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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世界史研究评析 ——对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的统计分析
2020年06月30日 08:58 来源:《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 作者:柴英 朱文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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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于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本年度中国世界史诸多领域在盘整回顾过往40年的同时,史学研究呈现诸多态势。海洋史引领专门史研究细致深入;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吸收新史学的给养、相得益彰;新文化史和文本阐释推进史学研究多样化。过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地区、领域开始有学者涉足,布局失衡的问题有所缓解。但中国世界史研究持续推进仍有待学人携手共建。

  关 键 词:中国世界史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专门史/海洋史/新史学

  作者简介:柴英,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编辑,研究方向为法律史;朱文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8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总结回望与反思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陈出新、稳中有进。本文将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的论文数据与全年索引统计,归纳和分析该年度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全面呈现世界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期刊、研究机构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一、2018年世界史学术论文转载情况

  (一)世界史栏目设置与转载论文数量

  根据2018年全文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数据统计,国内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共计1220篇,较去年减少了137篇,降幅为10.16%。其中,研究性论文计1089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131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以下简称《世界史》)共计转载98篇,转载比率为8.03%。转载总量与往年基本持平,转载比率略微提升。(2017年转载数量为97篇,转载比率为7.14%。)主要栏目转载数量分别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25篇,“世界近、现代史研究”49篇,“学术史研究”3篇,各类“专题史研究”9篇,“动态与综述”7篇,“理论、方法与书评”5篇。总体而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在世界史研究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是《世界史》转载的重点,学术动态、理论方法与专题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世界史》也设立专题笔谈栏目,转载了古代史、中世纪史、英国史、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综述。

  基于对2018年全年索引的统计分析,地区国别史和专题史研究仍旧占据较大比重。世界史研究重点诸如英、美、日、俄、德和法等国历史的研究,全年见刊论文分别为147篇、154篇、135篇、71篇、26篇和48篇。涉及上述6国的论文共计581篇,占据世界史全年论文的47.62%。发文数量和占比较2017年略有下降。(2017年关于上述6国的研究论文分别为196篇、171篇、150篇、78篇、33篇和43篇,共计671篇,占比49.44%。)这其中,英国史147篇论文包括39篇古代、中世纪英国史;81篇为近代英国史;27篇为现代英国史。美国史的154篇论文中,3篇研究印第安文化、2篇研究殖民地时期、4篇研究独立战争、49篇关注近现代美国史、96篇研究当代美国史,其中有56篇聚焦美国对外政策问题。德国史与法国史的研究与上述三国相似,近现代历史研究成果较多,古代、中世纪的考察较为薄弱。(德国史年度26篇论文,10篇为古代、中世纪;4篇为近代德国;12篇为现代德国。法国史2018年度见刊的48篇论文,9篇主题为古代中世纪法国;10篇研究法国大革命;29篇为近现代法国史。)

  主题关照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历史的研究发文数量分别为11篇、40篇和49篇,数量同比2017年略有降低(2017年数据为16篇、41篇和54篇),涉及大洋洲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研究发文量较2017年略有提升,从8篇增加到13篇。就东南亚地区的研究而言,2018年关于越南的研究8篇、印度史研究16篇,对于印尼、新加坡等国历史的考察则更为薄弱。没有明显地区国别归属的论文,可依据研究时段区分。2018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发文量分别为90篇、43篇和54篇。与2017年相比,世界古代史发文数量上升明显,中世纪史发文量略有下滑(2017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发文量分别为77篇、61篇和55篇)。

  由此可见,以英美为代表的大国和欧洲地区仍然是中国世界史学者研究的重点,相关成果接近世界史全年成果的半数;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历史的考察尤为薄弱。即使是发文量较多的西方国家历史,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地区和时段的失衡,如2018年全年关注意大利史的文章5篇,涉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南欧国家历史的文章也是屈指可数。

