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虽然粟特语几乎已成了死语言，粟特人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这个民族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宗宝贵的历史遗产——粟特文古籍。粟特文文献在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粟特文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粟特为西域古国之一，疆域大致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南部以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部和吉尔吉斯共和国西部一小部分，地处中亚阿姆河中游两岸及泽拉夫尚河流域。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迁居各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从而成为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今天，虽然粟特语几乎已成了死语言，粟特人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这个民族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宗宝贵的历史遗产——粟特文古籍。

　　粟特文古籍重见天日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中国敦煌以西的烽燧中发现6封粟特文信件。这批信件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粟特文古籍文献。这批早期粟特文文献所用字体与后来通行的三种文体有较大区别，被称为“老粟特体”，与后来的佛经体近似。

　　大多数粟特文古籍文献的时代约在6—11世纪，多为纸质抄本，也有一些木牍和羊皮书。其中，篇幅最长的是《须达拏太子本生经》，约1500行，属经部小品经。此外还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光明经》、《大般涅槃经》、《大悲经》、《禅经》、《善恶因果经》、《金刚般若经》、《长爪梵志所问经》等。这些佛经大多译自梵文、汉文和吐火罗文，年代属8—9世纪。摩尼教经典则译自钵罗婆语和安息语，年代约为8—11世纪，主要文献有 《巨人书》、《福音书》、《国名录》及印度文学作品《五卷书》翻译残本等。景教经典则从古叙利亚语经典中译出，年代约为6—11世纪，主要有《新约》残卷。

　　1932年，在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穆格山发现了大批粟特文古籍文献，这是在粟特故地首次发现的粟特文献。这次发掘共发现94件文书，其中2件为羊皮质地，上书阿拉伯文，另有5件粟特文书背面有汉文。这便是著名的穆格山文书，据说就是被阿拉伯人俘杀的喷赤干统治者粟特王德瓦什梯奇的档案，年代属于8世纪。其中，有德瓦什梯奇纪年者10件，有Tarhun（可能是唐开元年间以前的粟特王突昏）纪年者2件，其他文书虽无纪年，但可确信多是德瓦什梯奇的档案，是研究当时粟特与唐朝、大食和突厥关系的重要资料。

　　此外，在中国吐鲁番的高昌古城、胜金口、吐峪沟和交河故城等地还发现摩尼体粟特文文献残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等，数量达数千片之多。

　　除了纸质、木牍及羊皮书，还有一些粟特文碑铭，其中最重要的是1890年在今蒙古国杭爱省的哈拉巴勒嘎斯城址（黑虎城）内发现的建于820年的九姓回鹘可汗碑，以及1956年在今蒙古国布古特发现的建于6世纪末的木杆特勤纪功碑（又称布古特碑）。布古特碑铭正面及左右两侧均刻粟特文29行，记突厥第一汗国土门、木杆、佗钵和沙钵略可汗事迹，背面是婆罗米文字。

　　粟特文文献在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粟特文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学界关注粟特文献解读

　　20世纪以来，随着对穆格山文书等粟特文古籍的成功解读和亚洲腹地不断进行的考古发掘，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粟特文古籍的研究，在几辈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开展。

　　现存的粟特文古籍可分为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非宗教文书等几大类，其写作年代集中于8—11世纪，多数是从中亚的穆格山、中国的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

　　1904年德国人缪勒根据对摩尼教经卷的研究，认为其是一种钵罗婆语方言。后来，德国伊兰学家安德里亚斯发现10世纪阿拉伯语学者贝鲁尼的著作中关于粟特语的纪月用名称与新发现的文献记载相同，方知这便是消失已久的粟特语。1907年，俄国人萨立曼公布其对景教经典研究成果，举出粟特语语法特征及其与现代雅格诺布语的关系。1910年，法国人哥底奥确定粟特字母起源于阿拉美字母。

　　此外，穆格山粟特文文献、蒙古布古特粟特文铭文以及近年来在中国新发现的粟特人墓葬，均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国外学者陆续发表相关论文。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辛姆斯·威廉姆斯的《论粟特文古信札的再刊》详细介绍了粟特文古信札刊布的历史与现状，为我们理解粟特贸易网络的历史及其动态过程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资源。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吉田丰的《关于新出土粟特文·汉文双语墓志的粟特文部分》对陕西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南壁椁门上方的横枋上题刻的粟特文墓志进行了转写和汉译，并对该墓志中对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地名、称号及纪年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订。

　　目前我国研究粟特语文献的学者，主要有龚方震、黄振华等人，均曾著文介绍粟特文及其古籍文献。我国学者还集中研究了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和中亚出土的穆格山文书。关于信札的写作时间，王冀青倾向于东晋初年，认为所述系永嘉之乱西晋怀帝被俘一事，陈国灿则持313年说，林梅村从考古地层和信件文义分析，提出此信撰于202年说。

　　1984年，马小鹤以《公元8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为题诠译了若干粟特语、阿拉伯语文书，阐明了喷赤干领主德瓦什梯奇的经历和8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

　　林梅村的 《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奴贸易》推测胡女入华始于1世纪末，早在东汉年间西域商胡已深入到长安、洛阳经商，并把胡女卖给东汉权贵和洛阳酒家，此风至唐代更炽。对于粟特文买婢契，林氏考订奴婢买主不是汉族而是定居高昌的石姓粟特人，“秦城”即高昌国都，契约属废弃的档案，被当作随葬品埋入书佐帕图尔的墓中。

　　此外，姜伯勤的《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了粟特人在吐鲁番等地的活动。荣新江的《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根据20世纪以来各国考察队在新疆各地发现的粟特语、于阗语、据史德语以及汉语、藏语、佉卢文尼雅俗语等材料，大致勾画出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各绿洲王国如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的普遍存在，从而加深了对粟特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粟特文古籍与中国已有的传统文献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未能很好结合到一起来讨论。当然，粟特人在中国留下的他们自己的语言资料对于我们认识粟特人在中国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粟特文古信札或者是史君墓的双语铭文，以及吐鲁番新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徒信札，对于我们研究在中国的粟特人都是最直接的材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