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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治学“三字经”
2017年03月20日 09:26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石仲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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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讲究方法。在我看来,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念好“三字经”,即“苦”“深”“新”,也就是刻苦、深钻和创新。

  任何学问都需要积累。如果立志往深处做学问,就必须注重点滴的积累。只有铢积寸累、日就月将,才可能水到渠成、融会贯通。这就需要培养坚韧不拔的毅力,能够抗干扰、排诱惑,耐寂寞、忌浮躁,沉入书海、潜心研究。对党史研究来说,还要不畏艰险,到艰苦地方进行现场考察。工作时间内“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一种苦,工作时间外不能潇洒人生也是一种苦,到艰苦地方进行现场考察更需要吃苦。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著述是时间的物化,成就与刻苦成正比。只有付出更多,才能收获更多。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想在学问上有所造诣,都是一分天才加九分勤奋,后天的努力至关重要。没有勤奋刻苦,要把学问做大做好是不可能的。

  应急文章可以“短平快”,但学术论著决不能“短平快”,否则就难有学术性。何谓学术性?不是说远离政治的学问才有学术性,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学术性就是学问的含金量,任何真学问都有学术性。政治理论著述,将道理讲得深透、严谨、细密、周延,真知灼见层见迭出,同样具有学术性。有人把做学问比作勘探石油,这个比喻很有道理。钻井打到3000米找不到油,就要继续打到5000米、8000米,甚至更深。只要找准了地方,越往深处打,就越有希望找到石油。做学问要想出成果,就要有这种打深井的精神。有了深度,就会有厚度和力度,成果必然是沉甸甸的。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合称为“三不朽”,做学问就是“立言”之事。怎么算“立言”呢?吃人家嚼过的馍,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不能算“立言”。只有讲新话,有新视角、新见解、新理念、新思想,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才能算“立言”。人们常说著书立说,事实上著书与立说是不可分的:著书是立说的载体,立说是著书的目的。但如今出现了一种现象,即著书而不立说。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有人上网东抄西拼,几天就可以编一本书。书中立了说吗?没有,都是搭积木堆起来的,一推即倒。这不是真正的做学问,更无创新性可言。在“立言”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能成为大学问家,不仅在于熟悉各种典籍,更重要的是有超人的胆识和创造。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哲学“三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彰显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体现了他为人、为文的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邓小平同志政治阅历丰富,悟性极高,思想很深邃。他的“南方谈话”,集他的思想理论之大成,其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解决了前人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形成与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要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决不可能创新。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他们思想非常解放,不断创新,超越前人。做学问就要学习他们敢于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品格。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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