  (二)来源期刊全文转载量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文章来源广泛,期刊种类多样,全文转载来源期刊共计47种。其中来源期刊所占篇幅较多的依次为《世界历史》《史学集刊》《历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史学月刊》《俄罗斯研究》等(见表1)。其中转载历史学专业期刊45篇,综合性刊物53篇;专业期刊占转载的46%,专业期刊转载数量与比率略有下降。(2017年转引自历史学专业期刊46篇,综合性刊物51篇,专业期刊占比47%。)综合性刊物日益成为《世界史》转载的重要来源,这也契合了复印报刊资料“精选千家刊物,荟萃中华学术”的办刊宗旨。然而,专业刊物虽在转载数量上略有下滑,但它的平均转载数量仍高于综合性刊物,这展示了专业刊物在世界史学术成果传播中的专业和编辑优势。(2018年《世界史》转载涉及刊物47种,专业刊物13种,综合性刊物34种;专业刊物的平均转载数目为3.46篇,综合性刊物为1.5篇。)

  表1 2018年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数(率)统计 

     

  注:1.2018年《世界史》共转载全文98篇,涉及期刊47种;2.转载率是用转载数除以原期刊发文总数;3.同刊的连载文章计算为一篇;4.更多信息可见中心网址www.zlzx.com.cn。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研究机构。在全年转载的98篇文章中,共有81篇文章的作者来自大陆高等院校,比例高达82.65%,有7.14%的文章作者来自各级社会科学院,另有10.20%的文章作者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及其他国家。转载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较2017年波动不大。

  2018年《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以高等院校为主,依次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占总数比例高达51%。北京大学以13篇的数量居榜首,较2017年(2篇)有了长足的进步;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较2017年增长明显;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继续保持历史学科的优势,2018年度论文被转载数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含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成果丰硕,共发文68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的研究实力较地方社会科学院领先优势显著。2018年转载各级社会科学院论文数量5篇,这与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数量一致,并列居于第2名。

  依据世界史学科全年发文数量,高等院校的排名依次为东北师范大学64篇、北京大学58篇、南开大学46篇、天津师范大学39篇、复旦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同为28篇。对比“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具有世界史硕士授权的58所院校参评,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获得“A+”;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获得“A-”。世界史学科建设较好的这些院校,相关论文发表数量较多,同时在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量排名中名列前茅。世界史学科进入“双一流”名录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在2018年该学科发文数量与转载量都表现优异。

  表2 2018年《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注:1.发文总量只统计第一作者单位,翻译文章未纳入总数;2.转载比率为转载数除以该单位发文总量。

  总体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传统世界史研究重镇继续保持学科优势,地方高校开始崭露头角;世界史研究力量在地区上整体呈现出东部强、中西部较弱,多中心、广面向的分布特征。世界史研究力量分布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传统重镇仍然保持自身的优势;地方院校世界史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学科人才流动更加活跃。

  二、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

  通过对上述论文的研究选题与研究方法的分析,2018年世界史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总结过往40年,理论钩沉推新

  2018年,世界史学界借改革开放40周年的契机,系统地总结反思了数十年来世界史诸多领域的研究。学者们认为研究者的增加和议题的广度、深度持续推进是40年来世界史研究的进展;“碎片化”、缺乏宏观关照和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则是世界史学界亟须解决的问题(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

  此外,学术史研究还涉及对传统议题的新思考,如从政治史视角再审视美国革命,中西学术视域下的王权与法律关系研究(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史学集刊》2017.6,《世界史》2018.2;王栋:《“王在法下”抑或“王在法上”:中西学术视域下的王权与法律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3,《世界史》2018.8)。这些学术史研究对于各自聚焦的问题和领域不仅进行了时长各异的回顾与梳理,更指出当前中国世界史相关领域研究的问题。如杜娟所指,当前拉美史研究存在队伍不稳定、“重大国,轻小国”、古代拉美考察不够和专题研究有待细化与深化等问题(杜娟:《近五年来拉美史研究回顾与展望(2013-2017)》,《史学月刊》2018.8,《世界史》2018.10)。

