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讯（见习记者 段久惠）城市精神扎根于地域文化，是对文化积淀的提炼，相应的，这些来自于地域文化的城市精神，又会对当下的城市产生影响。日前，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接受本报专访，深入探讨武汉精神如何从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楚文化汲取养分，与当代文化、价值观融合，形成城市文化软实力，促进城市进一步发展。

　　深厚的楚文化基因

　　求知：在你看来，武汉精神，和其所属的地域文化、地域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刘玉堂：武汉提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是扎根于地域文化，对文化的核心提炼和高度升华。

　　先说“敢为人先”。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西周时期，当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楚国敢于第一个称王，楚人获得了“楚人不服周”的评价，并且“不服周”后来作为武汉话传开、这一观念最后也被武汉承继下来，可以说，这是“敢为人先”的典型体现。到北宋，岳飞抗金大本营一直都是在黄鹤楼附近区域，他在著名词赋《满江红》里的那句“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大气豪迈，也可以体现为武汉敢为人先的一种精神底蕴。再看明清时期，关于四个最重要商业中心城市的流行说法是“天下四聚”，分别是北京、苏州、武汉、佛山这四个地方最是繁华，后来提“天下四镇”，汉口又是作为其中之一，以商业中心闻名。再就是辛亥首义，武汉打响第一枪，抗战时期，武汉军民浴血抗击侵略者，为抗战的胜利赢取时间；到了改革开放前期，武汉诞生第一个小商品市场、第一个聘请洋厂长、第一个异地股上市，“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再来说“追求卓越”。现在武汉的黄陂地区早在商代就有盘龙城，被视为“南铜北运”重要的枢纽；而在辛亥革命前期，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汉口在其经营之下，被赞誉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名第四，尽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武汉曾经一度有所下降，但近几年也正在奋起直追。现在武汉提出“追求卓越”的目标，具体就是“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国际化大都市”，武汉向着实现这个目标迈进，正体现着一种“追求卓越”的精神追求。

　　求知：武汉精神和荆楚文化联系密切，弘扬武汉精神，可以从楚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哪些养分？

　　刘玉堂：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湖北是楚国的中心，所以武汉的地域文化中有很深厚的楚文化的基因，武汉的文化跟楚文化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文化，我把它概括为五种精神：第一，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第二，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第三，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第四，上善若水的和谐理念；第五，九死未悔的爱国精神。这五种精神和武汉精神直接联系。比如，你要“一鸣惊人”，肯定要“敢为人先”，还有大象无形，对应“追求卓越”。武汉文化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汉精神应该汲取这些优秀的文化内涵。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比如说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和武汉精神高度一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楚文化、武汉文化是一个连锁的大体系，武汉文化根植于武汉，武汉精神作为当代价值，离不开传统优秀文化的滋养和互融。

　　视优秀传统文化为瑰宝

　　求知：当今价值日益多元，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虽有内在相似性，但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异质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新旧”文化的共荣？

　　刘玉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法很明确，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扬弃不可偏废，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存在糟粕的问题，应该被弘扬。如果只是笼统地讲传统文化，与当代肯定是有不相融合、适应的，但那些优秀的、正能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瑰宝，肯定和我们当代价值共荣共生。

　　求知：这些被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城市精神并实现当代价值？

　　刘玉堂：这就涉及到转化，转化有两个途径：第一，城市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的元素，要转化成一种精神动力，发挥优秀的文化传统、释放出正能量，提神、鼓劲；第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来讲，可以被转化成为一种经济产业资源，变为物质直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武汉的木兰传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中的“木兰代父从军”、“巾帼不让须眉”故事气度值得我们弘扬，而且这些精神资源可以被开发，比如木兰草场、木兰山、木兰湖等等，打出文化牌，带动黄陂的经济发展。

　　要文化深度不要文化符号

　　求知：武汉在迈向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充分发挥价值精神的作用，还可以做些什么？

　　刘玉堂：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强化舆论导向，武汉精神现在挖掘不够、阐释不够、宣传不够。“敢为人先”在多个城市精神里出现，将它作为武汉精神要让人信服，你还需要深入挖掘，通过一些素材、案例挖掘选取，并进一步做理论深入分析和解读阐释，让城市精神更突出、更典型、更具有自身特色、更具有说服力，然后还要进行弘扬和宣传，让普通市民知悉它的深刻内涵和价值指向。

　　第二，加强制度设计。弘扬武汉城市精神、文化的发展需要制度安排和保证，好的制度可以促使文化良性发展，好的文化也催生好的制度，这是一种良性互动。比如，武昌区教育系统在中小学生间发动“20+20”经典诵读活动，学习内容包括荆楚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再比如说，武汉开展关爱残疾人、农民工、空巢老人的“三个关爱活动”，也有益于武汉精神的弘扬和普及，这些都是小制度设计；我们还可以在文化制度上有更大作为，比如明确奖惩机制等，使整个城市的文明大幅提升，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提倡形式主义，而是提倡实打实的制度设计。

　　第三，树立精神标杆。这一点对武汉精神的转化非常重要。武汉现在是“感动中国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最多的省会城市，在树立道德标杆上可以做得更多，让他们的事迹深入人心，感动和激励更多的人。

　　武汉要有文化自信、价值观的自信、理论的自信，然后在自信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落实到行动上。

　　求知：这种城市精神、价值文化的建构，对打造城市品牌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刘玉堂：一个城市的品牌是多样的，精神的品牌是无形的，但可以被转化为有形的文化形象。打造品牌，第一要立足武汉城市根基，要融入武汉历史文化的因素，形成独特性和辨识度；第二，不能局限于文化复古，比如不简单地把楚文化的建筑建在武汉；第三，要有立足当代的未来眼光。只有把武汉的历史元素、要有当代的价值还要有未来的眼光三者结合，才能打造武汉城市的品牌。

　　我们需要在充分挖掘武汉地域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意识和思潮，用未来的高瞻远瞩和前瞻性的视野，来打造我们的品牌、彰显我们的显著特色，对长期的地域文化积淀进行深入挖掘提炼，才能形成特色，但把历史文化当成标签往上贴的做法也不可取，我们需要深度的文化元素，不是文化的符号和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