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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的认同,就是每一个民族成员对处在一个国家内历史的认同,也是对一个民族能够在祖国大家庭中得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个大道理,正因为有了这个大道理,我们每个民族的成员,才有将个人命运与中华民族命运连在一起的小道理;明白和懂得大道理,认识和体会小道理,我们就能够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正是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化,陶冶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各族儿女之所以能够走向明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因而能够把各族人民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于各种会议上,也多次强调了这四个认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民族团结教育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创新形式,丰富内容,不断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就要把强化“四个认同”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强化对祖国的认同是维护
国家统一之基
毛泽东主席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明确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保证。”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各族儿女共同捍卫了祖国的统一。今天,在历史方位和新的历史起点上,维护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各族人民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走向繁荣兴旺。
认清历史方位和新的历史起点,概括地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废除封建制度,赶走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革命和建设,遭受风雨坎坷,通过改革开放,国力大为增强,人民逐渐富足,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历史起点上,就近的说,是上百年来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广大人民艰苦卓绝,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往早一点说,是上千年来中国各个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相依共存,其中也包括血与火的交往,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结下不能分离、不可分割的关系,缔造了统一的国家所带来的;再往远处说,是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族群,经过自在到自觉的意识,形成各个兄弟民族,共同推动建立和发展祖国的历程所奠定的。
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是对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深刻而普遍的认识。这实际上涉及对世情、国情的了解深度,理性认识的深度,即深刻认识“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一个国家从萌芽到形成,是在历史的长过程中进行的,是动态的。中国之所以为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有其历史长过程的合理性;西藏今天之所以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各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也有其历史长过程的合理性。做那种“如果”怎么样就可能怎么样的假想假设,是不懂得历史、不懂得历史规律的表现。
达赖和达赖集团的文匠们之所以鼓吹“西藏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除了显现出极端无知的底子和数典忘祖的心态外,还有一个非常恶毒的阴谋,就是妄想在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从舆情和活动上分裂祖国,实现其“西藏独立”的企图;而西方反华势力的文匠们也不断鼓吹“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谬论,除了歪曲事实,有意说谎外,很明显的意图就是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在今天的历史方位上干扰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布依)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专门点明“各个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也明确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可见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研究中国、研究中国西藏,先得把握中国历史的情况,而不是拿西方一些不正确的理论作为比量西藏历史的尺子。中国文明的发展不像西方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经常断裂地延伸和扩展的,而是在这片土地的族群文明通过数千年的悠久岁月,在由多点的发源地不间断向辽阔地域中心汇聚起来的中华文明;我们的国家也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由比较单一的民族构成、在经常性的迁移变动疆域后形成的,而是多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年代中以大体不变的疆域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多个民族造就的历史共同体。这就是历史长过程的合理性!
历经唐、宋、元、明和清初中期,中央与西藏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和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联系载入历史,数以万计的文献都有明确的记载。清末,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央政府力图整治西藏边陲的诸多问题,尽了很大的努力,当时西藏上层虽然在国家风雨飘摇的形势下,也不愿脱离祖国。尽管晚清时期由于国家羸弱和清廷治藏方略的失误,造成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治关系的相对松驰状态,并给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带来较长时间的不良影响,但西藏始终没有脱离祖国大家庭的怀抱。民国时期,中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中国领土,中国军阀割据,内战不止,又出现了“西藏独立”的逆流,但也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民族都是历史的范畴。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产生、变迁、演化、发展乃至衰亡的,所有国家、民族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诸多条件的作用下由萌发、壮大直至消亡的过程。对来自国外的那些偏见和无知,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西方文明的进程有西方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拿来套(类比)所有文明进程的合理不合理;西方国家的形成有西方国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拿来套(类比)所有国家形成的合理不合理。观察一切事物,都要有一个客观尺度,有了客观的尺度,才能给事物进行定质定性。不依照客观尺度看问题即偏见,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这是从历史方位上理解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钥匙,这也是对祖国认同的一个基本前提。国家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载体,古今中外任何民族及其成员都必须依存于一个国家之中。民族成员既属于本民族的个体,也属于本国的国民或公民个体。对祖国的认同,就是每一个民族成员对处在一个国家内历史的认同,也是对一个民族能够在祖国大家庭中得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认同。
二、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
增进民族大团结之根
我国各族人民从历史经验中,深刻懂得了“团结破则国家亡,团结紧则民族昌”的道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多元一体的人们共同体。中国每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都和这个大家庭血肉相连,荣辱与共。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之际,生活在当时中国境内的民族就是现在中华民族的本源,这些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所建立的政权,不管是中央王朝或者是地方政权,都是中国境内的政权。从大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疆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看与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藏族自古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说:藏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中国的疆域之内,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之际,藏族就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藏族聚居的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国民族的认同方式多种多样,或者直接认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或者认同另一个边疆民族政权,最后认同中央王朝,方式各异但殊途同归,各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和大一统中国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藏族和西藏地方在形成今天统一中国的历史中所作出的自古以来的持续性贡献永不磨灭。国内外学术界对汉藏同源的充分研究表明,同宗同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兄弟民族历史根基的深厚与悠远。几百年前到现在都有史学专家认为,藏族在未形成以前,藏族的先民即和汉族的先民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统一的藏族形成前后,其各个部分就和汉族以及中国西部、西北部的其他一些民族有着密切联系。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藏族先民就为中国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后藏族和兄弟民族一道持续性地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贡献,为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著名藏族学者多识教授曾指出:“当今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横向只着眼于西藏或者曾经属于吐蕃的这部分藏族,而忽略了许多族源的语言民俗等广义文化特征方面完全属于藏民族范围的历史上许多部落和民族。这种对于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限于某种偏见,而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如果抛弃种种偏见,开拓视野,把研究的领域放宽到全部历史文化的范畴,就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中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千百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血浓于水的关系。中华不仅仅是个地域的名称,更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自觉兴起的族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共同体,是进入近代之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进行反抗的结果。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打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中国每一个民族都面对着共同的命运,而正是这个共同的命运,把中国各兄弟民族更紧密联结成一体。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各族儿女公认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历史地看,远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左右的,而是由各民族千百年的共同历史决定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树立起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决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华民族因此也必将长期存在,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谁也不能抹煞掉这个强于雄辩的事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个大道理,正因为有了这个大道理,我们每个民族的成员,才有将个人命运与中华民族命运连在一起的小道理;明白和懂得大道理,认识和体会小道理,我们就能够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三、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
