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借助人口和资源红利,迅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驱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然而,作为“世界工厂”,我国在资源型产品、工业制成品甚至服务贸易领域尚缺乏国际定价权,产品价值链的核心部分和关键领域高度依赖国外供给,产业发展无法做到自主可控。尽管我国的信息、通信和技术(ICT)产业规模巨大,但我国ICT产业还未能摆脱国外企业在芯片、元器件等核心价值链环节的控制,产业发展严重受制于人。上述现象引起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深刻反思。构建自主可控的价值链,既是我国走出“低端锁定”困境、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

　　自主可控的价值链是指关键技术自主、核心价值链环节可控以及价值链组织能力较强,能够主导价值链体系布局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产品市场庞大、要素市场多元且区域发展进程不平衡,这为构建自主可控的价值链提供了规模优势、要素优势和分工优势等诸多有利条件,进而可推动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核心价值链环节及价值链组织能力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并实现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协同发展。

　　发挥本土市场效应生成规模经济优势

　　大国经济往往具有庞大的国内产品市场,可通过发挥本土市场效应,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本土市场效应表明,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情形下,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的国家会成为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国。进而言之,国内产品市场庞大可支撑众多差异化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化解规模经济与充分市场竞争之间的两难“悖论”,使企业能在大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份额,从而激励企业增加在创新领域的投入。

　　从现实中看,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市场规模大、产业体系完整、区域差异明显、增长极较多等特征,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品市场且发展潜力巨大。2014—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五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0%;2018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0987亿元,庞大的国内产品市场有助于各行各业的厂商实现规模经济,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及竞争优势,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份额。在此情形下,企业更有从事创新活动的动机,也更易于得到资金支持,从而获得更多的创新租金和利润。并且大国拥有的“大市场”有利于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并减少技术创新风险。因此,相较于小国而言,大国企业更有可能在关键技术领域、核心价值链环节及价值链组织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为构建自主可控的价值链奠定基础。

　　培育多元要素市场促进产业集聚

　　足够大的市场空间是产生要素“虹吸效应”的基础。相较于小国而言,大国内部更容易发生要素的频繁流动并产生“虹吸效应”,也更容易发生产业集聚现象,从而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大国内部,由于要素存量丰富、种类多元,并且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差异明显,这导致同一要素在不同地区和行业往往具有不同的边际生产力。多元要素市场的发育,为各类要素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和平台,要素从低生产率地区流动到高生产率地区进而追求更好的回报成为常态。

　　一方面,多元、活跃的要素市场可推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优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大国内部的要素频繁流动,有助于推动要素价格逼近自身的边际生产力,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资源配置效果。另一方面,多元、活跃的要素市场可推动要素集聚程度螺旋上升。通常而言,当要素流动超过一定规模时,就会发生要素聚集现象。在要素聚集之后,还容易进一步催生“马太效应”。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要素聚集程度越高,其要素吸引能力就越强,要素集聚度也将随之进一步提高。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可为大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提供基础,有助于引进和开发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及项目。当一个国家内部的高端要素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呈现出“人才荟萃、英才辈出”的高端要素集聚局面时,知识更新换代将加快,技术创新将更易发生。因此,大国更容易在关键价值链环节、关键技术领域形成“先动优势”,占领价值链高端并形成强大的价值链组织能力,这些有利因素是形成自主可控价值链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条件。

　　地区间差异化发展带动产业梯度分工

　　大国经济往往具有非均衡发展特征,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各异,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存在较大差别。按照要素禀赋理论,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产业领域或价值链环节。在相对发达地区,较多的人均资本和较强的技术实力有助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环节;而在欠发达地区,较少的人均资本和较弱的创新能力,导致其只能专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环节。由此带来的效应是:一方面,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成的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容易形成优势互补、结构完整的产业体系,且不同地区都能形成自身的主导产业,如中国东部地区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中部地区着力于发展传统制造业、现代农业等;西部地区则致力于发展资源类产业等。另一方面,在同一产业的不同价值链环节,容易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形成完整的价值链体系,如新疆产棉花、山东纺纱、江苏织布、广东完成服装制造,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体系。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格局均呈现为“梯度分工”态势。动态地看,随着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技术日趋完善甚至标准化,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或价值链环节可能向要素成本更低的欠发达地区转移,在产业或价值链环节转移的过程中,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自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在梯度分工格局下,大国内部更容易形成迂回的生产体系,形成从投入品、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的自组织循环。从要素市场看,国内自身的要素市场供给可为国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充足的投入品,通过完整的价值链环节可整合为国内独立完整的产品和产业体系,而产品和产业体系的发展则会产生对要素的“引致需求”;从产品市场看,国内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价值链体系将成为产品市场的主要供给方,而要素所有者通过要素市场获得回报后将形成产品市场的主要需求方。上述完整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形成自组织循环系统,可避免出现狭小市场中要素结构相对单一、产品供给能力较弱所导致的受制于人的局面,这有利于形成对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整合与组织能力,可为构建自主可控的价值链体系提供有利条件。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大国经济视域下以高端服务业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18VSJ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层级分工、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19YJC7901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