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疫情高峰期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社会治理最基础的变量是民生问题。民生有保障，社会秩序就容易维护、治理就有基础。疫情起伏波动压缩了人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欲望，也伴随着“平台经济”特征日益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社会人口负增长和由房地产为支撑的地方财政下行压力增加会导致政府支持社会治理的资金减少，人民群众未来收入预期发生改变；虽然高等教育扩张，但经济增速放缓会缩小社会流动渠道；城镇化速度放缓则会降低农民工收入并产生“逆流动”；老龄化率的不断增长也会对收入差距、医疗保险开支以及养老金待遇差距产生巨大挑战。为有效回应上述问题与挑战，应从保护市场主体增加就业、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优化配置、支持回流农民工创业就业、优化高等教育政策等角度提供社会治理的政策选择。

　　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存在着“圈层”现象。结合“差序格局”，“网络圈层”的本质特点是以网络认同为核心、以共同兴趣为纽带、以感性意识为驱动，在不确定性中存在，并重构在场的社会关系，从而挑战传统社会层级。在网络层级的流动分化上，就网络话语权而言，其层级由大V、网红，再到普通粉丝；就网络代际层级而言，60后及以上为网络移民，70后、80后为过渡期网民，90后及以下为网络原住民；网络平台层级包括精英知识层、小资文艺圈和普通大众层；而网络应用层级则是以获得网络红利的差别划分。高度不确定性是网络信息社会的本质生命，网络圈层以信息为根据、以认同为核心，其圈层的液态性和流动性，使得传统社会认同或社会信任在网络社会中产生了动摇。在这种不确定条件下，社会信任与社会认同开始分化，网络信息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呈现出不平衡的并存，这种关系对网络信任、网络圈层产生基础性的影响。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认同的差异化存在和矛盾关系是经常性状态，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沟通途径和协调方式，就会产生社会冲突，而冲突的后果是价值体系的瓦解、群体合作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紊乱。由此，必须努力探寻社会认同多元分化的协调机制，因域制宜，各循其规，在求同存异中沟通理解，寻求共识。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人才振兴，能人治村是促进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学界对能人治村的关注，首先起源于现实的观察——江浙一带能人；二是源于对现实需求的认识——乡村振兴的需要；三是对村庄治理的理论探索；四是出于政策改进的考虑。从古至今，能人治村是一种常态，而非现在才出现的，之所以称为能人治村而不说精英或乡贤治村，关键在于人们对村治有一个理想预期：“能”给村庄带来发展、带来福利、带来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能人应该具备这样的“能”：能发展村庄经济，即经济合法性；能获得政府支持，即政治合法性；在村民中有威信，即权威性；确保村民参与性，即民主性。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对理想能人的现实需求越来越急迫，乡村振兴发展战略需求，呼唤能人治村；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决定了非能人不足以治村；国家倡导人才返乡，传递了能人治村的理念；现代科技等文明体系，导致传统权威体系的衰退，呼唤着新的权威体系的诞生；现代民主（村民自治）以及产权体系的重构，激发了村民的主体性和民主意识、参与需求。法治化、民主化是理想能人治村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确保能人、村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即保护好能人和村民的发展活力和积极性；确保能人的权威性但不能损害村民的主体性；确保政府授权、参与的确定性、有效性、正当性以及合理性。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的行动基本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启动的，所以政策在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的基础上，中国构建了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表达了乡村振兴政策的总体性。聚焦到乡村振兴社会政策领域，可以将其划分为总体性社会政策、领域性社会政策和发展型社会政策。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对乡村治理的活动、目标以及治理效果的达成具有极大的影响，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提出、传递、实施和落实的过程，是其治理效能不断显现的过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具体展开：一是社会政策的衔接与过渡，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作为政策群，政策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二是发展型社会政策不仅强调发展，更具有极强的组织效能；三是社会组织下乡与乡村治理的增能，这一取向帮助社会政策落地，帮助农民提高可行能力；四是特殊人群政策，通过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治理创新，通过政策倡导促进善治，将政策通过服务转换为效能。最后，从兜底性、发展性、再组织化、链接性以及共同富裕五个方面进一步总结提炼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治理效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通过兜底保障乡村的特殊群体，避免极端性问题的发生，把治理的效能与发展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加上再组织化的组织效能，将社会力量引入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最终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最高目标的达成。

　　在数字时代和世界大变局之下，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自由解放。中国式现代化，不变的是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现在又叠加了信息化，我们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当下情景所指的现代化与原来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化尽管用的是一个词，但是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接续了这次数字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包括五个方面的发展形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围绕人的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发展形态，对于我们理解城乡融合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过程，其中，县城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要统筹县域乡镇和城镇化的关系。理解城市要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既要考虑物理空间，也要考虑数字空间；城镇化，实际上是城市化的转型，一定要研究县城与乡镇在城乡融合中的关系；要思考数字化转型对城乡融合带来持续的变化。

