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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2020年07月22日 09: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龙驰 杨巧 李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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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流动人口总量达2.41亿。“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的新思路,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有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重视流动轨迹和工作经历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仅与国家户籍政策和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相关,也与其感受到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吸引力相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按照自愿、分类、有序的要求,重点促进长期在城镇居住、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上升空间促进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其中,流动轨迹反映了农民工在不同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时的路径选择,工作经历则是农民工城市适应能力和发展状况的体现。由于不同流动轨迹和工作经历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城市迁移意愿存在差异,城镇化制度需要进一步分类施策,促进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在不同规模城市市民化。

  一方面,农民工流动轨迹不仅体现为调研时点获取的流入地、流动次数等信息,还包括了每次流动背后的原因、影响个体流入地迁移决策变化的因素差异以及后续的迁移计划。流动轨迹可具体化为流动范围、城市层级变化以及流动次数三个方面。其中,流动范围反映了农民工的外出流动距离,不同的流动范围代表着文化认同、社会关系积累等方面的差异,可分为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三类。城市等级变化反映了农民工流出地和流入地城市层级的变动情况,可以分为向上流动、平级流动和向下流动。而流动次数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以及对于流入地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分析工作经历对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的影响时,不能忽略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方向、流动方式和工作更换原因与城市迁移意愿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工作经历的考察重点包括:工作单位、行业类型、年收入、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以及是否有农业生产经验。工作单位的性质反映了农民工的就业类型。收入水平一定程度反映了农民工的经济状况,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农民工迁移决策所受经济约束会显著降低。接受技术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职业转换能力、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使农民工尽快适应流入地的工作和生活,进一步提高其城市迁移意愿。此外,农民工是否有农业生产经验,对其回流决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流动轨迹、工作经历显著影响迁移意愿

  笔者根据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和2016年追踪调查数据和对应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系列宏观经济指标,构建多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了流动轨迹、工作经历对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的影响,并按城市等级和区域分组的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农民工流动轨迹、工作经历对其迁移意愿影响显著,且子样本的大部分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

  第一,流动轨迹从流动范围、流动城市层级变化、流动次数三个方面影响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在流动范围方面,流动距离越近、跨越的行政区层级越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定居意愿越强,省内跨市流动群体和市内跨县流动群体返回老家及附近城市的概率均显著低于跨省流动群体。这主要是因为流动范围越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日常生活水平和社会交往面的差异越小,因此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较远距离流动更高。在流动城市层级方面,当农民工向上流动或平级流动时,其城市迁移意愿较高。大城市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能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因而对农民工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在流动次数方面,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多,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反而降低。这主要是因为流动次数的增多意味着农民工的流入地具有多变性,也间接说明工作稳定性不高,降低了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难以形成城市迁移的长期动力。

  第二,工作经历从工作稳定性、是否接受技术培训、福利待遇等方面影响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工作稳定性越高,如在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定居可能性越大。接受技术培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当农民工在流入城市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较高,福利待遇好,且具有社会保障时,农民工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

  第三,地区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个人特征等因素也会对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产生影响。当流入地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与流出地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比值增大时,农民工更倾向于在流入地长期居留;同时,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大也会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但随着流入地人均GDP与流出地人均GDP比值的增大,农民工的流入地迁移意愿反而会降低。在个人特征方面,男性的城市迁移意愿低于女性,已婚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高于未婚,受教育程度、未来预期对城市迁移意愿也具有正向影响。

  第四,子样本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存在差异性特征。按城市级别分组回归发现,当流入地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时,流动范围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当流入地为I、II型大城市及中小城市时,流动次数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却变得不显著。按区域分组回归发现,流动范围对于东部区域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影响较显著,但对于中部和西部区域的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层级变化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影响较显著,但对中部地区影响显著性较差。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抓手

  研究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提升我国城市化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合理施策需要从流入地城市和农民工自身两方面入手,切实保障农民工利益,同时为流入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促进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流动范围对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流动范围越小、流动距离越近,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因此家乡附近的城镇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区域。农民工就近城镇化还有利于解决异地城镇化带来的“半城镇化”问题,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和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充分关注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中小型城市,推动大中小城市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协调发展。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民工流动的体制障碍。长期以来,大城市是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主要选择,但大城市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举措还有待完善。尤其是要逐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逐步解决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城市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子女教育等问题,为农民工的市民化转型提供便利。

  第三,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全方面、多类型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技能,帮助其积累人力资本,在提高农民工收入的同时为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才和建设力量。此外,还需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益,落实劳动合同制度,推进“同工同酬”,规范用人单位行为,用人单位必须为农民工购买基本的社会保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结构变动对中国住房需求的影响测度及应对政策研究”(14CRK01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城市化、区域房价差异与人口迁移决策”(19105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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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龙驰 杨巧 李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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