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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得与失
2017年06月19日 12:12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伴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屡遭质疑,人才高消费现象频出,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创新效率下降;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让许多大学生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教育不公平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得与失究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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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陈林,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万攀兵,暨南大学产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自:《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1期,原题为“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得与失——围绕国内学术界三大争鸣的政策效应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受到两次较大的政策冲击。第一次政策冲击及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缓慢的恢复期,1985年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比1976年翻了一番多。第二次重大政策冲击是1999年推行的高等院校扩大招生,使中国高等教育的缓慢恢复期戛然而止。1999年至今,中国的专科以上学历人口年均新增41万多,大学每年招生数量翻了近两番,年均增速高达11%。截至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数量为2529所,在校生规模为2732万余人,分别增加了1.4倍和5.3倍。 

  这次高等教育“大跃进”在给经济增长带来福音的同时,似乎也损害了教育发展和社会公平。一方面,受益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迈人大众化时代,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人才培养更趋多元化。另一方面,伴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屡遭质疑,人才高消费现象频出,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创新效率下降;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让许多大学生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教育不公平问题也备受关注。扩张政策似乎未能兼顾数量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因此,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效应必须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关于教育发展的争鸣 

  正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有利于教育发展 

  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随着办学规模增大,生均培养成本不断下降,有助于提高高校的办学规模收益。有学者利用19992001年的数据实证表明,高校扩招总体上改善了高校产出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具体而言,高校扩招通过节约知识产品交易费用、生均固定成本和促进专业分工提高了规模经济效应。 

  通过健全本科、研究生培养层次推动高校内各项资源的整合、共享,改善了范围经济(刘灿、宋光辉,2004)。与此同时,扩张也优化了学生与教师及教师与职工之间的配置结构,提高了教职工及专任教师的资源利用率,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19992009年,中国普通高校生职比和生师比分别增加了 15529.8%(赵凌,2012)。此外,扩张促使教育结构由金字塔结构逐步转向扁平型结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因此,正方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有利于教育发展。 

  促进人才培养多元化。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人才培养多样化,极大地推动了专科教育的发展。19982007年,专科院校数量增长速度是本科院校增速的2.15倍。专科院校、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培养出来的大量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改善了中国单一的人才培养结构,有效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使人才培养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赵婀娜,2016)。 

  反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不利于教育发展 

  降低教育质量。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率不断攀升,教育质量趋于下降。由于高等院校入学门槛的降低,入学者的水平差别增大,生源质量趋于下降(张卓、徐峻,2015)。与此同时,生均办学经费投人不够和师资力量准备不足(岳昌君,2013)对教学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平均每名在校生在1998年可获得0.3名在校教职工的教辅与1.72万元高等教育经费的投人,然而到2011年却仅能获得0.1名教职工的教辅与2.36万元高等教育经费的投人(陈林、夏俊,2015)。较低的投人与较高的产出显然无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 

  过度教育。过度教育是指个人受教育程度超出了其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杨文奇,2006),其最明显的表征是失业现象严重,社会普遍追求高学历(张军利,2010)。根据筛选理论,高等教育除了具有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生产功能外,还具有传递求职者关于其个人高能力的信号显示功能。其可以作为有效识别信号的原因在于,高能力者相对于低能力者完成学业的边际成本更低。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会根据自身能力水平选择不同的教育层次。据此,有学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和就业竞争的加剧,部分拥有更高学习能力的人普遍选择获取更高的文凭(如接受研究生教育)来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赵立卫,2005),进而出现文凭贬值和过度教育现象(谷宏伟,2009)。从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存在初次就业率低、起薪低和“高知低就”等现象可以看出,中国已出现局域性过度教育的现象(张彦通、赵世奎,2004)。目前,中国的过度教育率高达41.03%(缪宇环,2013)。可见,中国过度教育现象已十分严重。因此,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扩张通过催生过度教育现象进而损害了教育发展。 