  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往往伴随着研究理论的钩沉翻新。金寿福借鉴阿斯曼兄弟的文化记忆理论,以古代埃及为例,探讨了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高屋建瓴地解读了传统的“正典化”之于民族构建与永续前行的互动关系(金寿福:《古代埃及与轴心时代》,《世界历史评论》2017.7,《世界史》2018.2)。黑格尔与兰克曾在历史书写范式问题上激烈交锋,景德祥对之盘整后明确了理论、史实和历史书写三者的关系(景德祥:《黑格尔与兰克历史认识论之辩》,《江海学刊》2018.4,《世界史》2018.10)。

  (二)海洋史引领专门史研究细致深化

  伴随着世界史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史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议题日益具体细化。近几年来,海洋史研究领域表现出重大发展潜力,彰显出广阔的学术发展前景和空间。2018年,学者们将海洋史与全球史相结合,对海洋经济、海洋管辖权、海洋开发、海疆治理等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索,拓展了海洋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如徐广淼注意到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利用,一方面梳理了1917-1991年不同时段苏联政府对北方航道开发的动因;另一方面论述了苏联对北方航道的管辖权的多元考量,反思了北方航道开发利用的经验与不足;更关照了当下“一带一路”海上合作的建设(徐广淼:《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探析》,《俄罗斯研究》2018.4,《世界史》2018.12)。边界与领土争议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海洋权益亦是如此。学者研究指出:“二战”后,美国基于利益和原则的双重考虑,在处理领土与海洋权力争议问题上,形成了放弃要求、外交谈判、提交国际仲裁和搁置争议等四种做法(孙天旭、贾庆国:《美国处理海洋权益与领土争议的时间与成因》,《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5,《世界史》2018.12)。另有学者考察了古代印度洋地区埃及与次大陆的贸易成为罗马东方产品的重要通道的历史进程(陈思伟:《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及其在罗马帝国经济中的地位》,《历史研究》2018.1,《世界史》2018.5)。

  海洋史研究的热点引领着专门史研究的多样、深入。冷战以降,西方学者用“文明范式”理解和把握世界政治现实。现有学者借“文明”视角对英国公司制度、英国学派的历史叙事、古代帝国与文明认同和14世纪东征理论与建构西欧文明优越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聚焦式专题讨论。(张乃和、任东波、史海波、卢兆瑜:《文明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笔谈》,《史学集刊》2018.4,《世界史》2018.9)。

  城市是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一些学者关注到历史中的城市问题。原祖杰探究了19世纪美国城市问题,指出不同背景下的移民、市政管理系统的落后与种族阶级矛盾是这一时期城市问题的重要成因(原祖杰:《相遇在城市:19世纪美国城市问题探源》,《南开学报》,2017.6,《世界史》2018.5)。田明孝注意到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研究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以及英国政府权力介入后逐渐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田明孝:《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观念》,《浙江学刊》2017.6,《世界史》2018.2)。然而,城市空间的低密度蔓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空气污染,孙群郎以加州,尤其是洛杉矶为例,探讨了联邦政府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孙群郎:《美国大都市区的空间蔓延与空气污染治理》,《社会科学战线》2018.6,《世界史》2018.9)。

  述及环境史,付成双考察了森林在美国观念中从“野蛮”到“文明”,从敌视到欣赏的变迁;这也带来了美国社会对植树造林的态度转变(付成双:《文明进步的尺度: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7.6,《世界史》2018.4)。频繁的地震促使日本社会反思追求经济大国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王瓒伟:《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变迁与灾害文化构建——基于阪神淡路大地震为中心的考察》,《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7.4,《世界史》2018.4)。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在相关专业期刊的助推下,日本史研究学者围绕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主题性研究,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论文中既有对明治维新的整体剖析,又有透过“一君万民”的构造探讨革命的可能性(宋成有:《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日本学刊》2018.3,《世界史》2018.8;张东:《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日本问题研究》2018.4,《世界史》2018.9)。同时,学者们还指出明治维新仿佛是一个剖宫产儿,在西方的冲击下突破“牢笼”,于感性理性之间、理想与现实的交锋之中,几乎完成了近代转型;而从幕府专制到明治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天皇先后实现“王政复古”、“裁断”明治治国理政方针。皇权的复辟结束幕府末年的混乱,于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建构了日本近代皇权(杨栋梁:《皇权与明治维新》,《日本学刊》2018.6,《世界史》2019.4;韩东育:《明治前夜日本社会的体制阵痛》,《日本学刊》2018.6,《世界史》2019.3)。

