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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裘之蚤:日记研究之“痒”
2020年12月02日 09: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尧育飞 字号
2020年12月02日 09: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尧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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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研究从对历史真相的还原逐步过渡到心态史研究,日渐摆脱传统宏观和正统的史学叙事,步入微观而私人化的语境分析。新近出版的《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张剑著,中华书局2020年8月版)就是一部“日常生活”研究表征性著述。

  日常研究可能偏离初衷

  全书分为《居乡诚不易:〈何汝霖日记〉中的乡居生活》《勿药元是梦:四位名臣日记中的疾病书写》《何处是归程:〈绍英日记〉中的乱世凄惶》三部分,讲述晚清6位高官——何汝霖、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绍英的日常生活,尤为侧重烦恼的一面。选择以日常生活作视角,使书中并不主要呈现高官在朝堂与地方行政事务中的表现,也并不主要表现他们的权威及思想文化等声名。如军机大臣何汝霖返回故乡南京时,日记所记全是奴仆吵架、家人要钱、家庭教师水平堪忧等可气可笑的琐事。对南京城的大水,他和普通百姓一样无可奈何。而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常因身体疾病而痛苦不堪,他们在日记中尽心记载身体疾病变化。鹿传霖的病中日记甚至主要记载出恭情况,读来令人捏鼻。至于宗室大臣绍英,日记主要记载他如何咬紧牙关勉力维持风雨飘摇的逊清皇室。

  书中所示高官形象与传统史书所塑造的形象反差甚大。然而这项研究并非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戏谑和嘲讽,作者一再声明,日常生活的记录“才是近代日记的常态和本来面貌”,他希望通过分析人人皆有的日常生活,拉进高官和普通人的距离,从而让普通人产生见贤思齐的心态,转而效法他们去提升自我。至于那些据日记满足私人猎奇心理和解构历史的做法,作者并不赞同。只是,作者的良苦用心能否扭转普遍的阅读趣味呢?答案恐怕不容乐观。近年来相当多基于日记的文史研究文章,常常流露某种“窥私癖”倾向。这充分说明,基于日记材料的“日常生活”研究可能偏离研究初衷,虽走向日常生活,却忘了日记研究为何需要日常生活的视角。

  琐事并非浅薄无聊

  从自然气候到社会环境,从人际交往到柴米油盐,从生老病死到心理活动,日常生活几乎无所不包。中国人使用“日常生活”常常不包括有关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内容。当然,其中唯一例外的是经济。不过“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经济生活,也多局限于个体及家庭收支,而较少关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与传统经济史研究对象仍有较大距离。

  中文语境的“日常生活”源于英文“everyday life”,而这一英文术语又转自布罗代尔等人使用的法语词汇“quotidienne”(日常的)。布罗代尔在名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使用“日常生活”,为的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应。他认为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关系匪浅,如食品、衣着、住房、技术、货币等应置于日常生活中考察,这些物与围绕它们的物形成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过程。布罗代尔试图给这些日常生活之物以历史学的关注,故而将其从经济中剥离出来,成为有分量的关注对象。这就必然导致日常生活上升到史学范畴。在第一卷中,布罗代尔公开为日常生活进行辩护,他说:“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纳入历史的范围。这样做有什么用处?是否必要?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范围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例如远程贸易、民族经济或城市经济网络。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时间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整理、重现这些场景是饶有兴味的事情,我不认为它浅薄无聊。”由此,日常生活可以作为一种视角或方法进入微观领域,从而发现人们习焉不察的重复性琐事,已经成为社会的结构性存在。

  观物及物与人的关联

  《华裘之蚤》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利用高官与日常之间的反差,凸显普遍性的生活真相。这种日常生活,正经正史文献中很少存在,因为不登大雅之堂;在私密文件如日记和书信中,也是有限度公开,因为人人过于熟悉反而觉得毫无必要。晚清高官所习惯的是军国大事、官僚交往、文雅活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他们而言反而是新鲜的,至少就写作题材而言是新鲜的。只有在这样的文献语境中,我们才注意到“排日记事”的日记如何消磨那么多的时间。具备固定日期格式的日记的日常“无意义”特点才被我们感知到。当然,这种感知日记的方式是否真正把握到日记作者的意图?恐怕有待商榷。对晚清高官而言,记述这种日常琐事的原因除去日常生活的新鲜感外,还在于琐事往往具备备忘或治疗效果。日记写作可以舒缓压力、放松心情。他们预设的读者往往是自己。因此日记所示的日常生活可能仅是他们生活的部分真相。由此,我们不能不追问:当今读者闯入这种私密性文本,感知到的究竟是高官的日常生活,还是高官笔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通过“日常生活”切入日记研究,可以直观呈现历史上的私人生活,管窥整个社会生活风貌,所提取信息往往也因“日常性”而与普通人呼应,故深受读者和研究者喜欢。但日常生活作为日记研究普遍性视角的成立,尚须借助反差性的对照。例如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从高官日记入手;而窥探农民的日常生活,应当从地主日记入手;至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则应从仆人等其他周边人物日记入手。由此,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产生悖论,即日常生活须借助非日常的文献记载进行确立。这样一来,基于日常生活视角的研究,似乎重新回归传统史学的方法,即利用各种文献去证明某种制度、关联等,而忽视活生生的人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该书立体揭示了晚清高官生活的另一面,书名使用日常一词而非日常生活,充分显示研究者的审慎姿态和研究期待。至此,将日常生活作为日记研究的方法,似应回归布罗代尔使用这一术语的语境,即日常生活应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研究对象。利用日记研究日常生活,应当回归对物的关注,关注物与人的关联。利用日记材料,通过日常生活视角观测物及物与人的关联研究,目前尚不多见。而这,似乎是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和日常琐事之外一个值得期待的领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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