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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凸显中国主题 从中国历史到“中国梦”
2014年04月04日 15: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4月4日 作者:张小溪 字号

内容摘要:近日,“亚洲研究学会”在费城举行2014年年会,来自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亚洲研究专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出席会议。

关键词:中国;戏曲;学者;文化;亚洲研究;教授;郭安瑞;学科;会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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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3月27—30日,美国最大的地区研究组织、世界著名亚洲研究机构——“亚洲研究学会”在费城举行2014年年会,来自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亚洲研究专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出席会议。会议既有著名学者的主旨演讲、数千人规模的大型会议,也有大量中小规模的报告会和讨论会。

  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中,让记者感受最深的是,与以往年会把中国经济发展作为重头戏不同,关于“中国梦”的话题、研究和由此展开的讨论始终是此次会议的重点。

  线性理论无法概括中国道路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来,不但中国,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梦”这个词,希望从“中国梦”中获益。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岚安在“中国梦”提出后不久便开始深入研究。他认为,在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发展之后,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下一步该如何发展,特别是中国如何将其在经济领域的强大发展势头延伸到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上,因此“中国梦”的提出得到了广泛关注。他在调查研究中不仅采访了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也将解读“中国梦”的话筒对准作家、军人、新闻工作者、艺术家,展示了“中国梦”的宽广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他认为,“21世纪的全球政治是儒家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西方的对决”这一观点是有偏颇的,“中国梦”和“美国梦”各有特点,重要的是求同存异,互相合作。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丹尼尔·D.林奇指出,过去20年,总有中国研究的学者过于 “自信”——简单化地估计中国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不是“唱盛中国”就是“唱衰中国”的线性概括。有的学者对于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示悲观,做出了很多理论预期。但2013年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提出要清除未来20—30年发展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用线性理论来概括,各个学科都要意识到研究的复杂性,不能单纯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进行比较,或是生搬硬套一些模型和理论。

  美国的中国专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弗里德曼认为,从他收集到的信息来看,中国民众对“中国梦”的提法非常欢迎、反响强烈,并且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中国梦”定义和解释。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成功,中国几任领导人很清楚在不同发展阶段应当如何应对来自内外的挑战。他最后提出,中国曾有几千年辉煌的历史,虽然近代以来命运坎坷,但终将走向复兴。

  道德和幸福息息相关

  对于中国 “幸福观”的探讨,再次证明了亚洲研究界对于中国问题关注重点的转变。耶鲁大学的陈朗从中国古代文化入手分析指出,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中国人对于“幸福”一词的理解既看重“内心的满足”和“福祸相依”,也非常在意“物质上的进步”和“平等权利”等。美国凯尼恩学院社会学教授孙安娜统计了1993—2013年“幸福”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文章标题中的数  量,发现2000年以前,“幸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2000—2010年出现的数量呈快速上升态势;而这一数字在2011年达到顶峰,全年有120篇文章与“幸福”一词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20年来关注重点的转向。

  美国乔治城大学社会学教授贝基·苏则展示了她对中国民众进行幸福感调查的结果:绝大多数成年人感到幸福是因为 “家人健康”和 “孩子有出息”,而感到不幸福则主要是因为“工作和收入不如意”。耶鲁  大学社会学教授黛布拉·戴维斯在中国做幸福感调查时则发现,年轻人和年长者对幸福的感觉非常不一样,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容易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多把“幸福”等同于对生活的“满意”。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年轻人和年长者在提到“幸福”的同时,也提到了“道德感”,认为良好的道德和幸福息息相关。

  中国文化历史继续绽放异彩

  在29日晚举行的年会颁奖典礼上,此次年会最重要的中国研究奖项“约瑟夫·列文森图书奖”颁给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郭安瑞的新作《清代燕都戏曲表演与政治文化,1770—1900》。该书把18、19世纪北京的商业戏院搬上历史舞台,讲述了演员、戏院票友、剧作家和清廷之间的故事。

  专攻中国清代、民国文化社会史的郭安瑞热爱中国传统艺术,曾师从相声演员丁广泉,并由此产生研究戏曲的兴趣。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相声段子是以戏曲故事内容或表演程式作为笑料的,并由此推断,戏曲在中国的普及给老百姓的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为了以戏曲为切入点研究清朝通俗文化,在北京考察的两年,郭安瑞跑遍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市艺术研究所、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梅兰芳纪念馆等,访问了诸多戏曲专家学者,发现了大量有关盛清、晚清的戏曲资料,包括“花谱”(即清代文人观众对戏曲演员的 “粉丝”记载)、清廷颁布的有关戏曲表演的禁令、各种戏班和艺人的手抄剧本等。通过上述戏曲材料可以窥视清廷与社会各阶层之间互依互斗的关系及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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