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裔美国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是20世纪西方“图像学”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与贡布里希一同成为20世纪“艺术科学”并峙的双峰。由潘诺夫斯基构筑的艺术图像学理论，突破了形式主义美学的纯粹形式分析模式，将图像纳入广阔的文化史与精神史的视野中，主张从神话、科学、宗教、历史、心理、社会时代与政治生活甚至更细微的背景出发，探索图像所蕴含的象征与历史、文化内涵。这种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对图像进行文化研究的态势，建立了新的艺术史哲学体系，并开启了视觉艺术的文化研究空间，其理论于当下视觉文化研究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文精神”是潘诺夫斯基艺术话语的精神主线及图像学研究的出发点。在潘氏看来，人文意味着两层断然可分的意义：一为人与低于人之间的差异而凸显的人的价值；二为人与高于人之间的差异而显现的人的界限。

　　艺术图像的“人文”本质

　　何谓艺术作品？如何认识艺术作品的人文性？这是潘诺夫斯基艺术哲学的论述重点，也是艺术研究中长期争论和探讨的关键所在。首先，艺术作品总是具有审美意味，但并不是仅仅为审美体验而作，某种程度上它亦为某种实用目的服务。潘诺夫斯基从审美体验角度解释物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的原因和具备的要素近似于康德的唯心主义观点，艺术品是多数需要由美学角度去评量的物品，也包含那些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传播载体与工具、器械等。

　　其次，艺术品对于观念（idea）的兴趣与对于形式（form）的兴趣相平衡，前者甚至可能被后者压倒。任何人工物品都包含观念和形式，艺术作品不应局限于狭隘的审美评判标准之下，这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最鲜明的态度。观念和形式在何种程度上被强调取决于创作者的“意图”，但创作者的意图因受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得以精确描绘，但对观念和形式的强调愈接近平衡，作品解释内容（content）愈有力。

　　最后，视觉艺术的阐释是艺术家在直观世界中对艺术创作者精神世界的复现过程，须将直观的“审美再创造”与理性的“考古式分析”相结合。潘氏指出，人文学者在面对人类活动及艺术作品时，必须经历一番综合与主观的心理历程：必须在精神上重新体验人类的行动以及复现艺术创作行为。因此，艺术作品的研究不能仅止于对艺术物品的调查与发掘，更重要的是通过理性考古的审视，以审美的眼光去发现艺术蕴含的美的因子以及揭示艺术的文化理念。

　　艺术图像研究中“人文”主题

　　潘诺夫斯基将《图像学研究》的艺术宗旨定位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指出此时期艺术的主题是新的时代精神，而非古典精神的重现。在他看来，古典叙事性图像更适合回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

　　在研究《皮耶罗两组绘画中的人类早期历史》时，潘诺夫斯基指出，皮耶罗的几组画表现了人类自身价值不断被认知的途径。其中《伏尔甘的发现》与《作为人类导师的伏尔甘与埃俄罗斯》嵌板画构成了“人类觉醒”的主题，嵌板画《普罗米修斯神话》则将视觉焦点指向“人性的觉醒”，人类克服原始状态，从对技术的追求到对心灵自主的渴望，这种演变表现出人类对神性光辉的占有。从兽性到人性直至神性，潘氏通过对皮耶罗绘画中拟人属像的考察，勾勒出人类早期的发展轨迹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精神变迁。在《盲目的丘比特》一文中，潘氏梳理了爱神丘比特形象的变迁，从古典时期强大的爱神形象到中世纪原典中描绘的可耻、盲目的恶魔形象，再到文艺复兴时期被描绘成象征世俗之爱的裸体天使形象，丘比特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回归至世俗生活世界，对丘比特的争论也由是否应该是盲目的、可耻的形象转移到圣爱与俗爱的人文主义之争。潘诺夫斯基把《荷马史诗》、奥维德《变形记》、薄伽丘《神谱》、彼特拉克的诗歌等与图像研究相结合，证明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图像的“人文”主题，与布克哈特所提出的“人与世界的发现”有关。

　　艺术图像研究的“人文”诉求

　　艺术科学在19世纪下半叶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影响，表现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倾向。潘诺夫斯基置身于科学语境思考人文学科的属性与方法，并将该问题与对艺术理论的探讨及图像观念相结合。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要求人对之进行审美体验的人工制品，需运用主观与综合性的心理活动进行重新体验。其次，艺术史作为一种智性模式与科学并重。艺术史研究需以历史的、考古学的方法支撑其“科学”向度，历史考证与科学研究能够修正主观审美感受。最后，人文学科的“人文性”限定，决定了艺术史研究的最终方向，即将人文学科的范畴纳入整个文化体系，以文化的视角理解人文学科的内涵与价值。因此，审美、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赋予了潘诺夫斯基艺术图像学研究的独立品格。

　　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需纳入文化整体中，以文化体系为依托，同时文化体系也成为理解艺术的“参照系”最终以确立在其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因而，图像学对视觉艺术的阐释实际上显现的是“艺术个体”与“文化体系”互为印证的关系。这就要求艺术史家要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以一种“综合性知觉”的再创造对图像作出解释，也就是从作品出发，在“原典”中寻找作品所处的文化氛围和时代环境等具体的时空结构，进而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如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便不再局限于人文学科内部，也要旁涉自然学科的优秀成果。这种跨学科式的介入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思想，也为人文学科发展带来了新视角、新启示。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同自然科学一道，使人类认识自身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的认识论最终得以确立。

　　潘氏将人文主义者的自觉与人文学科的精神主旨融合在一起，以对于艺术图像的研究构筑了一幅人文精神的图景，他的图像学理论也因此拥有了独立的学术品格。他的图像文化意义的阐释路径，使视觉有了理性的科学依据并指向抽象认知，与当下文化研究中的视觉、观看、凝视等范畴相联系，构成了视知觉到意识形态分析的发展道路，其后图像研究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化学、女性主义等研究的影响，与之产生了不断的理论回应和学术张力。时至今日，潘诺夫斯基的理论与作品仍为艺术理论研究者带来启发与深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视觉形式研究：从形式本体到意义语境”（13BZX09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