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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增速回落不是新常态的典型特征
2016年08月17日 08:49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作者:李凌 字号

内容摘要:增速回落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是增速回落,判定标准是7%或者8%,一旦低于这个标准,就意味着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至于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无外乎几种推测,代表性的观点有,经济增长收敛说、产业结构调整说、增长动力不足说、外部需求冲击说济长周期底部说等,这些假说几乎都把此次增速回落的原因,指向中国经济对原有增长路径的偏离,揭示出传统增长动力匮乏,而新动力则正蓄势待发。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逻辑表明,当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技术进步势必沿着用价格相对下降的要素去替代价格相对抬升的要素的方向演进。

关键词:要素;回落;常态;增长率;技术进步;经济增速;变化;物价;世界经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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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凌:增速回落不是新常态的典型特征

 

  增速回落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是增速回落,判定标准是7%或者8%,一旦低于这个标准,就意味着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尽管从世界经济年均2%-3%的增长率来看,7%-8%决不能算是低速,但对于已经习惯了约10%甚至更高增长率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发生了增速回落的经验事实。

  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篇严肃的经济学学术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必须保持7%或者8%以上的增速,才算是正常的增速,也不存在所谓的底线增长率或是低增长容忍度等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增长的底线,那就是确保就业稳定的增长率,亦可看做民生增长率,重点是将实际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使之尽可能地接近自然失业率。

  至于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无外乎几种推测,代表性的观点有,经济增长收敛说、产业结构调整说、增长动力不足说、外部需求冲击说济长周期底部说等,这些假说几乎都把此次增速回落的原因,指向中国经济对原有增长路径的偏离,揭示出传统增长动力匮乏,而新动力则正蓄势待发。那么,导致新旧增长动力切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有两个基本点必须澄清:第一,增长率的下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规模基数不同,相同增长率对应的经济增量也有所不同。目前,中国以接近70万亿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排名第二,基数变得更大。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就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单就同比价格的GDP增长量来看,2015年6.9%增速产生的经济增量,已经大于2006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12.7%增速产生的经济增量。

  第二,中国经济增速变化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作为最大的赶超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之时,中国经济列车独领风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现在正是中国经济奋起赶超的绝佳时机。根据IMF提供的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9.8%,在过去五年里,都保持在20%-30%,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增速下滑及其原因和可能蕴藏的宏观风险,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以及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优势所在。尽管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轻视,但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

  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然而,对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也的确进入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核心表现并不是增速回落,而是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沛、资金稀缺,但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廉价劳动力优势已消失殆尽,目前大约是越南劳动力工资的5-6倍;同时,资金变得愈发充裕,中国产业立足全球配置资源,进军价值链两端。以往价格低廉的要素,成本上升了;价格昂贵的要素,成本却下降了。劳动与资本价格的相对变化,是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的自然结果,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新动力、新优势的培育,必须符合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客观规律,顺势而为。反观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不是未能有效捕捉和运用要素价格变化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是误以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永恒不变、一劳永逸的,从而错失了新旧发展动力切换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逻辑表明,当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技术进步势必沿着用价格相对下降的要素去替代价格相对抬升的要素的方向演进。比如,当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资本的价格相对下降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企业就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发明新的机器、工艺和流水线,来替代人力生产,由此减少劳动力投入量,提高资本投入量,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也将随之上升,新的竞争优势就蕴含在技术进步之中,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自发产物,是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然而,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首先,劳动力成本即工资上升快,但物价上升得更快,部分抵消了收入增长带来的获得感,同时碎片化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加剧了非正规就业市场上劳动者的被平均感。近年来,剔除物价因素的工资每年大约以12-15%的速度增长,已经超过了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但物价增速更快,中国目前还没有将房价纳入物价统计,真实的货币贬值速度更近似于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大致是在18-20%左右。如果仅以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衡量,由于未将房价等计算在内,将对物价造成比较严重的低估。

  其次,资金成本在下降,但是投资回报率下降得更低,缺乏可投资项目,资金离开实体经济空转。后金融危机时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张皮的现象愈发严重,2015年年中股市的快速涨跌,以及2016年年初深圳上海等地楼市的异常火爆,足见空转之力度前所未有,而且房地产仍然是资金避险的最佳选择,资金难以流转到技术创新等实体经济领域。房地产领域资金的过度流入又会通过流通环节转入物价,进一步推升行业投资的隐性成本。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正在迅速下降。以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为例,ICOR越高,意味着相同的投资带来的产出增量越低,投资效率也就越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ICOR从此前的3-4,陡然攀升到8-10,产能过剩之严重程度可窥一斑。

  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调整资源错配

  体制性障碍造成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是阻碍企业在面对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时,难以做出相应调整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

  一类是劳动力资源错配。比如,劳动力市场碎片化,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不仅同工不同酬不同福利、而且在行业准入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第二类是资金错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企业资金使用成本截然不同,体制外企业的资金可得性也不及体制内企业,由此影响到不同类型企业的边际产出价值。此外,体制性保护还造就了大量的僵尸企业,在经济下行期,这些企业应该被淘汰,却没被淘汰。

  简而言之,劳动力资源错配和资金错配,阻碍了要素相对价格的调整,共同拉低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没有资源错配,我们认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劳动力和资金成本应该保持一致,而且劳动力的的价格应该更高,而资金的价格应该更低。

  2016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要推进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新的政府管理体制”。

  为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议题,就是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发挥经济转型的价格信号,合理配置资源,缓解资源错配现象,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需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不能让改革空转。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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