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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名理据解读及地名建设
2016年02月19日 12:32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 作者:杨建国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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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一般将地名演变的原因归并为语言文字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兴衰、避讳、传讹、避免异地同名、行政辖区变化六个方面。除此之外,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制约或诱发地名变更的原因。

  ◎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六号决议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九号决议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一、北京地名的理据解读

  地名的理据可以概括为自然理据和人文理据。自然理据主要表现在通名中,人文理据一部分表现在通名中,更多地由专名承载。一个组合地名往往包含“前、后、左、右、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或“大、小、新、旧”之类的区别词,它们也是构成地名理据

  的有机组成成分。地名作为专有名词,它们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自然地貌、社会生态、人文寄托、故事传说等,解读清楚并非易事。

  封建时代,官方给地名命名基本上遵循礼制,讲求用典;更名往往是因改朝换代或因皇帝之故。坊间地名“都是当地的居民在社会生活中为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每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圈之内,他们所起的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

  ,所以从沿用至今的地名,可以透视其历史文化特征”。

  地名作为语言表征,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蕴含着思想文化信息,地域差异信息、民族迁徙与融合信息、生活形态变化信息,等等。

  (一)通名蕴含的理据

  我们从北京16个区县2万多个城乡地名中梳理出的通名是106个,张清常先生统计的通名是97个,数目上略有出入。北京地名的通名,很好地反映了山地占北京面积2/3的地形特点,以及历史上水系纵横交错的水文特点,“山、峪、岭、梁、河、沟、涧、水、湾、洼、

  湖、潭、滩”出现得较多;同时,北京作为首都和文化中心,涉及政治、商业、手工业、宗教、祭祀、民族、教育、军事等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如“司、厂、旗、市、窑、寺、宫、坛、监、门、关、营、屯、垡、庄”等。表示历史上军队和军营驻扎情况的街巷名

  多用“营”字,营房对京城街巷名有较大的影响。海淀的“旗”多,延庆的“营”多,平谷的“屯”多。需要注意的是,通名中的“关、宫、园、厂、堡”等具有多种指称意义,“岱、卷”等少量的通名甚至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极个别的地名,如“故宫东门外”没有

  通名。

  需要特别注意的通名中,源自蒙古语的“海、胡同”,源自满语的“旗”透露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信息;“滨河、河沿、沟沿、河槽”等以及众多的“××桥”(不是今天的立交桥)名中则隐含着北京的水文情况;北京城里带“坑”的地名,与北京修筑城墙及建筑

  取土有关;“条”在现代汉语中多被用作量词,在北京地名中则成为了与街巷、胡同等列的通名,表示细长形的街巷。表示居民聚落的通名“园”、“村”、“庄”是原有的城郊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它们成为了城中村、城中园,融入都市后,仍沿用以前的地名。

  (二)专名蕴含的理据

  专名蕴含的理据,情形十分复杂,解读起来容易掉入字表义的陷阱,特别需要分清原始理据和变更后的新理据。

  1.地名的原始理据

  地名的原始理据指该地名最初命名时的依据。一直沿用的地名,保存着原始理据,如砖塔胡同,自元代沿袭至今,是北京城里得名最早的胡同。故有“先有砖塔,后有北京城”一说。这里所说的砖塔,就是指位于西城区砖塔胡同东口的“万松老人塔”,俗称西四砖

  塔,是仅存的坐落在市区的唯一一座砖塔。万松老人是金末元初著名的佛学大师,在他圆寂后,修了这座塔。

  原始理据直白的,一目了然。如北京得名于钟楼和鼓楼的街巷名称有9个。钟楼和鼓楼位于老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同为明清京师报时台。钟楼、鼓楼不是北京所独有的,中国古代都城都要建筑鼓楼和钟楼,用来报时。元代在大都也建有钟楼和鼓楼,距离明清的钟

  鼓楼不远,因而在地名中以“旧”字加以区别。再如,北京外城有不少地名是以居民所从事的手工业制作行业来命名的。反映造纸业的,如造纸胡同、白纸坊等;反映砖瓦、琉璃等制造业的,如西砖胡同、细瓦厂、黑窑厂街、琉璃巷等;反映铸造业的,如铁匠胡同、铜