  总之,关于高等教育扩张是否有利于教育发展这个议题,学者间尚存在巨大的分歧。而分歧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教育发展评价标准,以至于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方基于“产出”和“结构”的视角,提出高等教育扩张提高了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并促进了人才培养多元化。然而,忽略了“质量”和“效果”,具体表现为教育质量下降和过度教育,这也成为反方论点的依据。现代高等教育兼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而其核心使命在于服务社会。因此,相对于高等教育的人才“产出”和“结构”而言,我们更应关注其培养的人才“质量”和利用“效果”。由此可见,反方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关于社会公平的争鸣 

  正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社会公平 

  促进教育公平。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张对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有重要作用(乔锦忠,2008),因为随着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教育不平等程度会随之降低。分析高校扩招前后19982004年的截面数据发现,高等教育扩张优化了中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布局。原来高等教育机会相对偏少的地区增加了供给,而高等教育较发达的地区则增加较少,进而使整个教育机会供给和教育机会需求相互匹配(文雯,2010)。此外,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过程中,地方院校为保证生源质量,会尽量扩大外省生源,这有利于提高过去入学机会较低省份考生的入学机会,进而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省际差异(阎凤桥,2012)。因此,总体上各省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在下降(刘精明,2007)。同时,有学者观察到,扩张政策使女性上大学的机会显著增加,进而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邢春冰、李实,2011)。 

  减少收入不平等。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推动了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较快增长,这将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提高与财产收入份额的相对下降,从而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更趋平等(陆根书,1998)。同时,也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的教育扩展水平已跃过倒U形曲线的拐点(孙百才,2009),因为高等教育扩张在降低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同时,可以培养更多高技能的劳动力,从而强化教育扩张的抑制效应,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徐舒,2010)。 

  反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损害了社会公平 

  恶化教育公平。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张给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条件的孩子带来的入学机会是不一样的。就上大学的机会而言,不同人群并没有均等地从扩张政策中受益。东部地区、城镇家庭显然受益更多,而少数民族的女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受益较少(邢春冰、李实,2011);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新增受教育机会更多地被那些父亲阶层地位高、家庭经济条件好、拥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所享有(杨奇明、林坚,2014)。这一方面可能源于教育资源在地区间分配不均,另一方面可能是学费上涨导致贫困家庭面临更强融资约束的结果(Wang等,2007)。李春玲(2014)利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査数据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并指出扩张政策不仅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在数量上的不平等,还增加了其在质量上的不平等。另外,弱势群体在2000年的相对受教育机会比10年前更少了(吴晓刚,2009)。因此,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恶化教育公平进而损害了社会公平。 

  加剧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有学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日益扩大。原因在于教育扩张过程中:(1)教育分配不平等使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差过大;(2)过度教育引致就业难并降低了已就业者教育回报率;(3)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二元分割和“关系网络”(毛建青、李晓兰,2014)。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倒U曲线顶点的左侧,由于教育供给小于教育需求所导致的不同水平教育者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白雪梅,2004)。虽然扩张后高等教育平均回报率上升,但这种好处更多地被高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所享有(Anning等,2015)。因此,大学毕业生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深了。方超、罗英姿(2016)基1996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扩大了教育基尼系数,并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可见,目前中国教育扩展对收入差距的扩张效应仍占据主导地位(杜鹏,2005)。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加剧了。 

  总体而言,在高等教育扩张是否促进社会公平这个议题上,争论主要围绕扩张政策是否促进教育公平和是否减少收入不平等这两个子议题展开。在第一个子议题上,正反两方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上存在争议,而在性别和阶层方面,双方似乎达成了共识,即扩张减少了阶层之间的教育公平,而促进了性别之间的教育公平;在第二个子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其分歧的实质在于扩张政策处于教育扩展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顶点的哪一侧。认为扩张政策发生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顶点右侧的正方肯定扩张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抑制效应,持对立观点的反方则承认扩张政策给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扩张效应。造成上述重大分歧的关键,本文以为,在于双方实证方法上的偏漏:(1)选择的样本长短不一;(2)数据的处理存在很大的自主性;(3)模型设定的偏误。因此,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厘清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乃学界当务之急。综合正反两方观点,本文提出,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教育公平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总体上则损害了社会公平。 