  此外,日本史学者还关注文本与观念问题。黄东兰基于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界定“东洋”概念。明治以降,“东洋”在中日认知中的区分,或为西欧外的“现代性”问题提供堪用的视角;赵轶峰等试图梳理19世纪末之后,日本现代编纂学的伴生概念,主张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等历史观前后贯通,对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影响深远,支撑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东亚居于“领先”地位(黄东兰:《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福建论坛》2018.3,《世界史》2018.6;赵轶峰:《现代日本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安徽史学》2018.2,《世界史》2018.6)。另有研究表明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源于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阐发(殷晓星:《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世界历史》2017.5,《世界史》2018.2)。

  经济史与社会史交融成就了经济社会史持续发展,研究问题得以拓展,关注时段持续伸展。中世纪农民与市民向来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镇,相关研究持续深入,黄春高挑战了既往法律叙事下的英国公簿租地农研究,强调历史的复杂多样性(黄春高:《法律叙事还是历史叙事:14-16世纪英国公簿租地农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2018.4,《世界史》2018.11);徐浩则将目光聚焦在中世纪欧洲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与消费(徐浩:《中世纪欧洲工资劳动者收入与饮食消费水平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4,《世界史》2018.9);还有学者对中世纪英格兰慈善性质的免息助学贷款进行探究,管窥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发展(徐善伟、仇杨:《贷款基金的设立与中世纪牛津大学师生的抵押借贷》,《历史研究》2018.3,《世界史》2018.10)。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拓垒,不仅体现在传统问题的再阐释、发掘新议题,也在研究地区时段上取得突破。如一些学者对英国工业化时期的企业家创业、金融危机、埃及的移民潮、德川幕府后期的财政改革、法兰西近代国家形成和20世纪中东国家土地改革等问题的探讨(尹建龙:《节俭与资本积累——英国工业化时期企业家创业成功的内在因素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8.1,《世界史》2018.4;徐滨:《一八二五年英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应对及制度改革》,《历史研究》2017.5,《世界史》2018.1;戴鑫:《托勒密一世与埃及的移民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8;韩东育:《德川幕府后期日本财政改革的正当性悖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1,《世界史》2018.5;熊芳芳:《新财政史视域下法兰西近代国家形成问题述评》,《历史研究》2018.3,《世界史》2018.9;哈全安:《20世纪中叶中东国家的土地改革》,《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1,《世界史》2018.6)。这些研究着眼于传统经济、社会史范畴,又恰如其分地吸收了新史学的给养。

  (三)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互利双赢

  学术研究推崇否定之否定,鼓励学者发掘新史料、探寻新理路,开拓新领域。“新史学”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为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教会史与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研究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世界史研究。

  以政治史为例,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下最高统治者的形象变迁得到解读,图像实物史料被学者有意识地大量运用,“长时段”的整体视角也被纳入其中(马峰:《1-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主导权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1;张崑将:《从“王道”到“皇道”的近代转折》,《外国问题研究》2017.3,《世界史》2018.1;奥斯蒙德·波比拉赫奇:《亚历山大大帝于印度—希腊君主们的钱币肖像》,《四川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9;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史学集刊》2018.3,《世界史》2018.10)。

  政治生活中的仪式、皇族联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宗教性、表演性和仪式性是罗马共和政治的重要特征;联姻则是管窥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胡玉娟:《论古罗马的仪式与政治:以共和时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3;刘昌玉:《政治婚姻与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的治理》,《社会科学》2018.8,《世界史》2018.11;庞国庆:《732年拜占庭帝国与可萨汗国联姻动机的历史考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5,《世界史》2018.11;李宏伟:《资格审查:古典时期雅典官员任职的法律资格与道德规范》,《四川大学学报》2018.5,《世界史》2018.12)。