  铁厂胡同、香炉营等。理据无需过多解释。

  原始理据易遭到误读的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以比喻等修辞手法(从认知的角度看,称为隐喻)命名的地名,如干面胡同,是去禄米仓运输禄米必经之地,车马行走,尘土飞扬,居民戏称为“下干面”,故名。容易将其理据误读为“制作或销售干面”。第二种

  ,得名于传说故事的地名,如白桥大街。旧时,从南方运来北京的粮船,由于水门狭窄,无法进入内城,一部分粮食便屯于东便门的南面,即今白桥大街的北头。而“气筒”杨家,就是负责保管粮仓者之一。因为他在粮仓周围安装许多通气筒,使粮仓上下左右能够得以

  通风,所以没有腐烂发霉现象。“气筒”杨家,也就因此闻名,发了大财。而有些好事之徒,大概出于嫉妒心理,便找到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刻“卧虎桥”三字,竖在“气筒”杨家门口对面。杨家从此开始倒运。后来,杨家请到一个专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发现原来是

  “卧虎桥”巨石从中作祟,就想出一个解救的办法:找来石匠竖起一座碑,上刻“白桥”两字,立于“卧虎桥”对面,以取“白瞧”的谐音。如果不了解这个传说故事,很容易将其理据误读为“白色的桥梁”。

  2.地名的理据变化

  一般而言,地名更名后其原始理据也随之变化。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理据完全重构;第二种,理据部分重构或解构;第三种,理据隐含在谐音中;第四种,理据因俗称而发生转换,但能产性有别。

  第一种,理据完全重构。如明代的大桥胡同,因东段河道有大桥而得名;清代因为降清明将祖大寿在此,改名祖家街;1965年改名富国街。

  第二种,理据部分重构或解构。部分重构,如红居街一带因有关帝庙(旧称红庙)得名。这里属北京南郊,民国后称大红庙村,新中国成立前村内仍有关帝庙。庙内所供关帝像为红脸,该庙便称作红庙。大红庙村由此得名。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批房屋,曾命名大红

  庙居民区。1965年采用简称法,大红庙取“红”,居民区取“居”,产生了“红居”地名群:红居街、红居东街、红居南街、红居西街、红居斜街。部分解构,如牌楼地名,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四个两两对称的地名原先都带“牌楼”二字,原来的建筑实体已拆

  ,但这四个地名仍起着坐标的作用。“单”即一个牌楼,“四”即四个牌楼。东四、西四都在十字路口,原来各有四座三孔单层牌楼,1957年道路扩建时拆除。这四个母地名产生了30多个子地名。

  第三种,理据隐含在谐音中。这种因谐音转换或谐音雅化而产生理据变化的地名最多。如韶九胡同,明代称烧酒胡同。清代沿称。此地为明清时光禄寺所属烧酒作坊,故名。宣统时,以其谐音改为韶九胡同。“韶九”,源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 箫韶九成意为箫韶音乐奏了九章,《箫韶》为中国古代音乐名篇。烧酒→韶九,除了语音联系,意义已完全发生变化。再如,干鱼(胡同)→甘雨(胡同),除了语音联系,意义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第四种,理据因俗称而发生转换,但能产性不一样。按照“××门大街”、“××门内(外)大街”、 “××门东(西)大街”、 “××门南(北)大街”等构式,共得到127个以城门命名的街巷地名。城门实体虽大多不存,但地名未变且具有衍生能力。其中××

  门的俗称,其传播力不可小觑,但在用于地名时又有细微的区别。正阳门俗称“前门”,地安门俗称“后门”。因皇宫坐北朝南,故而南为“前”、北为“后”。但用于地名时,前门取代了正阳门,而后门没有取代地安门。我们推测,是“(走)后门”的消极文化义制

  约了人们对称谓的取舍,消解了语言的经济原则。另外,城门附近的酒店、餐厅等,喜欢用“门”的别名来命名,如“哈德门饭店”,就保留了元代城门的称呼和记忆。

  三、北京地名建设

  通过《北京历史地图集》考察北京街巷名称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1573-1644)、清代北京乾隆十五年(1750)、民国六年(1917)三个时期的使用情况,可以了解哪些地名具有稳定性,哪些地名发生了变化,命名理据是完全脱落,还是半脱落?我们如何看待地

  名的理据重构?这对北京地名的规范管理和地名建设有何助益?

