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全媒体化”:全球权力失衡与系统风险升级

2022-08-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5G时代是全媒体的时代,各种不同的媒介形态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在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运营模式等逐步整合。全媒体更加推动了“媒介化政治”,使这一概念从学者们的概念预测,正逐渐变为一种现实:媒介不仅在日益深刻地影响各国的国内政治,也在影响着国际政治,呈现出“媒介化国际政治”的新特点。媒介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理性的政治呈现对于国际政治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当下5G时代,部分媒介的非理性表现,推动了全球权力失衡和系统风险升级。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5G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都在经历传播中的去中心化、去机构化、去中介化、去专业化的过程。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例,特朗普上台后,白宫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持续减少,最终一年减少到只有两位数。与之相对的,是特朗普更加频繁的通过“推特”(twitter)与民众直接沟通。这背后所揭示出的,是媒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5G时代从“通过专业媒体做传播”逐渐转变为“通过社交媒体做传播”,国际传播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部分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在国际上给人一种“贡献大、形象差”的错误印象。在5G时代,要想改变这种错误印象,需要“国际关系”和“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两大学科的智力支持,尤其是战略传播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大企业全球发展的新标配。以我国大企业的国际传播为例,这一实践工作存在两个症结。症结一:有战略但没传播。只做战略,但是不做传播,存在项目大、资金大、传播少、沟通少的问题;症结二:有传播没战略。虽然开始从事传播工作,但是没有战略,“传播即是宣传”。许多企业坚持自己做相关工作,拒绝专业机构支持。由此,战略传播技术与方法的严重缺失掣肘了国际传播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当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遇到的阻碍与挑战,集中体现在个不“匹配”:中国贡献与中国形象不匹配,“贡献大、形象差”;中国国力与中国传播不匹配,中国实力趋强,反而传播受阻;中美民间与中美官方不匹配,两国官方趋冷,反而民间较热;世界需求与遏制中国不匹配,彼此需求越强,反而遏制越猛。而要解决这些挑战,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全球舆论系统不健康;二是美国舆论失责;美国媒体逐渐趋向少听多说、几乎不听、自说自话。而国际社会上一直存在的两大“惯性”:中国的“多做少说”和美国的“少听多说”,就让问题更加棘手,出现了舆论层面的全球权力失衡和系统风险升级。 

  面对这些情况有以下三个方面建议:宏观大势、中观之道、微观之术。 

  宏观大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方法论,要求“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2019年是中国的5G元年,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是全球的新闻富矿,天生带流量,自动有关注,国际传播变得更重要,国际关系+战略传播开始在实践层面被广泛认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媒体的特点是“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在全媒体时代,5G是科技,也是舆论,是大国之间竞争的另外一个战场。5G全媒体时代国际舆论的特点:高速的舆情、百变的舆论,带来的是众声喧哗;海量信息、视频第一,带来的是众说纷纭;技术的5G,中国已领先;工业的5G,中国很自觉;舆论的5G,中国需加油。 

  中观之道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智者善听、智者会说的大国。要在众声喧哗中,让我们的声音最响亮;在众说纷纭中,让我们的信息最可信。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我们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传播的规则已经改变,我们不能“不做不说、瞒天过海”,不能“只做不说、行胜于言”,也不能“先做后说、后发制人”,而是要“边做边说、主动、创新”,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还得先说后做,要在暂时的质疑声中保持定力和自信。 

  微观之术层面,5G国际传播有三个“不变”:内容为王:优质内容更加稀有而珍贵;体验至上:贴心体验更加必要且关键;创新第一:持续创新更加迫切并紧要。 

  针对当前的国际传播,提出十个“再平衡”的建议:第一,共性和差异的平衡,为了共同而讲差异,不是为了差异而差异;第二,复杂和简单的平衡,复杂问题不能简单处理,更不能简单传播;第三,宏大和温情的平衡,国际传播要更关注大事件中小人物和小人物的大故事;第四,民间和官方的平衡,官方和民间都要有声音;第五,西方和西方以外世界的平衡,既要看到美西方,还要看到美西方以外的广大全球国家;第六,改进和完美的平衡;传播内容不必总追求完美,不断改进更有意义。特别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持续滚动发布,不能为了完美而错过发声时机;第七,批发和零售的平衡,既要有大规模的国际传播实践,也要针对不同国家做好“一国一策”;第八,新知和旧识的平衡,要在对外传播中不断应用新知识,把中国的新实践与世界旧的发展知识相结合,成为人类共同的理论;第九,对等和善意的平衡,面对别有用心的抹黑,既要有对等的反击,也不能忘记释放善意;第十,精英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平衡,既要重视面向各国精英的专业媒体,也要做好各国网络舆论的工作。 

  5G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我们直面挑战。学术平台要进一步多元化,要建到前沿阵地、建到国际组织中去;形式创新要多样化,高校是创新的主体,但也要与走出去的企业建联合实验室;理论研究要前沿化,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要紧跟前沿,这样才能不落后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临床研究要国际化,美国的临床研究欢迎各国学者去观摩,这点值得学习。我们要不急功近利、不涸泽而渔;不闭门造车、不固守藩篱;不妄自菲薄、不趾高气昂;不惟某些指标、不惟某些数字;要坚持入“乡”随俗、求同存异;要守住“底线”、协同创新;日积月累、步步为营,最终就能水到渠成。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本文根据“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与中国国际问题‘三大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学者发言整理,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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