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 

　　赵文洪研究员主持报告会并点评 

　　2013年9月24日，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侯建新面向世界历史研究所全所人员举行了题为“欧洲文明漫谈”的学术报告会。会议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赵文洪研究员主持。此次报告会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亚洲史、非洲史、拉美史学科承办。

　　侯建新教授首先从两个层面提出研究“欧洲文明”的意义。第一，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来看，世界历史正在从一极向多极发展，文明多样性日益受到肯定，欧洲文明研究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学术意义。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了解自己和他者，近代历史上欧洲文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现实影响的他者，对中国社会形成了现实的挑战。因而，研究欧洲文明具有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双重价值。

　　侯建新教授接着界定了“欧洲文明”的概念。他先解释了文明与文化的区别，认为文化一词包含的范围更广泛，所代表的内涵仅为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成果，而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结晶。“欧洲文明”一词则包含了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从空间上讲由于西欧具备欧洲范围内文明发展的典型意义，故而可称西欧文明为欧洲文明，从时间上讲为便于同古典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区别，可将在中世纪重新发展的西欧文明称作欧洲文明。在他看来，对个人权利界定的不同是欧洲文明与古典文明的本质区别，古典文明是一种城邦共同体为外在特征的身份社会，将个人权利隐藏在集体权利之中，欧洲文明的核心则是突出个人权利。欧洲文明对古典文明的继承少于两者的断裂，如罗马法在传承中不断变换思想内核，法律原则发生重大变化。

　　侯建新教授随后详细阐述了中古时期对欧洲文明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表现之一为个人与国家关系、个人与统治者关系的重塑。具体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生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代表制”，二是生长出权力制约观念。再加上大学、城市的创立以及行为主体人种由拉丁人转变为日耳曼人等等变化，欧洲文明得以在中世纪时期重铸，以不同于古典文明的姿态成长为一种独立的崭新文明。新的文明有三个来源：古典文明、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这三个源头不分先后多寡，共同塑造了西欧封建制度，进入第二个千年后形成了欧洲文明的雏形。侯教授特别阐述了以往不甚受重视的日耳曼因素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他分析了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或称村庄共同体制度的影响，如生产轮耕制度和村民大会制度，认为其塑造的领主依托村头管理、村头结合富农的结构成为近代西欧乡村转型的载体。

　　结合与会人员的提问，侯建新教授还说明了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及欧洲文明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赵文洪研究员点评了侯建新教授的精彩报告。他指出侯教授应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研究宏观史学值得大家学习。在他看来，侯教授以当代指向作为选取异同的标准，建立起历史研究和现实之间的桥梁。侯教授将“同”分为有缘之同和无缘之同，前者指具有传承关系的各种历史现象如古典自由观点和欧洲文明自由观念之间的关系，后者指表象上完全一致但无实质传承关系的历史现象如村社民主与雅典民主之间的关系。侯教授的“异”重点分析同中之异，如对自由和权力制约的分析。侯教授的宏观研究建立在对微观史实的严谨把握之上，大而得当、有凭有据，向大家提供了应用归纳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样板。

　　（亚非拉美室 杭聪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