  传统政治史研究的重镇,政治博弈的机构与制度的转型被再度解读,学者们试图解读希腊城邦中的政治组织——近邻同盟;着眼于政体、党派、议会等主体,着力阐释中世纪乃至近现代的政治让渡与基本态势(张爱礼:《从德尔斐近邻同盟看希腊城邦的政治博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2,《世界史》2018.6;王亚平:《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邦国制》,《世界历史》2018.2,《世界史》2018.7;张烨凯、哈里·T.狄金森:《爱德华·海德在英国内战前的游说与有限改革蓝图的失败,1640-1642》,《清华大学学报》2018.4,《世界史》2018.9;阎照祥:《论20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哲学的优势》,《四川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3;郭军伟:《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史学集刊》2018.1,《世界史》2018.4;徐健:《“和谐政治”:弗里德里希二世及18世纪普鲁士的开明专制》,《求是学刊》2018.1,《世界史》2018.5;陈晓律:《君权变化的政治含义——英国近代政治转型的观念基础》,《南京大学学报》2018.2,《世界史》2018.6)。这其中,汤晓燕着眼于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问题,从文艺复兴晚期到18世纪启蒙时代,历时性地考察了政体争论;旧制度末期关于税收特权的辩论初现了革命话语和概念(汤晓燕:《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整体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4,《世界史》2018.7;黄艳红:《革命话语与概念的初现:法国旧制度末期关于税收特权问题的论辩》,《世界历史》2017.6,《世界史》2018.3)。这些研究既从属于传统政治史范畴,又区别于传统研究;“长时段”视角的介入、图像史料的运用为这些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延展深化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

  宗教思想史是传统世界史研究的重点,积累丰厚,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深化研究,反思寻找新的突破。基督教问题仍然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他们对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争端、天主教改革、教皇利奥十三世《劳工通谕》和明治日本基督教等问题展开讨论(董晓佳:《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西北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2;付亮:《从〈教会改革倡议书〉透视16世纪天主教会的双重危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3;彭小瑜:《关注劳工“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利奥十三世1891年〈劳工通谕〉以及美国天主教会的回应》,《北京大学学报》2018.2,《世界史》2018.6;赵德宇:《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史学集刊》2018.5,《世界史》2018.11),引领基督教研究时段拓展,议题丰富和综合深入。还有学者对东方教会末世论思想进行了阐发(刘雅悦:《俄国旧礼仪派中反教堂派的末世论思想分析》,《俄罗斯研究》2017.4,《世界史》2018.2)。此外,古代的神话体系与战后非洲华人的宗教意识也相继为学者发掘研究(李安山:《试析二战以后非洲华人宗教意识的变迁与融合》,《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7.3,《世界史》2018.3;张若一:《论希伯来巨人神话体系——形象、母体及意识形态观念》,《古代文明》2018.2,《世界史》2018.6)。对史料的重新定位与阐释则构成了新的突破点。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的使用经历了从制度史到社会史的范式转变,法国共济会的历史则因社会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加入,叙事日益区域化、具象化(杨韶杰:《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及其史料价值——以13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为例》,《古代文明》2018.4,《世界史》2018.12;周小兰:《记忆与历史——基于法国共济会历史编纂学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8.5,《世界史》2018.12)。