铸造爱国主义之石
按照一般对“文化”的阐释可划分为三类:第一是广义的即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这是人们常说的“大文化”。第二是狭义的即文化是指关系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科学教育等精神方面的内容,这种解释说的是“观念形态的文化”。第三是更加具体的文化形态和形式,即只把文学艺术、歌舞影视等技艺性的现象视作文化。中央指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的精神,主要是指认同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即可以涵盖大文化的所有领域,也包括狭义的和更为具体的文化形式。中华文化在为中国历史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支撑的同时,也不断开辟着自身发展的新领域。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现代文化,在今天都存在着为各民族继承与创新、认同与发展的现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即中华各民族成员文化认知心理和价值追求的趋同。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正是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化,陶冶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各族儿女之所以能够走向明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天,中华文化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支撑,中华先进文化引导着中华民族的振兴,文化已经被国际社会确认为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各成员所认同的中华文化,必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担负起核心的带领作用。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凝聚力量、奋发向上、团结一致走向构建现代国家未来的内在要求。
中国古代哲人关于古代民族与国家观念是相当深刻的,很早就出现了西方近现代才提出将血缘、地域、心理认同、文化归属来对族类进行划分的论述。秦汉之前的孔子、孟子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已经是用文化而非血统地域来作为华夷之辨的关键因素。这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程晏说:“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这已经明确地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就是说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道德的,即使在边疆地区也可以是中华之族;相反,如果是身在中国却心生外向的,那么就算出生于华族,也不能算中国人。这一观点已经把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核心所在说得清晰透彻。这种观点已经超越了那种把民族归属捆绑在血缘、地域,才能形成国家、民族观念认识的初级阶段。从这个观点上,我们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到唐代中国就能够形成中原吐蕃“社稷一家”的缘由。
以唯物史观来看,除了天然的血缘和地缘的因素外,更多的还有广义文化以及狭义文化的连接。这种连接既是地方王朝与中央皇朝统属的内在依据,也是边疆与中原广泛而不间断经济交流的亲和体现;同时,还对汉藏等56个民族的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因素的阐释。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个阐释相当精炼,帮助我们看到了历史渊源对于人们共同体形成乃至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
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各族人民对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总的来看,中国传统文化遵循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理想人格。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十大传统美德,分别是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认同中华文化,其着眼点就是锻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强基固本。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这就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其中爱国主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无论什么时期,爱国主义都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
在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和时代价值观,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在新时期,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要使各族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必须更高地举起中华文化的火炬,把弘扬和培育共同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既有对上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有对走向未来中华文化大方向的认同,那就是要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面对现实和未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全体民族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所共同奉行的价值信念和信仰,所共同选择的价值实现途径、方式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想,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又深深地根植于中华社会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基。中国当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既要有各个民族多样性、个体性的体现,更要有共同认知、共同理想、共同精神追求的内涵。那种以突出多样性、个体性、传统性形式才是文化繁荣发展的说法,表面上看似有鲜明的个性,其结果将会导致某些人远离共性而不认同中华文化,也不认同各族人民走向未来的共同理想。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共同理想,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现实的共同价值目标,把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概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共同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为:在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生态文明;在经济活动中是在劳动本位的基础上追求效率、活力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以及物质文明;在政治活动中追求民主法治、政治文明;在文化活动中是追求真、善、美及其统一的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在社会活动中是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这些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价值观念,是促进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对中华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方向的认同,是铸造爱国主义精神在时代背景中不能被模糊的。
四、强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
同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自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始终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各个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曾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华民族被甩在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潮后面。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战乱不已,人民水深火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百多年时间里,中国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纷纷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然而,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乡村教育、铲除宗法、议会道路等活动都未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历史证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革命才峰回路转,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种革命在本质上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直通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它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饱经苦难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的现代化从此有了社会制度的基本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根本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这是西藏人民在当代切身体会中得到的一个深刻认识。
在新世纪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智慧和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因而能够把中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追求消灭阶级压迫、消灭剥削制度的“大同世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憧憬的理想。
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已经真实而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完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任重而道远。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伟大事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各族人民继续奋斗十几年、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敌对势力又不断进行干扰破坏,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团结和谐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具体到边疆民族地区,就要以胡锦涛同志所要求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锲而不舍,奋力开拓”,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的前进道路就一定能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达到!
结语:
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再次提出,要加强“四个认同”的教育。“四个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的具体体现,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灵魂核心,是在新形势下搞好民族团结教育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各族人民大团结走向未来道路的重要基石。
(作者系西藏社科院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李秀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