  (一)稳定性强的地名特点

  地名一旦确定,一般不会轻易改动。封建时代因区别于前朝或避讳等原因,地名会有更改,如大明门→大清门,隆庆州→延庆县。信息时代,因改名容易导致信息不畅,交际不便,加上成本支出不菲,因此,改名慎之又慎。一般而言,行政区域级别越高,牵涉因素

  越多,其地名稳定性越强。

  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北京地图显示,北京旧城区有许多街巷名称三个时期完全相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有雅的,如“西长安街、广宁门大街、广宁伯街、李阁老胡同、王府仓胡同”;有俗的,如“菜市大街、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石老娘胡同”。这说明雅

  俗可以共存。

  进一步总结具有稳定性的地名,可以发现如下特点:第一,因城门而得名的街巷稳定性强;第二,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市场、店铺等街巷名稳定性较强;第三,表示王侯、官衙及具有人文色彩的街巷地名也有一定的稳定性。

  (二)地名的变异特点

  社会变化,语言文字变化,地名也会因缘改变。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随着社会进步,改变了“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城市生态格局,地名需要与时俱进;二是民族融合,由同姓聚居到异姓杂居带来的语音变化;三是居民社会构成的变化,低俗地名不能满足新生

  代居民的价值取向。

  进一步总结地名的变异路径,可以发现如下特点:第一,通过谐音雅化,如打劫巷(明)→打街巷(清)→大吉巷(民国);第二,通过省字+谐音简化,如三保老爹胡同(明)→三伯老胡同(清)→三不老胡同(民国);第三,通名发生变化,如西城兵马司(明)

  →兵马司胡同(清)→兵马司(民国);第四,名随时迁,如锦衣卫后街(明)→刑部后身(清)→司法部后身(民国)。

  (三)地名更名后的理据脱落及重构

  地名的理据就是地名的得名之由。一个地名产生,总是有理可据的。谐音雅化后,原来的理据通过语音还可以回溯;但即使准确地找到了原始理据,那也是明日黄花。我们倾向于认为,只要不是音讹导致的地名变异,都可认定为理据重构。“打劫巷”反映的是明代

  的社会治安现象,“大吉巷”寄托着新居民的美好愿望。“打街巷”本身不知所云,理据模糊。“三保老爹胡同”理据清晰,“三伯老胡同、三不老胡同”理据重构困难,属于典型的音讹现象。但积非成是,也只能将错就错。一般而言,有四种情形:

  第一,原名以附近的参照物为理据,如果参照物更名,那么此街的理据也随之改变,地名更名有据可依,“司法部后身、府右街” 等均属于这一类。

  第二,原名以街巷附近的参照物为理据,后由于改变参照物或采取谐音等手段,使原街巷理据发生脱落,并创建新的理据。以辟才胡同为例,该街巷在明代为大石佛寺,因寺庙得名;到了清代此街因劈柴厂得名,原名中的大石佛寺这一理据脱落,重构了新的理据—

  —劈柴,更名为劈柴胡同;清末教育家臧佑宸在此建辟才学校,取开辟人才之意,从此该街更名为辟才胡同,在这一过程中“劈柴”这一理据脱落,并重构了新的理据——开辟人才。

  第三,原街巷名以寺堂庙宇为理据,但是随着寺庙的消失,宗教寺庙的理据消失或者人为地去宗教化,重构了新的理据。如兴华胡同,明代称兴化寺胡同,因内有兴华寺而得名,清代称兴花寺胡同,又称兴化寺街,1965年因去“寺”导致理据半脱落,并重构新的理