  民族认同问题,尤其是“他者”与“自我”形象的构建是一个贯穿历史发展的问题。当代西方的各种思潮为这类问题的解读提供了异常丰厚的理论滋养,相关研究呈现推陈出新。以时间为线索,徐晓旭跳出马其顿人是希腊人、部分为希腊人的范式,主张希腊化时期马其顿人的身份认同处于动态建构之中(徐晓旭:《希腊化时代马其顿人的身份认同》,《郑州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8)。及至近现代,北美殖民地建构自我认同过程中将本土印第安人矮化为异教信仰的野蛮“他者”;英国农学家阿瑟·杨的《法国游记》叙述了英国人眼中的“法国形象”(张慕智:《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与北美殖民地人认同意识的演变——以印第安人囚掳叙事为中心的考察(1675-1783)》,《史学集刊》2017.6,《世界史》2018.1;洪庆明、崔梅霞:《他者的想象:阿瑟·杨眼中的法国人形象》,《世界历史评论》2017.7,《世界史》2018.1)。视角转换到东亚,杨渝东将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曼的宗族研究范式引入历史上韩国宗族的建构;桂涛则考察了18世纪朝鲜的本国观与清朝观(杨渝东:《从双系传承到宗族构建——以韩国光山金氏为例》,《江海学刊》2017.6,《世界史》2018.2;桂涛:《“祛文务质”:18世纪文质视野下朝鲜本国观与清朝观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9)。

  (四)国际关系史紧扣现实、关怀当下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两次世界大战已然远去,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始终具有浓烈的现实关怀,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仍是学者们发力的重点。徐国琦考察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机遇与挑战,构筑了中国、日本、越南、印度和朝鲜等五国为主体的亚洲“共有的历史”;日本也经历了从被限制到被需求的海军作战经历(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共有的历史”》,《文史哲》2018.4,《世界史》2018.10;胡杰:《英国视角下的英日一战海军合作》,《边界海洋史研究》2018.2,《世界史》2018.6)。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二战早期苏联空军支援队对华军事援助也被学者解读(陈开科:《档案里的历史真相: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几个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3,《世界史》2018.8)。二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最终落幕,但它的影响却是长久的。学术界对纳粹问题的反思从未停止(胡晓琛:《“政治与世界观培训”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统治——以纳粹党培训总局为中心》,《世界历史》2018.3,《世界史》2018.8)。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和“集体罪责”的指摘,促使联邦德国社会发展出一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范丁梁指出,对这种受害者意识理性地在公共领域深入讨论与批判才是妥当的处理方式(范丁梁:《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5,《世界史》2018.1)。日本,作为战争的另外一个策源地受到关注。郑毅通过考察靖国神社的历史,探究近代日本战争记忆,透视东亚社会的外交问题(郑毅:《靖国神社·英灵祭祀·国家物语——近代日本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1,《世界史》2018.7)。

  冷战中的政治军事竞争以及后冷战时期地区问题为学者持续关注。许海云和苏逸飞的研究表明北约的“前沿防御战略”在冷战中兼具战略、战术双重含义,在安全职能上强调防御和威慑双重目标(许海云、苏逸飞:《北约“前沿防御战略”的产生及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7.3,《世界史》2018.1)。军备力量尤其是核问题竞争,是冷战的重要内容。吴林章透过美国部署及撤离于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透视冷战之际美国与其同盟国区别的利益诉求(吴林章:《美国撤离土耳其“朱庇特”导弹的决策、交涉及影响》,《世界历史》2018.3,《世界史》2018.10);石斌则基于冷战期间凯南与尼采的两个经典文本——“长电报”和NSC号文件,剖析核时代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强调实力偏重军事的战略理念(石斌:《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史学月刊》2018.9,《世界史》2018.12)。

