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思想领域的开放，文学主体性问题不断被关注，以《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在频繁的讨论、碰撞与裂变中明确了自身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成为民族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经典”实际牵系的是时代记忆，是特殊历史阶段的集体心声，这种从时代深处所获得的文化承载，助推了当前的民族文化价值自觉和文学自信。

　　“革命中国”的讲述

　　“革命中国”的讲述是红色经典的重要思想价值。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分支就是关于“革命中国”的讲述，区别于此前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各种想象方式和形态。“革命中国”叙事是特定阶段以文学方式展开的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它既具有现代特质，又充满浓郁的本土色彩，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外力作用下“内向转身”所开拓的“红色文化空间”。所谓外力，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内在转向，则是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内部所生长出来的各种腐朽积弊的革命涤荡，这包括颠覆传统的等级秩序、创造出下层人民当家作主的尊严政治、建立在相对平等基础上新的社会分配原则，以及对传统科层制的挑战和反抗等。如何吸引读者、传达何种革命理念、秉持怎样的文学理性，成为这类叙事面临的最大考验。于是，《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正是在这些核心问题上有一定的突破和创造性才被奉为经典。

　　作者梁斌在《红旗谱》中成功地处理了与革命叙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显示出他作为革命家和文艺工作者兼具的睿智与深刻。一个是“革命”与“日常生活”的表达逻辑，农民革命是历史必然，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思想启蒙主题；但这个主题的表达效果如何，却在于作者对农民和生活本质的把握，好的作品会让生活本身来传递革命的波澜起伏，相反过度的“政治启蒙”则会伤害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作者自始至终对此有明确的把握，并通过增强日常生活和爱情描写的分量来调整“革命”与“生活”的结构比例，使二者水乳交融。这样，革命不再是抽离了现实的概念说教，农村也摆脱了文化启蒙视角下“破败”与“荒凉”的审美惯性，农民也基本褪去几十年的“国民劣根性”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符号印记，革命和农村的书写范式与此前文学相比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冀中农村散发出清新健康的泥土气息，滹沱河两岸杨柳依依、芦苇荡漾，少女在千里堤上放牛、小伙子在田间挥汗如雨……这些田园诗般的描述仿佛又还原了中国人寻找桃花源的情结。其实不然，在这里正酝酿翻天覆地、改变命运的一场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