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丽婉约的江南，不仅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诗意情致，还有一地学人在长久历史岁月里殚精竭虑、发微探真而成之学术思想精义，为其区域文化构建起丰富的内在层次。她们以徽学、浙学等形态名义各呈地方特色，涵育了江南文化的丰富多彩；更以其理性、思辨的学思与睿智，为江南文化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厚重意蕴。

　　理论源头只能从东汉的王充算起

　　就学术发展的脉络而言，“浙学”的理论源头，大概只能从东汉的王充算起。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建立系统哲学理论、形成思想体系的学者，他的“实事疾妄”学术宗旨代表了一种求真务实、批判创新的精神，而这正是“浙学”的基本精神。

　　但王充时代并没有形成人才济济的学派,“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朱熹首提“浙学”概念，岁月丰富了它的内涵

　　据现有史料分析，“浙学”概念最早由南宋大儒朱熹提出。朱熹在评论浙东学者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的学术时，首次将“永嘉、永康之说”称为“浙学”，并严加批评。他说“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永康之说）却专是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可见，朱熹是将“浙学”视为专讲功利、误导学者的异端加以批判的。尽管朱熹的批评很片面，但他最早提出“浙学”概念之事实却不能抹煞。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风靡两浙，故有学者从学术传播的师承、地域上突破南宋以来以浙东永嘉、永康、金华之学为“浙学”的视野，而从两浙地区的大视野讨论“浙学”。如浙西德清学者蔡汝楠在其书函中，将明代两浙地区的阳明心学列为“浙学”传承脉络。又有曾任浙江提学副使的福建籍学者刘鳞长著《浙学宗传》，将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儒学流派归入于“浙学”传统，已初具“大浙学”的概念。查《浙学宗传》共立案44人，其中浙籍学者39人，非浙籍5人。浙籍学者中，属于浙东的34人，属于浙西的仅5人；以学术倾向论，属于程朱学、陆王学的各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既非程朱，也非陆王，然可归入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1610－1695）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该文将姚江（王阳明）之学和蕺山（刘宗周）之学一起归入于同一学脉，将其视为承前启后、致使浙东学脉不至于中断的重要环节。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其学术渊源都与宋初大儒胡瑗在浙西湖州讲学时形成的“湖学”相呼应，地位堪与齐鲁之学、闽学、关学、蜀学相媲美，而且蔚为一大学统，对于宋元学风有启迪之功。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