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眼里的中国》克服了传统纪录片的“三种固化”问题。第一个固化，内容专题化、宣教化，以解说词为主，音乐打底，报告式的语言不出差错。第二个固化，就是一味地追求自然主义。长镜头、同期声、跟踪拍摄，盲目地把自然主义的记录不加选择地当做纪录片，其实纪录和纪实不是一回事，纪实也不等于真实感，这都是有区别的。第三个固化，就是一味地追求大规模的搬演呈现。现在拍纪录片，盲目追求技术主义，纪录片拍得比电影、电视剧投入还大。所以说三个方向都走了极端。我们既不要做那种宣教主义的专题片，也不能盲目追求自然主义纪实，更不要盲目地做那种搬演重现。我觉得这部片子是一部大型重访调查式的人物纪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有重访的感觉，有调查的定位，又有纪实的感觉，打通了时间空间上的障碍，纵横几万里，跨度几十年，用“故地重游”“故人见面”“故事重提”“故片重剪”，把几个空间全部打开，重构科恩1957年拍摄的50分钟影像，用今天解读的方式让它发挥出了新的价值。

　　科恩的角色在节目中也是多样化的，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既是这部片子的主角，同时还是这部片子的主持人之一，也是中国的调研员和中国变化的调查员，他的角色是四合一，而且用了一种熟悉嫁接陌生的视角来叙事。如果他过于熟悉中国，人们看到的是司空见惯的，这部片子就不一定有好的收视；如果他过于陌生中国，就很难对中国有全面、深刻的认知，就会流于表面、肤浅。科恩有资格谈中国，因为他之前来过中国；很多人没有资格谈中国在于之前他从没有来过，所以我觉得该片视角非常独特。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