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对这场战争进行探究和反思。回顾一战的沉痛历史，列强逐鹿确实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但C位之争是不是一战的全部？本文运用国际史研究方法，跟随中外学者的研究足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进行归纳和梳理，以就教于大家。

　　一、国际史研究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运用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国际史的研究方法。国际史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并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打破以往历史研究中“民族—国家”分析框架的约束，以整个国际体系或者文化背景作为研究的参照系；研究范围涵盖跨国或多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物质、消费、情感等方面；强调利用多国档案和多元资料，以“自下而上”的方法，以“文化”因素、“弱势群体”等作为研究的突破口。[1]可以说，史学界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对一战原因的探索已经扩展到了种族、宗教、大众心理、战争观念、宣传舆论等各个方面”[2]，有助于推进一战史的整体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一战起源

　　一般而言，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点，认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以及新老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竞争，是引爆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的根本动因。而目前国外学者则倾向于把以下五种表面上相互关联的因素并称为一战的“共因”：除了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外，还包括军事互助体系、军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作为导火索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3]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杰克·列维和约翰·瓦斯奎兹合编的新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构、政治与决策》，从多角度对一战爆发原因和蔓延过程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权力、盟国、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公众舆论以及政治人物等多方因素，对一战前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军事决策过程的影响。[4]

　　在德国历史学界，“大国分摊责任说”逐渐形成共识，取代了舆论一致的德国“完全责任”说。对此，《法兰克福汇报》指出：“德国‘完全责任’的政治命题从学术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1914年的主要责任在柏林，也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5]

　　俄罗斯学者雅希莫维奇认为：“战争是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冲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是日益加剧的帝国主义趋势的直接后果。”而列维亚金却持不同观点，他指出：“在谈论一战起因时，重要的是不能陷入宿命论，不能认为国际生活或个别国家发展中的某些矛盾（作为战争起因来考察）必然要导致悲剧的产生。”[6]

　　美国肯尼思·华尔兹教授重点从人性、国家特性和国际体系性质等三个层次分析战争的起源问题。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的表现是德国的崛起和同盟体系的僵化……而国际体系中新旧力量的博弈是导致一战爆发的深层原因；在国家层次上，同样有两个重要因素对于战争的爆发有影响：一个是奥匈帝国内部的危机，另一个是德国内部的政治形势，即德国内部社会矛盾紧张导致其领导人过于急切地追求世界霸权。这两个因素使得民族主义兴起以及霸权转换迫在眉睫；而在个人层面，一战前各国的军事领导人都普遍有迷信进攻的观念，偏爱快速动员和大规模决战，对战争的速战速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加剧了事态向战争的演变。小约瑟夫·奈的论述比较全面地勾勒了导致一战爆发的三个层次的因素，是运用层次分析法解读一战起源的完美代表。[7]

　　本质上讲，一战是各种不同国家、不同力量和各种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冲突和较量，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精神心理等方面不协调和不均衡的结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