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备受世界关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推进经济绿色转型，有机会在多领域成为引领者。

中国是绿色转型实践的引领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新发展理念的？

■埃里克·伯格洛夫受访者/供图

　　伯格洛夫：过去40多年，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中国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经济体，贫困率急剧下降。中国正在迎接从根本上改变其增长模式的巨大挑战。当前，中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其中，强调绿色发展旨在推进绿色转型，增强发展可持续性。例如，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为了实现绿色转型，中国应从探索角度出发，基于任务驱动的方法，实施鼓舞人心、千载难逢的项目。在2022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AIF）报告中，我们指出，碳中和这一转型不是将经济发展和适应气候变化对立起来，而是深化了传统发展在建设国家能力、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和加强技术应用方面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一直是这些领域具体实践的引领者。中国已经部署了行政政策工具，修订了监管框架，以更多地激活私营部门的资源和创新能力。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加强市场的作用，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例如，推进碳市场稳步发展。

　　在改善环境绩效方面，中国多项行政措施是有效的。自2014年以来，私营公司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环境相关领域。中国在部分城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通过资源再分配和绿色设备进口减少了碳排放。今后，更加协调的政策组合，可以进一步加强国家能力、促进私营部门发展，以及加强创新。

　　在绿色发展方面，绿色创新受到双重外部性的影响。以碳排放权交易系统 （ETS）为代表的市场工具可以缓解与气候相关的外部性，但可能不足以解决创新的外部性。在此背景下，政府支持（如研发补贴）有理由成为支持市场发展的工具。在中国，能源创新的公共研发支出已大幅增加。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研发支出国。良好的市场机制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未来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实现碳中和。

　　不同部门的行政政策、市场机制和政策举措应相互加强。例如，为了提高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的有效性，电力部门改革需要加快以经济调度取代行政调度。此外，在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的基础上，有关部门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工具使可再生能源更好地融入整个供应链中。而且，新绿色技术的迅速出现和传播为重新雇用劳动者、改变土地用途和改变组织用途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遇。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未来，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经济学家，您如何理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伯格洛夫：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中的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改革以及现代化进程相关。

　　从劳动力的角度看，过去4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让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享受到了经济效益。然而，差距仍然存在。2021年，中国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该比例仍低于欧洲（75%）、美国（83%）和日本（92%）。进一步的城市化需要依靠劳动力更便捷地向城市地区流动，以及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会基础设施。这将需要在医疗保健、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以及教育等不同领域进行改革。

　　从资本的角度看，就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而言，外资企业给中国带来了技术溢出效应，并直接为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作贡献，加速了中国融入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如投资研发），而且通过充分利用各国在各种生产任务中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提升了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各国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从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看，未来所有经济行为体都需要对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进行更多投资。中国领导人在这一领域发起了多项创新项目，并通过其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的引领，推动了全球对话。在这一领域，中国有机会成为引领者。

　　从技术方面看，从模仿和适应转向真正的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未来几年，保持高经济增长将比前几十年更加困难。此外，中国还面临更多的社会和环境限制。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需要成为中国新增长模式的组成部分，这将依赖于创新政策和技术发展。正如中国过去的经验所示，要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密切互动仍然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