  据——振兴中华,更名为兴华胡同。“弘善胡同、善果胡同、成方街、宝产胡同、兴盛胡同、云居胡同、龙泉胡同、莲花胡同、地昌胡同、长椿街、石灯胡同、大玉胡同、灵佑胡同、铁鸟胡同、承恩胡同、国英胡同、正觉胡同”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原街巷地名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际交流合作,通过谐音方式建立新的理据。如安南营→(大/小)安澜营,鞑子桥→达智桥胡同。

  (四)北京地名管理及建设的几点思考

  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1996年民政部制定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这为地名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指导意见,操作性比较强。但由于地名的历史传承性和鲜明的地域性,很难在正字正音上一刀切。

  学界一般将地名演变的原因归并为语言文字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兴衰、避讳、传讹、避免异地同名、行政辖区变化六个方面。除此之外,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制约或诱发地名变更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名更名大体经历了四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1年前后,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如将“鞑子桥”改为“达智桥胡同”。第二个阶段是1965年前后,对地名进行整顿,包括去除重复地名、谐音雅化部分俗名、淡化宗教色彩等。第三个阶段是“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

  响,地名被随意政治标签化。第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建设、拆迁和区县合并改名,胡同名快速消失,新小区涌现,行政区划中“县”名减少、“区”名增加,“崇文”、“宣武”分别被东城区、西城区合并,引发了一些争议。

  1.如何保护老地名

  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六号决议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九号决议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老地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

  ,减少了地方乱更名的冲动。但与此相关的问题还不少:什么样的地名有保护价值,必须保护?因为汉字简化、普通话正音等带来的地名字形变化、地方音与普通话读音不一致的问题如何解决?如前门附近的“大栅栏”,街牌的标音为普通话音“dàzhà lán”,北京人读

  作“dàshílànr”,以哪一种为规范?北京地名有不少带儿化音,在街牌语音标注时是不是都应标注?川底下村的“川”该不该恢复为“爨”?村名中的异读字,字形的规范音与当地的乡音不一致,怎么解决?

  2.如何看待雅化后的地名

  雅与俗相对。对地名做雅化处理,就意味着原来的名字不雅。客观上,明清时期北京 “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城市生态格局,导致了外城和关厢的居民中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小商贩居多,他们的身份和生活境况决定了居住地名字的品位和格调,或许是不经意

  ,或许是太随意,总而言之流传下来的地名不雅甚至粗俗。如以动物皮毛、粪便、尾巴命名的“粪场大院、粑粑楼胡同、羊尾巴胡同、猴尾巴胡同”等,确实听起来不雅,雅化处理是必要的。但主观上,人们对“俗”的认知不完全一致,对一些中性的、可改可不改的地

  名雅化处理,就带来了争议甚至批评,如以服饰、器物、称谓等命名的“裤子胡同、汤锅胡同、豆腐陈胡同、佟府夹道”,分别改为“库司胡同、汤公胡同、豆腐池胡同、同福夹道”,改名后反而切断了历史联系,丢失了文化理据。因此,需本着雅俗共赏的原则和慎重

  评判的态度,对待保留着市井气息的地名。

  3.如何给新地名命名

  近些年,北京扩容的步伐加速,旧城改造的力度加大,N条胡同变小区,立交桥、城铁站等都需要命名,我们注意到,北京市激活了传统地名资源,提高了已有地名的利用率,既唤醒了北京记忆,又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如地铁站名健德门,立交桥健德桥,都是挖掘元

  代的地名资源。但命名是一门学问,需要在城市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本着尊重历史、传承文化的原则,本着指位与文化兼备的原则,统筹规划。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新街道、新小区等的名称一定要集指称意义与实用功能、赋予意义与美学功能于一体。命名一方

  面要充分重视并挖掘可以利用的历史文化因素,反映当地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特征;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刻意求新求雅,崇洋媚外或刻意复古都是不好的倾向,最重要的是,避免命名的随意性,防止因短视而影响地名的生命力。

  摘自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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