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指的是在政策统一、规则一致、执行协同的基础上，通过充分竞争与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全国一体化运行的大市场体系。这种市场体系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内在特征，而且具有市场规模巨大、结构完整、功能强大、机制完善和环境优化等显著的外在特征，可以依托它顺利地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 

　　全国统一大市场概念的提出和完善，具有丰富的实践支撑，几乎贯穿了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建设统一市场的会议决议与相关法律。如1980年10月颁布《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必须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一系列旨在打破垄断、建设统一市场的法案相继制定并实施。同时，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多次中央全会都以各种形式的提法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报告分别提出要建设和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些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出台，对解放思想、打破商品资源要素流动的障碍、发育各类专业市场、完善监管机制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学者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现象的关注。为解决这一问题又提出了要建设“国内统一市场”的目标。在这其中，概念的提法有多次变化，如有“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统一大市场”“国内强大市场”等。从官方文件看，2015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路障’”，这是首次明确了“统一大市场”这一提法并沿用至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目标逐渐明确，“统一大市场”也被更频繁地提及，包括“十四五”规划纲要、202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等。 

　　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一方面，市场是分工的基础，市场容量决定社会分工的程度，同时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社会化分工是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马克思与恩格斯完整地论述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分析了以此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理论逻辑可表明，如果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状态，就不可能形成有利于发展的社会分工氛围和格局，不可能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不会有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与大国经济循环密切联系的经济范畴。作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从市场范围到分工深化、从规模效应到竞争优势、从二元结构到经济转型的禀赋优势，把这一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超大规模国家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是在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逐步消失条件下，支撑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的战略选择。 

　　从历史逻辑看，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要用价格机制替代行政命令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漫长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大国中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统一并存，必将产生市场分割问题，形成“行政区经济”的格局。因此，如果不以国内统一市场建设为目标，重点解决行政区经济运行的摩擦问题，资源配置机制就不可能得到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从历史逻辑看统一大市场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长期采取的赶超战略的影响。在行政分权式改革模式下，赶超战略会驱使地方政府为完成数量增长目标，而采用各种办法扭曲资源禀赋优势和企业的自主能力，人为抑制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部门和地区间的非均衡增长。 

　　从现实逻辑看，全国统一市场之所以会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因为当前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凸显了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对内开放的紧迫性一点也不亚于对外开放。过去对外开放更多地关注于国际贸易，忽略了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有时，国内市场发育不良反而会成为刺激出口的工具，这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只有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才能把握好未来不确定世界中的发展主动权，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产业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要以统一大市场配置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 

　　从国际经验看，当今发达国家在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治理国内市场分割的历史。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形成机制不同，我国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总的来说有四个重要的、显著的特征： 

　　其一，与欧盟相比较，主权国家内部统一市场的建设，不见得比国家间形成统一市场协议来得更容易，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的转型中的大国经济尤其如此。 

　　其二，比起联邦制国家，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时具有更多的制度优势。坚持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可以为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政治条件和保障体系，可以在统一市场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宏观间接调控。 

　　其三，与发达国家市场发育、发展的自然递进序列相比，我国市场发育、发展必须采取多阶段一体化的加速战略。我国生产力结构呈现出多阶段一体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农村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经济服务化、网络信息化等数个发展阶段交织在一起，各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均衡。因此，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赶超目标，我们可以把某几个发展阶段与要素市场的发展，压缩在一个时间空间中一体化推进。 

　　其四，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微弱不同，我国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一定非要通过削弱其经济职能来进行，而是可以通过改革其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来推进。如果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依靠地区间竞争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赶超问题，那么地方政府目前的“准市场主体”地位和职能就无法替代。当前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障碍，并不完全在于地方政府具有较多的经济职能，而在于其主导的产业政策的行使方式，以及把其作为地区市场分割的工具的做法。 

　　总体来看，在当代经济学科体系中，只有美欧日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和欧盟建设共同市场的理论和政策总结，突出地反映在西方学者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成果中，迄今未有对发展中大国成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验总结，更缺乏系统地对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超大规模国家走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利用庞大规模国内市场配置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的理论分析。 

　　过去几十年中以及未来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主要体现或必将体现在：一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二元经济结构，主因在于要素资源流动的各种障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要素资源流动障碍、实现一元化经济的最有效途径。二是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从超大规模国家（国土、人口）问题转化为超大规模市场形成问题，把强大国内市场作为全球化的资源、工具、手段，进一步发展了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三是对原计划体制国家的研究转向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研究。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的先例：超大规模的、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的经验和机制值得理论总结。四是对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作用机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体系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框架中，历来缺少地方政府这一重要的主体，对这一角色的作用评估不足，研究不够，这样必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不足，指导意义打折。统一大市场与地方政府问题的研究，将以中国经济的实践为案例，丰富和完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摘自《经济研究》2022年5期，梁华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