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治理为党的事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奠定稳固基石。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探索中国特色的城乡治理之路，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应有之义。

　　城乡社区治理取得新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方面不断探索新举措，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新时代10年来，112个全国城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和48个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积累了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在山东大学日前举行的国家治理高端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家良以上海实践、成都实践、杭州实践为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五社联动”的具体实践成果。他认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未来的社区共同体建设需要党建引领，确保社区工作战斗力、五社联动机制运行有效、平台搭建资源集聚与流通、数字化引领社区建设。

　　政务服务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深刻变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积极推动政务服务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城市治理效能不断凸显。以济南市多年来开展的“在泉城·全办成”政务服务改革为例，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王佃利分析认为，该市政务改革体现了“平台驱动政府改革创新”的发展逻辑，具有整合、联动、赋能、服务等平台特征。未来，地方自主创新案例与公共管理的自主知识创造需要学界的进一步思考，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规范性制度也需要作为重要的政务服务品牌进行提炼。

　　这些改革与创新无不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徐家良认为，未来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价值目标，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成就感；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下提升韧性治理效用；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重逻辑的高度整合；提高社区共同体参与效果，实现单一效能和复合效能有机结合，激励各参与主体共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应该充分重视将民生问题作为治理的基础变量。保障民生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保护市场主体、增加就业、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优化配置、支持回流农民工创业就业、优化高等教育政策等，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着力点。

　　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效能不断显现

　　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发展形态，是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坐标。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鲍静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过程，县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需要统筹县域、乡镇和城镇化的关系。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从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视野，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既要考虑物理空间，也要考虑数字空间，思考数字化转型对城乡融合产生的持续变化。

　　社会政策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基础上，我国构建了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包括总体性社会政策、领域性社会政策和发展型社会政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认为，我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贯穿于乡村治理的活动、目标以及治理效果的达成中。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治理效能体现在，通过兜底保障乡村的特殊群体，把治理效能与发展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加上再组织化的组织效能，将社会力量引入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最终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最高目标的达成。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能人治村是促进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对能人的现实需求越来越急迫，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呼唤能人治村；现代科技等文明体系，呼唤新的治理体系的诞生；现代民主（村民自治）以及产权体系的重构，激发了村民的主体性、民主意识和参与治理的需求。法治化、民主化是能人治村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确保能人、村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保护好能人和村民的发展活力和积极性；确保能人的权威性，但不能损害村民的主体性；确保政府授权、参与的确定性、有效性、正当性以及合理性。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深入研究和探讨。

　　近年来，各地的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引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运用多种量化方法，对拉萨数字化转型展开分析。他认为，数字乡村的推进，还需要科学运用奖惩激励机制、规范顶层设计、加强财政投入和经费保障力度、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持续丰富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共享与数据开放力度、加快推进乡村科技人才培养等。

　　社会治理新形势呼唤理论创新

　　世界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发展的不确定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认为，厘清不确定性发展及其理论问题，对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治理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相对的确定性状态，社会秩序的诉求和不确定性变化之间的张力会为社会治理的实践带来很大挑战，使新发展阶段共富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治理实践面临更为多重的现实困境。因此，社会治理要从不确定性思维和价值观开始，强化主体赋能，以制度创设和集体行动为基础，构建一种治理共同体的社会建制，用韧性治理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网络社会的兴起为人类提供了新的社会存在形式，也给社会治理研究者带来新思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刘少杰发现，网络社会中存在着“圈层”现象。“网络圈层”的本质是以网络认同为核心、以共同兴趣为纽带、以感性意识为驱动，在不确定性中存在并重构在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不确定条件下，社会信任与社会认同开始分化，网络信息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呈现出不平衡的并存，这种关系对网络信任、网络圈层产生基础性的影响。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认同的差异化存在和矛盾关系是经常性状态，必须努力探寻社会认同多元分化的协调机制，因域制宜，各循其规，在求同存异中沟通理解、寻求共识。

　　基层治理创新是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机制。四川大学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姜晓萍提出，为避免基层治理创新过程中出现偏差行为，需要权责匹配，完善基层治理创新的制度调适，推进基层政府权责法定，强化制度赋权与资源支持，完善基层治理创新的监督机制；需要协同互动，优化基层治理创新的生态环境，从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优化基层治理环境，从内外双向互动优化基层创新的组织环境；需要激励约束，构建基层干部创新容错纠错机制，提升基层干部创新的安全感，发挥容错机制的保护作用和纠错机制的矫正作用，塑造基层干部严肃认真的创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