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是在与时间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长时段思维，更擅长应对复杂的变化。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查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但现在，历史学家放弃了这一职责，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　　

　　每当面对危机，历史学家总希望成为时代的预言者，为人类指出一条救世之道；或者成为这纷繁乱世的行动者，为世界的改变尽一份绵薄之力。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极具挑战性和开放性的著作《历史学宣言》中，就力图去践行这两种职责。他们一方面提出了一份指引未来历史学家的纲领性宣言，另一方面，他们以开篇和结尾处对《共产党宣言》措辞的模仿，表达了历史学家的一种迫切意愿：面对时代和史学的双重危机，历史学家应当像19世纪的无产者那样，肩负起变革的重任。　　

　　在两位作者看来，当今的时代和史学都经受着“短期主义”的困扰。不论是政府管理者、企业决策人，还是学院精英，甚至历史学家，都普遍缺乏一种看待和思考问题的长远眼光，仅仅满足于近期事务和短期利益。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很难把握和解释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在面对未来时，由于缺少对重大问题的长时段考察和反思，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从时间向度上来看，长时段的思维方式最终指向未来，而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两位作者指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紧迫也事关其未来生存与福祉的三大问题是：气候变迁、国际治理和社会不平等。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等恶果，似乎正在将人类推向自取灭亡的绝境；不同国家、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仍然是这个世界战乱频仍的根源；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之间，甚或一国之内，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和谐共存。对于上述问题，因为缺乏长时段的分析方法和着眼于未来的解决之道，人们往往无法获知其确切的发展和走向，只能受困于一种被化约为非此无他的单一论调，难以作出替代性选择。这种对未来的无所适从正是当前时代危机感的根源。　　

　　两位作者进而指出，对于危机的梦魇般的想象和关于未来的种种原教旨主义神话的出现，历史学家难咎其责。因为历史学家是在与时间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长时段思维，更擅长应对复杂的变化。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查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但现在，历史学家放弃了这一职责，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正如作者指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出于各种动机，政治的或学术的，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纷纷转向短期问题。与众不同的个体、莫名其妙的事件和富有深意的历史节点，都成为一时之选。更为严重的是，历史学家也放弃了史学改造社会、资鉴决策者和教化民众的功能，转而退出原本属于自身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将参与权与话语权拱手相让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大众场域的缺席，让史学愈发成为一门专属于精英的冷僻学问，而缺少大众对历史的参与和对话，历史学家就难以找到通向未来的其他途径。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重启长时段议程，在与大众不断展开对话的过程中，借助宏大叙事重塑史学鉴古知今、放眼未来的传统。　　

　　当然，用长期思维取代短期思维并不是特别困难，但要真的将长期主义付诸实践却异常艰辛。本书的两位作者之一大卫·阿米蒂奇，不仅是史学重回长时段的倡导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地将长时段应用于研究中的实践者。阿米蒂奇早年师从思想史大家昆廷·斯金纳，专治英国现代早期政治思想，近年来，则提倡从跨区域和跨时间的维度研究思想史。2007年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一书，是阿米蒂奇在后来被其称作“思想史的国际转向”或“全球思想史”上的首次尝试，既分析了《独立宣言》这一文本诞生背后的全球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脉络，又探讨了《独立宣言》在大西洋世界以及全球范围的流动与传播，力图揭示出思想与时间、空间的复杂联系。在2012年的论文《什么是大观念？思想史与长时段》中，阿米蒂奇在重新诠释布罗代尔“长时段”概念的基础上，宣告思想史研究正迎来长时段的回归，与大卫·克里斯蒂安所宣称的历史研究中普遍史的回归遥相呼应。2013年的《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则是阿米蒂奇对思想史内在的国际属性和全球属性的进一步阐发。在2017年刚刚出版的《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一书中，阿米蒂奇通过梳理古罗马迄今人类社会中的内战现象，再一次运用长时段、跨民族和多语境的综合视角，对蕴含在“内战”这一观念中的思想史作出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