  紧张的区域问题也备受阐发。2018年,随着朝美两国领导人会面,朝鲜半岛问题再度成为国际政治关系的焦点。邓锋考量了1975年金日成访华之际,美国驻韩国使馆的反应,回溯了冷战格局下朝韩半岛的政治博弈;梁志对20世纪70年代朝韩关系缓和及其影响进行论述,为当下半岛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邓峰:《美国驻韩国使馆对1975年金日成访华的反应》,《史学集刊》2018.2,《世界史》2018.5;梁志:《20世纪70年代朝韩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4,《世界史》2018.11)。北方领土问题则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另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冷战局势下日苏领土问题成为两个大国之间的较量[李若愚:《领土问题视野下的日苏关系(1917-1956)》,《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3,《世界史》2018.8]。此外,冷战中的种族、阶级问题与美国和第三世界的交往也备受关注。谢国荣将美国教育不公平的“布朗案”置于更加广泛的国际视野下,凸显出基于维护国家形象和“世界领袖”地位考量的黑人民权改革,客观、辩证地诠释了这一历史事件,这与政治史视域下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谢国荣:《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国际视野下的布朗案判决》,《历史研究》2018,1,《世界史》2018.7;王禹:《“大佬”拉福莱特与“进步主义运动”的悖论》,《四川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8)。美国工会上层的保守性在冷战初期的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披露(王心扬:《美国工会与马歇尔计划——从外交活动看美国工会上层的保守性格》,《史学集刊》2018.3,《世界史》2018.7)。黄忠则运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透过尼克松政府对智利的外交政策,反思美国对拉美的战略定位(黄忠:《尼克松政府对智利的外交政策:基于进攻现实主义的解读》,《拉丁美洲研究》2017.6,《世界史》2018.4)。

  (五)文本阐释与新文化史交相辉映

  史料文本化是近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研究者对更为广泛的文本进行理解、阐释和解构。相应地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此类议题,研究日益带有新文化史的印记。就史料文本的解读而言,吴晓群回到赫西俄德的《神谱》文本之中,区别阐明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的原始意蕴与后世阐发(吴晓群:《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盗火——释读赫西俄德〈神谱〉中的奠基神话》,《江海学刊》2018.1,《世界史》2018.4);结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事迹》围绕着“查理曼竖立了一尊新塑像金头”的神谕展开,呼应了《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大像”,又隐含着加洛林必然衰落灭亡的寓意(朱君杙:《竖起“塑像金头”的查理曼——论结巴诺特克〈查理大帝事迹〉中的神学隐喻》,《历史教学》2017.22,《世界史》2018.1)。史料文本化并不标志着史料的隐退,一些重要的史料,如草纸文献的价值不容忽视(李强:《论佩特拉草纸文献整理在拜占庭学研究中的意义》,《外国问题研究》2017.4,《世界史》2018.4)。

  史料的文本化吸引历史学者解读的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治史、历史编纂的总结与反思。褚新国借由波利比阿的历史批评,考察早期希腊化时代乃至古希腊史学围绕人物展开、“从书籍到书籍”的编撰方法和要求审美的叙事流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的“论证体”写作风格为学者所关注;普鲁塔克《名人传》的道德劝诫与历史叙事的紧张关系得到解读(褚新国:《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与古希腊史学流变——以波利比阿史学批评为中心》,《史学月刊》2018.4,《世界史》2018.5;杨共乐:《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书写方式探析》,《史学史研究》2017.4,《世界史》2018.7;江琴:《在“传记”和“历史”之间——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8.2,《世界史》2018.7)。侯树栋对冈绍夫的《何为封建主义》与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概念进行比较辨析,强调不同的主张背后的共性(侯树栋:《论冈绍夫的狭义封建主义——为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中译本出版作》,《史学理论研究》2017.4,《世界史》2018.3)。

  新文化史则旗帜鲜明地宣布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的端绪在西方。周薇薇认为从1672年到19世纪末,时尚杂志作为法国传媒主体,成功引领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外省、欧洲和美洲的时尚潮流;这种知识生产成为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之一(周薇薇:《传媒与时尚: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动力》,《南京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2)。

  总体来说,2018年中国世界史接续以往研究积淀,又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世界史学界以各种形式总结反思过往研究,持续推进世界史研究的议题丰富与深化,紧密关照现实问题。这其中两个趋势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伴随着新史学、专门史、新文化史与相关理论的勃发,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史料运用、议题择选和理论吸收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其二,世界史学者开始逐渐涉足传统研究较为薄弱的地区、研究领域和问题,同时尝试回应重大、长时段问题。然而,近年来,虽然世界史专业研究人员数量略有增加,但是研究成果数量并未出现显著增长,学术创新和学术批评的论著仍不多见,这种现状与世界史一级学科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未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共同携手,砥砺前行。

作者简介

姓名:柴英 朱文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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