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日至9月2日，第二届“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暨建设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本次会议由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主办，中心主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开幕式由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副研究员主持。

　　金以林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尊重差异、敢于创新，与不同学术观点、风格流派展开切磋交流，推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他希望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充分利用好论坛这一平台，与各学科领域学者进行深入沟通交流，与期刊编辑进行深入研讨，深刻思考如何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作贡献。金以林研究员表示，“三大体系”的建设，只有与各个学科彼此交流、高度融合才可能实现。他同时建议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来自学术期刊的编辑同仁应加强交流，共促学术创新。 

　　本次会议共有六场报告讨论及一场圆桌讨论会，各分论坛由三到四位专家学者进行主题发言，展开跨学科的深度交流对话。 

　　助力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主任曾少聪研究员介绍了《民族研究》期刊的办刊历史和发展情况，并就《民族研究》在我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中的贡献和作用谈了几点认识。曾少聪认为，民族学研究应该注重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民族工作成绩、弘扬符合当代要求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学界应该深耕中国特色问题，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文化和交流。中国民族学有自己的特色，历史上在民族问题上也有大量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学界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独到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付海晏教授作了题为《学术总结与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发言，重点谈了学术期刊在学科话语体系建设中扮演的角色。他从自身办刊经验出发，指出笔谈对于促进学界前沿交流、建设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性；认为涉及学术评论、学术综述、学术反思、深度书评等内容的文章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因为这类文章往往能够就对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意识有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程朝云向与会各位介绍了《台湾历史研究》期刊的建设发展、栏目设置和用稿等情况。她着重谈到，由于近代以来台湾一直处在中外交流和博弈的前沿，因此在台湾史研究中，语言、理论范式和视角的多样化问题十分凸显，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话语体系的把控和方向的把关。　

　　本场与谈人《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任胡永恒副编审在回顾前述各位专家学者发言观点的基础上，对目前学界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所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他从自身的治学经验出发，指出学者应该扩大阅读范围，在交流和互通中思考如何在学术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以民族学和近代史的交叉研究为例，指出学者们应该进一步发掘和讨论交叉学科视野下的空白地带，并且学习吸收其他学科的治学方法和视角。 

　　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势与新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执行主编柴英编审分享的题目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发展概述（2017—2021）》。她回顾了过去五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所呈现出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发展概况，并对中国近现代史各个细分领域近年来的发文特点和趋势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指出，从整体上来看，学界在自觉致力于“三大体系”的建设，而且“三大体系”的建设也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并成为学术期刊有意识、有组织的组稿主题。与此同时，与“三大体系”有关的研究也从总体性的宏观视角逐渐深入到具体的研究方向，体现出学界在推进“三大体系”建设过程中趋于务实、脚踏实地的特点。此外，近年来近代史学界还呈现出纪念史学不断推陈出新、传统史学领域研究不断拓展、青年学者学术创新能力强劲等喜人态势。最后，新媒体对推动研究成果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学术界关注和反思。

　　《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高莹莹副编审分享了抗战史研究中的日文史料应用问题。她从《抗日战争研究》的办刊经验出发，指出日文史料在抗战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日文史料能够给研究者提供一种不同于本国文化的视角，同时在特定情况下也较易被获得和利用。同时也指出，对日文日文史料的使用仍然有进一步开掘的余地。另外，对日文史料的利用也应该慎重，防止掉入“陷阱”。比如过度倚重日文史料，反而对中文史料有所忽视；同时，如果忽视对日文史料内部的辨析，而片面将其视为整体，也可能得出偏颇甚至错误的结论。同时，对日文史料的使用应该建立在对日本国内政治情况了解的基础之上。

　　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薛轶群结合两位学者的发言，进一步谈了自己的体会。他指出，目前数字化技术大大便利了日文等外文史料的使用，同时出版机构对于日文近代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在不断跟进，在为学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无形中提高了对学者日文史料利用水平的要求。他认为，学者对日文史料的使用，不应只是利用日文史料进行堆砌，更应注重对史料来源和内容的分析、判断和考证。同时，与日本学界的交流也有利于促进研究视野的开拓。

　　多元视角下的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徐鑫编辑作了题为《清代地方研究中的视角转换》的报告，主要从三个角度分享了自己在清代地方研究中的见解：对地方概念的理解、研究清代地方的主要视角、转换视角过程中可以参阅的材料。重点分析了如何从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史视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省县关系等角度研究清代地方史。 

　　《清史研究》副主编胡恒作了题为《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报告。他结合近年来对于清代职官数据库的研究，从数字人文的角度对清代官僚政治史未来的研究创新点提出了自己见解。指出，官僚政治史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当研究深入到微观层次的具体案例时，制度的情境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通过引入大数据，就会发现很多历史情境仍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历史事件当中看似随机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存在隐性的规则和规律；在微观系统上看似不确定性的层面，实际上在宏观层面上会有系统性的结构。由此，微观层次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应该彼此有机结合，互不冲突。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任胡永恒副编审就法学和历史学在法律史领域的交叉与交流谈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目前两个学科在法律史问题上的交流融合仍然有待加强。他通过回顾法学史的学术史，指出学术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法学界和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向彼此学习，吸收彼此长处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荣副研究员担任本场的与谈人。她在徐鑫编辑所谈的地方史研究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到学界对于地方史研究领域的反思。她认为，近年来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的联系愈发紧密，不但改变了史学家们获取史料的途径和种类，也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史学家阅读思考的方式和写作的习惯。同时她也提醒，数据人文的适用范围和准确性也是需要学者们格外注意的，并提出关于法律史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迁移到其他专门史领域。 

