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精神

　　“天下为主，君为客”

　　浙江学人历来富有批判精神。许多浙江思想家，如东汉的王充，宋代的陈亮、叶适，明代的王阳明、刘宗周都继承发扬了这种精神，从而形成了浙江文明史上一个优秀的传统——浙学传统。黄宗羲即是浙学传统的典型代表。

　　黄宗羲的批判精神集中体现在其探讨“治乱之故”“条具为治大法”的《明夷留书》与《明夷待访录》中。他在浙东抗清斗争彻底失败之后，痛定思痛，纵观历代治乱兴亡的历史，在顺治十年（1653）写下了《留书》一卷八篇。序言写道：“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就是说，他要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著书立说以待后人。《留书》主要反映了黄宗羲对明朝腐朽政治的批判和对清朝新政权的仇视，其思想水平还受限于反清民族主义立场。

　　十年之后，黄宗羲在《留书》八篇基础上扩写《明夷待访录》二卷。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秦汉以来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并提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顶层政治设计。《明夷待访录·原君》篇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段话将君主专制的弊端揭露无遗，而其“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则揭示了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民主性。此外，黄宗羲还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法律制度、财税制度、军兵制度、科举制度、宦官制度及胥吏制度，体现了批判精神的广度。

　　力行哲学

　　“良知的实践”

　　在全面批判君主专制的基础上，黄宗羲提出了社会改革蓝图，其思想创新的亮点在于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政治思想和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的力行哲学。

　　黄宗羲的思想创新主要由五部分构成。其政治思想，包括“封建”论、“君为民害”论和“民主君客”论。其“君为民害”论一如上述，而更重要的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民主君客”论，其中包括三层含意：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非君王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主宰，不应由君王一人独断；三是君民平等，君的权力来自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必须尽心尽力为民服务。显然，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已经包含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民主思想。

　　法治思想。黄宗羲提出了“藏天下于天下”“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他认为，所谓“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人民谋利防乱的法；而“一家之法”，则是专为帝王一家谋私利的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所谓“藏天下于天下”，除包含天下为公的传统意义，还引申出公法与私法、治法与治人的论述。“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已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张和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萌芽。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事纷繁复杂，非一人所能治理，必须由众多臣工共同治理。而君臣关系并非父子而是平等关系。人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大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