理论和方法也具有多样性。就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来说,几乎过去人类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活动的记录都是史学研究的范围,几乎过去人类留下的全部文献记载,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全部古籍和档案材料,还有地下出土的简赎、文书、簿籍、契约、甲骨文、金文、墓志、铭文、石刻以及古物、古迹、遗址等都是史学研究的资料。就其研究方法来说,除了需要掌握最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外,还需要懂得政治经济学、修辞学、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年代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等专门理论与研究方法,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史学研究。这就使得史学研究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搞好史学研究,与其说靠天才,不如说靠勤奋。我相信勤奋出智慧,出优秀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在您看来有哪些?您认为目前史学界最需要提倡的是哪一方面的研究方法?
  高敏:对于具体的治学方法,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以下几个方面:考证的方法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历史唯物主义是史学研究的指南,要处理好历史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在论证方面要注意防止出现无直证、孤证、臆证、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所引史料与所得结论不一致、以前证后或以后证前、忽视反证等弊端,要处理好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等等。
  目前来说,我认为做史学研究不能丢掉考据,乾嘉学派需要创新,而不是去抛弃乾嘉学派。现在,有些年轻人的学术观点不是唯物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需要唯物、发展与更新,以下几个方面可供青年学者参考。第一,《资治通鉴》需要很好地研究,今后无论谁来编印《资治通鉴》,要知道哪些地方超出正史,这是宝贵之处。第二,《通典》这部书很有价值。它的价值在哪里呢?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发现。我有一点点发现,唐朝编这个书的时候,当时的语言习惯与现在不一样,有些是版本不一样造成的。现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要掌握史料的来源,看《通典》是一个方法。第三是《太平广记》,可以补充不少资料。第四是《太平御览》,好多书都散佚了,要把存留的收集起来。第五,从南朝发现北朝的史料,或者从北朝的史书中发现南朝的史料,这样可以扩大史料来源。最后,我希望国家设立一个简牍学学位,系统地整理简牍,把简牍学好好发展一下。如果这门学科发展起来, 它的作用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与金文、甲骨文对西周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一样。
  5.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商品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目前学术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何解决建议?
  高敏:我认为目前学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愈演愈烈的学术商品化。比如说,一些官员考上博士后,却没有时间去学习和写论文,出现一些官员博士抄袭博士论文的现象,这是学术商品化的一个表现。在职称评定方面,则存在论资排辈现象。一个人三四十岁是精力最旺盛、最出研究成果的时候,但往往是年龄大的人在学术资源分配方面占最大优势。另外,学界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学术腐败问题,其表现在抄袭现象的严重和抄袭手法的多样性上。有些文章并没有创新和发现新东西,只是把别人的文章结构前后改一下,像这样的抄袭,很难被发现。此外,我国学术界还存在评奖不客观的问题。评委的选拔很关键,要建立一个评奖专家档案库,评奖的时候随机从中抽取。组织者不能为自己申请奖项,获奖者不必自己申请也能被推荐出来,这样才能挑选出真正优秀的学术人才,评出货真价实的精品,否则评奖就失去了意义。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高凯同志为本次采访提供了联络工作与大量参考资料,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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