  关于人口红利的争鸣 

  正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增进了人口红利 

  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正方提出的第一个立论根据。有学者认为,教育可以直接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具体表现为教育赋予劳动者更高的生产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钱雪亚,2012)。因此,更高的教育水平将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大幅上升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力资本规模空前扩张(陈斌开、张川川,2016)。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实施将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低级劳动力市场过度拥挤的矛盾,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发展,而且也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改善整个社会的劳动边际产品(朱镜德,2003)。长期而言,作为知识和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将对后续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肖志勇,2010)。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进了人口红利。 

  推进人口城市化。正方的第二个立论根据即为高等教育扩张推进了人口城市化。他们认为,教育的扩展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内在地要求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赖德胜,2013)。通过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有学者实证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加剧了大学生向大中城市的人口迁移,这导致以高人力资本人口空间集聚为显著特征的城市化(张超等,2015)。从长期看,通过要素在空间上的再配置,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引致了大规模的城市需求,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1)。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推进人口城市化改善了中国人力资源的空间配置结构,使中国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开发,从而进一步释放了人口红利。 

  反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减少了人口红利 

  降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在人力资本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尽管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但同时也降低了人力资本利用效率。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高等教育扩张一方面通过增加主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存在于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也阻碍了主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者在次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最终减少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吴要武、赵泉,2010)。可见,以高等教育扩张为典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引致社会人才供求失衡,直接降低了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大幅增加,生均教育资源不断减少,使得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发生相对下降,出现贬值情况(黄维德等,2013)。另外,作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一种有效衡量,中国创新效率也遭受到了高等教育扩张的负面冲击。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扩张虽然增加中国内地省份创新总产出,却使其创新效率损失高达35.7%(陈林、夏俊,2015)。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减少了人力资本积累红利。 

  加剧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反方立论的第二个根据。梁秋生等(2013)通过考察河北省的人口数据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将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20002010年间平均提高了0.3岁,年出生人口规模减少了6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下降了0.10。同时,反方也注意到,高等教育扩张后,中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口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 2010年,受益于扩张政策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2000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刘昊,2016)。他们进一步发现,高等教育扩张不仅推迟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群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提高了其在婚姻市场上搜寻失败的概率,进而降低了结婚率,而且阻断了家庭内部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使得出生于潜在最优家庭的人口数量减少(吴要武、刘倩,2014)。总体上,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提高社会平均初婚年龄、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减少了中国新出生人口,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的到来,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围绕高等教育扩张是否增进人口红利这个议题,正反两方的争论主要从人力资本和人口结构两个视角展开。首先,在扩张政策是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个子议题上,争论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幅度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降低幅度,孰高孰低?其次,在扩张政策是否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推动人力资源开发这个子议题上,矛盾的根源是: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的抑制效应与人口城市化(空间结构)的扩张效应,孰强孰弱?本文认为,尽管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许多新大学毕业生,但节节攀升的大学生失业率表明这些新增的人力资本并未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人口城市化效应极易受到政策环境干扰,并且考虑到人口流动性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增强这一趋势,其作用也并不显著。而扩张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却是直接的。因此,本文认为高等教育扩张并未有效增进人口红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白雪梅(2004):《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陈斌开、张川川(2016):《人力资本和中国城市住房价格》,《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陈林、夏俊(2015):《高校扩招对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检验》,《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杜鹏(2005):《我国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方超、罗英姿(2016):《教育能够缩小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吗?——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问题》,《教育发展研究》,第9期。 

  谷宏伟(2009):《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投资过度:基于信号理论的视角》,《财经问题研究》,第9 

  黄维德等(2013):《上海人力资本贬值的计量及其社会性成因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第8期。 

  赖德胜(2013):《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第1期。 

  李春玲(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2 

  梁秋生等(2013):《高校扩招与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转变——以河北省为例》,《人口研究》,第2期。 

  刘灿、宋光辉(2004):《高校扩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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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精明(2007):《扩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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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要武、刘倩(2014):《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剩男?》,《经济学(季刊)》,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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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1):《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 

  朱镜德(2003):《高等教育强劲扩张对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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