　　问题意识与论文写作

　　《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乔君编审首先分享了自己有关论文写作中的“核心议题”与“问题意识”的见解。她主要围绕论文写作过程中青年学者经常遇到的挑战，从期刊审稿、改稿的角度给出自己的建议。还介绍了《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比如开设学术笔谈栏目，总结来稿中的突出问题和不足并在刊物上刊载，同时还通过举办青年论坛，与年轻学者做面对面的交流与探讨。之后，她以一篇来稿作为范例，详细阐释了“核心议题”和“问题意识”在论文中应如何体现。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杨义成编辑作了题为《史学研究“碎片化”对学术期刊的考验》的报告。他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学术期刊有责任对这一问题进行应对。他指出，目前学界的许多研究，其主题都缺乏整体性的观点和普遍性的意义内涵，只是着眼于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专注于查漏补缺，而缺乏整体性历史意义的探索。而这一风气同时也被目前学术训练和成果评价的体制机制所强化。杨义成编辑进一步分享了《探索与争鸣》通过征文比赛、开设学术专栏等方式，提倡具有整体史学眼光作品的经验。同时他指出，“碎片化”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与理论创新能力的缺失密切相关，关系到更加深远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发展问题。他认为学界可以通过吸纳中国传统史学的观念智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重视跨学科对话融合等方式，应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问题。　

　　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晓娟副研究员结合自己在《抗日战争研究》期刊编辑部处理稿件过程中的经验，对来稿论文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高超群研究员围绕经济史领域内史学经济学学科的交流对话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新一代经济学者应该对两门学科都有基本了解，并能较为准确地解读出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文献、借鉴其问题意识、论证方法和结论等。他进一步剖析了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之间的差别，并结合一些优秀来稿论文范例，向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对于经济史论文应该如何融通两个学科各自长处的想法。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潘晓霞副编审接续高超群老师提出的问题讨论。她认为，历史学专业的研究者在做经济史研究的时候，比较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和个案的挖掘，总体上重实证，重个案，从个案中发现经济运行的脉络。但这类研究如果缺乏对大背景的考察和学术对话的意识，就容易出现“碎片化”。而经济学出身的研究者则比较注重综合性的分析，也注重从分析中提炼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关照现实。她认为，编辑在选稿过程中应该注重这两种研究脉络的交流，而非将两者完全对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池翔担任本场与谈人。她将问题讨论延伸到另一个近年来的学界热点话题——量化历史。指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学的文化史转向，和同时期经济学对数学建模、回归分析的强调导致两个学科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一定的分野；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由于数字人文的兴起，两个学科之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话。由此他认为，两个学科各自的成长变化，使得经济史这一交叉学科领域更加富有魅力。同时，他还与两位学者就经济史中的范式与流派做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跨学科的取向

　　《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史凯亮副编审分享的题目是《女性研究刊物史学栏目建设中的问题与应对》。他首先介绍了《妇女研究论丛》的期刊概况，回顾了刊物历史研究栏目的创办和发展历史。接着，他从该刊办刊的经验出发，指出目前学界投稿存在方向性引领研究缺乏、理论和学科反思不够、细小精巧的选题偏多、作者群规模有限等问题，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针对这些情况，史凯亮副编审进一步提出了注重加强学科和研究方法引领、基于问题意识持续深化理论研究、联合优势学术平台召开学术会议、以学术会议带动专题专栏建设等应对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主任毛巧晖研究员围绕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向与会者介绍了《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与主要板块，随后讲解了民族文学的体裁、相关理论引领及民间文艺研究新趋势等内容。　

　　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康助理研究员指出，前面两位学者的分享，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历史学的知识体系应该在大的社会科学视野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以此为切入点，她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外来学术概念与本土问题之间的关系、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建设等问题，并且引领与会各位学者就这些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最后，圆桌论坛的讨论环节围绕学术期刊编辑和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展开，清华大学历史系李欣然副教授担任主持人。《历史研究》编辑部刘宇老师、《社会科学研究》副总编许丽梅副编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总编辑宋荣欣副编审就学术论文写作、发表以及学术著作的出版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享。各位与会学者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有学者表示，“小切口大角度”是避免“碎片化”学术写作的有效方式；也有编辑老师指出，“问题意识”在行文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明晰；多位学者、编辑表示学术期刊在议题设置和稿件选择上，应该加强与世界历史学界的交流互通，同时也凸显中国史学界自己的特色和水准；也有出版社编辑老师对学术著作的体例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会学者普遍表示学界应该形成合力，为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三大体系”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