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全球政治伦理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为核心内涵，对全球交往主体进行价值引导、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的综合机制。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导与塑造世界历史的产物，全球政治伦理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资本增殖逻辑的严重束缚，造成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维度中的地位不平等并引发了种种问题。

　　西方国家曾主导全球政治伦理塑造

　　民族与国家是人类政治伦理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和参与者。在前现代社会，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内生、多元的民族或区域性政治伦理。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西方政治伦理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全球政治伦理，获得全球性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对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物质财富掠夺与政治上层建筑及文化形态破坏基础上的。这种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不平等与不公正的历史实践，是西方国家在全球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先发和优势地位的客观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地区的巩固，西方社会更加积极地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对外扩张，但已不再简单地直接以经济或政治控制为目标进行物质财富掠夺，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资本持续增殖的维护。围绕资本主义的内在目标，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在理念化、制度化、组织化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逐渐建构起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构建过程中，不同于以往民族或区域性政治伦理依赖军事、政治等强制手段对外扩张和寻求“他者”认同的路径，西方政治伦理在不断演化中逐渐开创性地依靠超政治手段——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将非西方社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通过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性而维系自身的全球属性。从处理区域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到关涉全球事务的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建立在经济交往关系基础之上的全球政治秩序，其主导权始终为西方国家所掌握。

　　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中非西方社会的客体化

　　非西方社会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全球大多数，本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主体性作用，但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导致其多数时候只是被动地参与全球政治伦理秩序塑造，在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处于被支配地位，造成了全球治理秩序的主体客体化倾向。

　　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作为追逐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制度与理念，以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及彼此之间的积极互动，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地域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构建起了全球统治与治理体系。但对非西方社会而言，这是一段被殖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资本主义粗暴地打断了非西方社会民族或区域性历史的自然演化过程，绝大部分非西方社会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全球交往关系中，近代非西方社会并非西方社会的平等交往对象，而是被视为一种“野蛮”存在并有待于通过殖民进行改造的对象。在非西方社会的视角中，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华盛顿共识等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塑造，是一种由殖民主义体系、帝国主义体系、二战—冷战全球体系、后冷战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四个阶段构成的历史演变。非西方国家作为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重要主体，始终无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影响全球政治伦理话语权。多数时候，它们是以一种客体对象物的身份，被动地接受由西方社会塑造的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道德与制度约束，甚至受到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直接威胁。这种全球政治身份与地位的不平等性，促使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产生质疑。

　　资本增殖逻辑下全球政治伦理的困境

　　首先，作为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主导者的西方国家，在维系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共识性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不断受到由资本增殖引发的竞争逻辑的严重困扰。尤其是西方国家彼此之间地位及发展状况的历史性变迁，引发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混乱。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资本始终需要在流动变化中获得增殖能力。而资本增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先天条件——人口、资源、能源、地理环境等，后天条件——资本原始积累、政治上层建筑的保障、技术革新等。甚至一些历史必然性因素蕴含的偶然性因素，如个别资产阶级政治强人推动的社会变革，都可能引发西方各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动。西方国家内部资本实力的差异，及历史变迁引发的实力对比变动，促使以国家为依托的资本竞争外化为资本主义各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政治、军事等层面的博弈。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制度与规范不断沦为竞争工具与彼此间制衡妥协的结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华盛顿共识等，皆是西方大国围绕自身利益而构建的政治伦理规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规范，无法对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动做出及时反应，并有效协调与适应大国或强国的角色与地位转换。以国际联盟等为代表的全球性组织与制度，在面临大国霸权及其角色转换（大国衰落或新兴大国崛起）之时的无效性，不仅导致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引发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冲突。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即凸显出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道德约束、制度与组织规范存在严重缺陷，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削减了全球性政治伦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其次，在面临与解决全球性问题之时，非西方国家的全球政治伦理主体地位受到西方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消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式政治伦理基础之上，以“和平、平等、发展、民生”等为代表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成为《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核心组成，显示出全球政治伦理在价值层面的新发展和新进步。其作为全球绝大多数民族与国家的共识性价值诉求，能够保障各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是二战之后的全球政治伦理秩序获得全球共识性认同的原因所在，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被动，却始终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原因。

　　但在实践层面，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不断受到西方国家的破坏。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潮流中，西方国家主导与资本增殖逻辑造就的全球分工体系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贫困、饥荒等人道主义危机屡屡发生。在西方新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预下，民族或区域的政治军事冲突、战争等持续出现，各国日益面临国内经济增长压力与全球问题丛生的困境。作为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主导者的西方国家，在处理传统安全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区域战争与冲突、全球性经济危机、环境与生态问题时，本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并正确运用所占有的全球性权力，为解决问题和谋求共同发展提供有效方案或路径。但它们却更多遵循本国利益至上主义，造成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职、权、责的异化与分离，甚至假借人道主义双重标准等名义侵犯他国主权和内政，加剧了人们在面临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时的矛盾与分歧。其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发达国家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多数国家更加注重与强化民族主义理念，形成不同程度的逆全球化浪潮，全球政治伦理的政治认同受到消解。

　　总之，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二维视角能够发现，作为全球政治伦理主体的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全球政治伦理困境的根源是西方发达国家围绕资本增殖而从事全球化活动，不愿将“利己”与“利他”进行有效结合，造成全球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或分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实践，超越“资本增殖”的单向逻辑，在参与全球事务中注重和平、尊重、平等、公正、民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和渐进性变革，不断塑造新型全球政治伦理秩序，实现全球共享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系2017年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2017ZDZT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