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猴艺，作为乡土艺人讨生活的方式，历经数十年演绎后，被赋予了文化传承的标签。然而，今年7月，6名新野耍猴人在牡丹江市街头表演时，因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被牡丹江森林公安刑拘。

　　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追诉程序后。9月23日，黑龙江省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4人犯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但均免于刑罚。

　　有驯养繁殖许可证，没办运输证，带着猴子去外地表演就是犯罪——“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该事件引起巨大争议，一边是弱势的耍猴艺人，另一边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势国家权力机关;同时，又有媒体称此案关系到“新野猴戏”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处境。公众心中的天平自然要向“耍猴艺人”这边倾斜，这也使得坊间普遍质疑有罪判决的正义性。

　　“报复性执法”也罢，执法并无不当也罢，争议的背后，则是一些“非遗”项目在城市管理模式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中，逐渐被边缘化的现实。

　　就拿新野猴戏而言，首先面临的就是人们日益加强的动物保护观念，其次就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包括既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也要有运输证等证件。耍猴艺人被牡丹江森林公安刑拘之前，当事艺人在外出耍猴的三十多年间，都曾遭遇过被打骂、被驱离、被罚款甚至猴子被没收的命运。

　　不只新野猴戏，就连濮阳梅庄马戏，也是如此。他们虽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了野生动物驯养证、工商营业执照、文化演出许可证和省级林业部门发放的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但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只能精确到省份，无法随表演所到县市而变化，落地表演时照样遭到3万元的一次性罚款。

　　这是河南仅有的两个涉及动物的“非遗”项目，在现代化生存中所遭遇到的尴尬。而诸多没有涉及动物的各类“非遗”项目，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的生存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