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举措，鼓励和支持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基层的社会治理创新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相继提出各自的“创新”设计，并尝试总结成“模式”进行推广。这一方面确实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绩效改善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面向。转型中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并非缺乏创新的体制空间，更非创新的社会土壤缺失，而是创新的思维、观念和方式有待更新和转变。回到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和精耕细作的过程优化，才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备多维面向

　　仔细审视当前一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情况，我们会发现其存在着以下多维面向。

　　尽管一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看似方兴未艾、异彩纷呈，但仔细考察创新案例就会发现，这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同质化趋势。某一创新设计一经某地提出并被上级认可之后，其他地方便纷纷效仿，通过参访学习来快速获得他地成果，换个表述方式就可能被引为本地的社会治理创新。例如，在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多方调解机制的改革探索上，许多地方都宣称自己 “时间最早”、“效果最好”、“最有特色”，然而具体做法上却是大同小异。

　　在既有的压力型体制空间中，多数基层工作者往往忙于应付各类繁重琐屑的日常工作事务，但某种程度上，“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功能性指向就是应当服务于把基层工作者从日常的“行政化包袱”中解脱出来，即所谓给基层“减负”。只有真正减负了，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才能有个性化的创新空间。因此，“社会治理创新”意味着行动者要经常性地跳出日常工作的思维和习惯。然而，日常工作习惯与创新思维之间的张力，在基层工作者的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化约为各类形式主义的“选择性应对”。离开了基层扎实工作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或形式化地走过场，何况社区社会资本的不足早已是老生常谈，其积累也非朝夕之功。基于此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定困难重重，一些基层单位短时间内也必然难以达成真正的实效，只能靠表面功夫的遮掩以及锦绣文章的矫饰。这样所谓的创新结果，不但实现不了治理绩效的改善和治理质量的提升，甚至会造成“基层减负、越减越负”的后果。

　　追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形式化，和现有的指标化考核体系相结合，在某些地方难免带来社会治理创新陷入数字化和指标化的陷阱。“社会治理创新”这一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和理念，当被落实到具体的基层工作时，却被进行了数量化任务分解和指标化评分。一方面，数据是可见的，服务是无形的，很多基层服务工作难以指标化，强行将基层服务工作指标化，必然带来某种程度的变异。另一方面，基层工作指标的设定本身可能就是为了展示和宣传工作，也即追求政绩的“好看”，而并非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一味贪求数据“好看”，就难以避免数据造假。越是如此，就越是背离居民的真实需求。指标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就成为脱离群众的无根之木，无法获得预期的成效。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最为重要的，应当是就地方性实践的差异性摸索出适用于本地区的一套机制。但事实上，这样的机制往往只是特定部门或基层组织乃至个人工作经验的“总结”，各种经验混杂其中不明其理、不成体系。就目前而言，一些地方的许多实践案例仍处于摸索期，个别成果也仅是过渡阶段的中间产物，并非成熟的样品，规则的设计仍有待更多的检验，立刻标榜为制度创新为时过早，更不用提加以推广了。一些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急迫出成果的心态，让“创新”没有形成稳定的体系化和制度化成果就被推出，其碎片化特征越发明显。

　　深化“以人为本”和“精耕细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实质是传统压力型体制的惯性使然。以往压力型体制多用于解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模式，其解释边界同样可以拓展到基层追求社会治理创新。压力型体制在结构上表现为：通过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将“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量化成一个个分目标，层层下派到组织和个人；各部门围绕重点工作进行重点安排；对指标任务明确奖惩机制以保证完成。例如，在某地“智慧社区”建设中，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工作被量化分解成若干分项，下达到社区一线时，则变成具体的数字指标：微信公众号必须有规定人数的居民关注、APP（应用程序）必须有规定人数的居民安装并注册使用。指标的完成与否，将影响社区工作人员的绩效工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面临着不断增长的民众需求的压力。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使得民众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和差异化，这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的利益整合难度增加，而压力型体制下考核指标的化约，不仅造成许多基层工作者陷入应付各类冠名为 “社会治理创新”的考核事务中无法脱身，还导致付出如此多心血的工作实际成效不彰；而且离真正的“创新”越来越远：既无时间精力，也囿于自上而下的考核体系，难以真正面向民众需求的创新，最终造成本来以改善治理绩效、提升人民满意度为目标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难以实现初衷。

　　首先，坚守以人为本的底线，是摆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困境的前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象是居民，源泉和生命力也在于居民。“以人为本”这一说法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体制空间也尚未有根本性改变的当下，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行动者们而言，要突破传统压力型体制思维定式的局限，真正贯彻落实这一理念却仍属不易。这就要求基层工作者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必须以民众的切实需求作为出发点，也即深入基层、了解基层的所想所虑所需。只有这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才具备“创新”的前提条件。仍以前述某地“智慧社区”建设为例：政府花了大成本制作和维护的APP和微信公众号得不到居民的认可和支持，推广的难度相当大，达成考核指标所规定的人数却成为了基层工作者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究其原因就是功能脱离居民需求、安装注册等条件不够人性化。与之相对照的，却是社区居民自行设计运营的“社区头条”微信公众号发挥了完全可以替代 “智慧社区”官方APP的作用。它的优势不在于高科技、高投入，而在于居民自发为了自身以及整个社区的利益和需求，用心去设计经营。它是满足广大居民的真实需求的，是亲切亲近的。可见，如何激活基层和民众自身的创新活力，才是今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之源，而来自基层和民众内生的动力才是不竭的动力。

　　其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精耕细作”，是避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困境的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能否真正达到回应民众诉求、改善治理绩效的目标，还在于创新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精确化、精细化和精准化。基层的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千头万绪，游走于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和民众诉求的微观细节之间。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功的关键，正在于围绕民众切实的生活实践精准把握社会需求、精确制定创新目标、精细化行动方案、精准考量创新成效，通过强化民众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认知、激活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观意愿、提升民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最终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这就有赖于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治理工具的专业化、治理过程的法治化等方面，全方位多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和试验。

　　（本文获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政治学资助）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