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闻观念是一种新闻意识,是新闻活动主体对现代新闻活动、新闻实践的价值认知,也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范畴。从现代新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它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产物与构成,归属于现代价值的范畴,其发端、嵌入、互动于西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集聚“西方文化与社会秩序的产物与表征”的双重性。从西方现代化的整体语境来探究西方现代观念的根源,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新闻业有着重要意义。

　　明晰语境何以重要

　　“现代新闻观念”是新闻观念研究的核心范畴,但人们通常作模糊或淡化处理。当务之急是解决“其所是”,而解决“其所是”的前提是明确“何以是”,即明确现代新闻观念深植其中的体系、规则与传统。这是进行系统性新闻观念研究的前提,是丰富和拓展新闻理论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回顾与反思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从观念层面回应新闻业危机的必要步骤。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现代新闻观念是形成于西欧与北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内涵不断变动的,被存在论因素规训并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观念知识。因此,要想理解现代新闻观念,就需要关注这种知识发生的社会环境,明确新旧观念和观念—社会的互动机制。正如德国思想家曼海姆(Mannheim)所说,“思想是一个由各种实际的社会力量决定的过程……我们绝不可能满足于狭隘的视角,而是要不断地从更加广阔的背景去寻求对特殊见解的理解和解释”,这要求把知识、思想或者价值同历史的流变、社会的交往结合起来考察。美国新闻史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客观性观念研究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他将美国便士报革命置于现代新闻机制与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互动关系中考察,从而揭示了作为知识形式、运作机制和控制方式的客观性理念。而确定现代新闻观念正当性形成的总体性社会根源、背景机制与语境基调,是现代新闻观念研究的基础,也是必要前提。

　　三重根源框架论

　　相比于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15世纪、以宗教改革为标志的16世纪、以机械力学为标志的17世纪、以启蒙或理性时代为标志的18世纪,以科学理论化、技术化、建制化为标志的19世纪,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或现代价值系统的形成。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时代认识型、现代认识型”的划分,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关于人类智性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主义阶段”三阶段论说,同样支持这个论断:19世纪是现代性的真正形成期。新闻传播学界对现代新闻的真正形成时间达成了基本共识,现代新闻之所以“现代”,最主要的标志是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产生了现代的“新闻”的概念,这意味着现代新闻的真正形成。现代新闻观念来源于人们的新闻交往与实践活动,即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它来自于实践话语,由此推导,现代新闻观念的形成时间与现代新闻基本一致。而探索现代新闻观念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经济根源:市场经济的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称作欧洲的“双元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英国经济的超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而法国大革命则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规模建立,为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双元革命论指出了现代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部分,即“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和“建基于现代认同和政治共同体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参照主流的新闻传播史叙事,不难发现,正是现代社会大规模的市场化、工业化、产业化和资本化,产生了规模化的信息需求,从而为现代新闻事业化、信息化、职业化和专业化提供了可能性、正当性与合理性来源,这是现代新闻观念的经济根源;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政治根源,资产阶级革命后,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权力的确立与合法化,依托民主立宪制度和社会治理方案,为现代新闻活动提供了需求、目标和政策规定。

　　因此,双元革命论可以理解为现代新闻观念的经济政治动力因素,而采用此视角分析新闻业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舒德森,他将美国新闻业变迁的社会背景归结为民主市场社会的兴起,即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范围的扩大。换言之,就是由支持平等的都市中产阶层掀起的商业和政治平民化。

　　第二,思想价值根源: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义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系统的建立。文化社会学的观念史研究路径认为,重大历史事件与观念变革在发生之前都具备了思想前提性条件,那些所谓的文化、价值和思想起源的探究正在构成历史社会学的重要一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和思想背景的视角去探讨现代社会的起源,形成了区别于“马克思典范”的“韦伯典范”。

　　现代新闻观念伴随着现代性观念而发生、发展,并带有后者的特征烙印。中世纪末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唯名论革命摧毁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基础,现代性观念由此经历了一个持续几世纪的转变形成期:由传统共同体秩序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由神圣性转向世俗主义,由巫术蒙昧主义、传统主义、特殊主义转向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由超验的神学/形而上学范式转向实证主义范式,由“上帝创世说”转向以个人主义、经验主义、逻辑主义为本质的现代认识论,由权威专制主义转变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由封建管理体系转变为现代行政官僚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上述理性主义、个体主义、民主自由主义等为核心特征的现代价值系统成熟了,现代新闻观念也就获得了其价值合理性的根源。

　　第三,科学技术根源:现代科学革命及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学革命奠定了现代科学在概念、方法论和机制方面的根基,主张知识来自经验,真理可被认知和反映,其强调“调查和实验”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为新闻客观性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能。同时,19世纪是“发明”这个概念本身的世纪,是“传播革命”的世纪,长网制纸机、滚筒印刷机、无线电报等新兴媒介技术,正是因为遵循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的原理,才得以通过技术形态的方式参与新闻的历史,成为现代新闻观念的技术根源。

　　技术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科学主义思潮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占据。19世纪,科学文化被认为是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形式和不受环境约束的知识形式,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还引发了新的发展观、价值观和文化观。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波兹曼(Postman)所说,“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这种感觉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合理、何为必需、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这种思维习惯影响了现代新闻史叙事,比如科技论者认为科学发明以及技术思维乃现代报业诞生的根本性因素。客观而论,抛开这种技术垄断主义思维,技术因素的确是现代新闻观念的根源之一。

　　根源之影响维度

　　这三大根源对现代新闻观念的影响可以从三方面理解。第一,认识论维度。客观化的社会世界中的整套社会实践决定了人们对“新闻是什么”的认知和理解水平,即决定了人们的新闻认识观念。尽管人们的认知是基于客观化的外在世界,但这种事实性判断本身就是现实的社会构建过程。第二,价值论维度。三大根源不仅具有现阶段的面向,其中的某些因素还隐秘地指向未来,将人类的期待引向更具吸引力的他方,因此,总体根源的应然面向影响了人们对“新闻应该成为什么”的想象,由此形成了新闻价值观念的图景。第三,方法论维度。新闻归根到底是一项社会实践,立足于体系化的操作规范和运作方式,三大根源不仅为此提供限制性条件,还提供可能性条件。新闻生产勾连新闻主体与社会环境,因此,方法论维度是三大根源对现代新闻观念产生作用的主要维度。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自主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