　　基层治理创新是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机制，然而在基层治理创新繁荣的背后，局部地区的基层治理出现了“为创新而创新”的功利诉求与行为偏差，需要在“热话题”下开展“冷思考”。首先，就理论内涵而言，基于对基层治理“伪创新”的概念和表征界定，基层治理创新具有失范性、破坏性、隐匿性、过程性四个特征。其次，就生成机理而言，选择偏差行为作为解构基层治理“伪创新”的逻辑起点，应从结构、互动和心理层面解释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机理。具体而言，制度张力是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结构性致因，体现为结构紧张、制度脱耦两个方面；环境激励是基层治理“伪创新”的互动性致因，表现在治理环境和组织环境两个方面；复合动机则是基层治理“伪创新”的心理性致因，包括了趋利性迎合和策略性妥协两个方面。基于此，从以下三个层面对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熔断机制进行探索：一是权责匹配，完善基层治理创新的制度调适，推进基层政府权责法定，强化制度赋权与资源支持，完善基层治理创新的监督机制；二是协同互动，优化基层治理创新的生态环境，从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优化基层治理环境，从内外双向互动优化基层创新的组织环境；三是激励约束，构建基层干部创新容错纠错机制，提升基层干部创新的安全感，发挥容错机制的保护作用和纠错机制的矫正作用，塑造基层干部严肃认真的创新心态。

　　乡村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乡村建设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运用多种量化方法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探寻拉萨地区数字化转型推进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因素，并探究驱动因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采集了中央、省市、地市和县区的109份数字乡村政策文本构建语料库，对于资料的分析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借鉴LDA主题模型对语料库数据进行机器学习，识别出组织机制保障、数字能力支撑、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基础设施完善4类13个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的因素。第二，通过组建专家组，运用三轮德尔菲调查法对因素类型和驱动因素必要性和明确性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因素类型和驱动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价，识别出驱动数字乡村发展排名最靠前的4个驱动因素分别为领导重视程度、财政政策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场景丰富。第三，运用层次分析法两两比较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发现排名前4的驱动因素分别为领导重视程度、数字化基础设施、财政政策支持、数字化场景丰富。第四，运用DAMATEL分析进行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的分析，发现数字化场景丰富、数字化基础设施、财政政策支持、领导重视程度4个因素影响度高，被影响度低。基于上述分析，最终将领导重视程度、财政政策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场景丰富建设确定为拉萨数字乡村的关键驱动因素；数字化转型意愿、数字能力素养、科技人才培养、发展智慧农业、乡村数字化治理、乡村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保障确定为拉萨数字乡村的辅助驱动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发现切合拉萨数字乡村发展的基本路径包括：科学运用奖惩激励机制、规范顶层设计、加强财政投入和经费保障力度、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持续丰富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共享与数据开放力度、加快推进乡村科技人才培养、持续壮大农牧业经济规模等。

　　社区是由两个以上的人、家庭、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工作共同体，实践主体包括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乡镇、居委会、村委会、驻区单位、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通过梳理国家政策文件，可以发现国家政策的动态变化过程。未来的社区共同体建设需要党建引领确保社区工作战斗力、五社联动机制运行有效、平台搭建资源集聚与流通、数字化引领社区革命。基于此，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价值目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成就感；二是韧性治理日显光芒，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下提升韧性治理效用；三是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逻辑高度整合；四是提高社区共同体参与效果，实现单一效能和复合效能有机结合，激励各参与主体共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之下，中国政务服务改革既受中央政策的大力推动，也离不开地方政府丰富多彩的探索创新。济南市开展的“在泉城•全办成”政务服务改革可以作为重要的观察切口，其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一、从分散到集中，政府通过改革将碎片化的部门进行整合，成立行政审批服务局，可视为政务改革的一个集成性平台；二、从隔离到跨越，通过解决审批权力的悬浮化、打通部门沟通的壁垒化，构建政府服务协同的工作机制；三、从“压时间”到“提效能”，从“秒批秒办”到更多考量服务对象在整个过程中的获得感；四、从赋能到平台，数字技术实现从仅仅被当成一种手段和工具，到现在打造成为数字化平台、数字化空间；五、从清单到标准，改变以往强调负面清单、责任清单、风险清单等清单管理，实现政务服务中标准化的建设。此外，从平台组织模型改革和业务流程视角探讨了政府改革的内在基本，将其总结为“平台驱动政府改革创新”的发展逻辑，重点强调了整合、联动、赋能、服务等平台特征。总之，地方自主创新案例与公共管理的自主知识创造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思考，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规范性制度也需要作为重要的政务服务品牌进行大力扩散，这突出反映了从改革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