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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民族志叙事
2018年09月07日 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萱 字号
所属学科: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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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理解他者为己任的现代人类学,在其诞生之初就对19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以及现实之中的民族国家间竞争持有强烈的批评观点。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圈”的观察,是对一种与社会相分离的、市场交换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批评;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社会—政治组织的研究,则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伪装”起来的无时间性表示质疑;而格尔茨在对巴厘岛的研究中认为仪式而非权力构成了巴厘岛政治的核心。总体而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几大分支(经济、亲属关系、宗教和政治)皆是尝试在作为民族国家典范的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有关社会组织和秩序的可能性,“反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亦成为人类学自身定位与发展的学术传统。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表述、对民族志方法的运用以及对多元主体参与的强调,成为人类学认知世界与社会的主要路径。

  国际政治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

  若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以及地缘政治研究的主流认识上理解,国际社会被认为是无秩序的,从而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和秩序维持主要来自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这也构成了众多国际问题研究的起点。换言之,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主要的行为体也成为最重要的分析单位,而国际政治研究的学科基础和学术脉络对民族志与人类学研究存在着天然的排斥。在围绕诸如领土、边界、主权、安全等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概念进行的分析中,国际政治与人类学之间往往有着巨大的分歧。

  置于前者的认识论之下,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以主权—领土(边界)—人口(认同)的三位一体为基础,主权与领土之间相互指认:主权是领土范围内的主权,领土则是主权的界限。但对于后者而言,这些概念通常并不构成讨论的核心或前提,它赋予其多元的内涵与多样化的解读。例如,在对“领土”的观察中,学者强调不应将国家领土构成(territorial constitution of states)单纯理解为一个“稳定的、具体的和自我封闭的领土框架”,而应注意到“社会—空间进程、社会实践以及超越国家边界的权力关系”远远超出了领土争夺与国家冲突的范畴,并进而实现对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塑。同样,对于“国家安全”的讨论,区别于国际政治研究以领土与主权安全作为安全观的固有基础,并始终徘徊于国家的地理边缘与行政边界,人类学者则更关注发生于社会建构之内的安全并最终指向“人的安全”。如果说,国际政治研究瞄准的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政治”,那么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关心的政治则是发生于民族国家内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事实上,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剧烈重组,如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全球流动的大背景下,新的议题、对象和诉求促使社会科学界在自身旧有传统之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空间转向”(spatial turn)与“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进而在观念上推进了对于民族国家“领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的超越。正是在这一转变之下,国际政治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实现了结合,生产出一批以批判地缘政治、批判边界研究与强调新安全研究为名的学术路径,其最受瞩目的特征在于民族志方法被引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当中。

  民族志带来国际政治学科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自20世纪初所开启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确立的民族志方法遭遇新一轮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人类学者逐渐将目光从西方世界之外的、封闭的社群转向对全球流动与跨界现象的关注,即世界体系和全球化成为民族志直接观察和理解的对象,尤其是在实验民族志基础上所提出的“多点民族志”。可以说,与当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对跨国行为的研究需求形成了契合。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志研究对于结束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当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通俗的理解中,国际政治是围绕现代国家与世界体系的研究,一方面奠定了民族国家及其相关概念作为认识基础、研究对象、分析单位和理论诉求的统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容易将民族—国家视为一个相互排斥、内部同质的实体,进而确立了一种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必然与外部世界处于冲突的假设。这本身虽然构成了引入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天然障碍,但同时民族志研究持有的反思能力也将为国际政治学科注入必要的敏感性。

  首先将民族志方法运用到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女性主义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与民族志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存在内在一致性,二者都将“话语”“主体性”等概念看作是理解各自问题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冷战以后,特别是21世纪初“9·11”事件发生以来,女性主义的民族志研究尝试渐渐为更多国际政治研究者所采纳,并在全球化的刺激下,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其基础建立在批判国家关系中的后实证主义以及主观主义的一些主张;其意义源于民族志可以“补充话语分析,超越针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传统行动者的某些主流看法,转而关注那些在世界政治中尚未被探讨的知识、关联和理解”。国际政治本身不再被认为只存在由上至下的发展路径,也被认为受到由下至上力量的影响。

  客观认识民族志转向

  在过去近30年的学科发展中,国际政治研究对人类学的肯定与对民族志方法的吸收显而易见,尤其是在西方知识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志转向”的完成与无可挑剔,新的困境和反思也进一步生成。首先我们很难说民族志进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便能够完成其使命,因为民族志暂时只能作为一项研究工具推动实现国际政治主流研究的平衡,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次,人类学“浪漫化”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叙事,对社会生活中多元主体的细致呈现同样会受到研究时空的局限,有时会导向无法描述、难以证伪与莫衷一是的知识生产过程,伴随而来的是片面和冗长的学术评判。再次,国际政治研究发展至今对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始终持有谨慎甚至消极的态度,使得民族志往往作为一种工具性、选择性的方法,成为知识补充和材料收集的手段。最后,从客观世界出发,民族国家仍然作为被承认的国际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和最基础的社会事实,这也直接削弱了民族志作为诠释方法的能力。

  当然,值得期待的是,在迎接新的反思过程的同时,新的问题和思路也被提出。例如,民族志是否只能停留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还是能够转化为方法论;对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继续理解是否能够跨越民族国家主权支配的前提;移民、难民、族群的流动,乃至商品、信息、符号的传播是否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领土陷阱”。这一系列富有挑战但令知识界兴奋的提问,不仅取决于我们是否已经将研究触角伸向了广泛的日常生活和边缘群体——提供表象化的专业知识,更关系到应当采用何种路径去理解国际政治的众多事务——应当是众多主体日常实践的关系“组装”(assemblage)。在笔者看来,已经开启的这一段学术旅程充满诱惑与挑战,民族志也将不再为某一学科所单独享有和定义,而将成为一类共享的知识与方法以实现国际政治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的契合。

 

  (本文系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招标项目“文明视野与历史互鉴——中阿家族的人类学比较研究”(CCSIC2017-YB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赵萱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课题:

本文系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招标项目“文明视野与历史互鉴——中阿家族的人类学比较研究”(CCSIC2017-YB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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