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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劳工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变
2013年07月04日 14:28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 作者:王心扬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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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美国劳工外交思想在19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一次重大转变——从坚决反对美西战争到积极支持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其转变的原因是,主流工会最初反对美西战争,是担心战争会增加工人的纳税负担,他们尤其担心美国在战后会获得殖民地,造成大量移民从新获取的殖民地涌入美国抢夺本土工人的工作机会;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后来支持威尔逊政府的战争政策,是因为支持美国参战有望换取政府对工会的承认和支持,也有利于将劳联的经济工联主义推广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显然,无论美国劳工的外交理念在这20年里如何改变,其动机都是为了维护经济工联主义的原则。

  关 键 词:主流劳工 劳联 龚伯斯 美西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经济工联主义

  作者简介:王心扬,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

 

  

  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大都注重总统、国务卿和国会的对外政策,相形之下,探讨美国民间外交活动的著作则相当稀少①。研究美国领导人的外交方针当然至关重要,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民间外交活动对政府政策的推行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是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积极支持威尔逊政府的战争政策,打压罢工以确保军工生产的完成,以及鼓动欧洲工会支持协约国继续参战,美国在欧洲的战事未必能够顺利进行。在冷战初期,倘若没有劳联和产联(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鼎力相助,美国削弱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很难取得预期的成效。很显然,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实施,除了着眼于领导人的外交方针,还有必要研究民间团体——特别是工会这个几乎最大的民间团体——在美国外交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的重点是探讨美国劳工外交思想在19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一次重大转变——从坚决反对美西战争到积极支持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及其转变的原因。我们从以下的讨论中将会看到,无论美国主流劳工②的外交思想在这20年里如何改变,其动机都是为了维护经济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③的原则。也就是说,美国主流劳工的保守性格在这20年里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美国在其独立后的100多年里基本上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方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但是在总体上,这个年轻的国度尚未形成系统的扩张主义政策④。然而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外交政策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走上了扩张主义道路。促成这种转变的首先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这自然会增加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包括阿尔佛莱德·马汉(Alfred Mahan)扩充海军以壮大国力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佛理德利克·特纳(Frederick J.Turner)的边疆学说——也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这种情势之下,美国开始放弃孤立主义,转而推行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不足怪。然而,在19世纪末,大多数美国工人都反对政府对外发动战争和掠夺殖民地。有学者认为,美国劳工领袖在美西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支持对外扩张⑤,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从1895年劳联对待委内瑞拉事件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主流劳工反对美国卷入战争和反对扩张主义的情绪。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两国之间就一直存在着边界争执。到了19世纪末,在委内瑞拉的请求之下,美国强烈主张进行国际仲裁,同时又对英国进行战争威胁。这时劳联的一位领导人公开表明了这个工会的反战态度。他写道:“国与国之间为了解决微不足道的争端而剑拔弩张难道是正确的吗?……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应该为了南美洲一小片土地(所引发的争端)而相互厮杀。”⑥劳工的反战态度可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世纪杂志》指出,劳工组织是主张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坚定的力量⑦。1897年,麦金莱总统向参议院递交并吞夏威夷的条约时,又遇到劳工的激烈反对。许多工会出版物都号召美国工人起来击败这个扩张主义的条约。劳联的机关刊物《美国联盟主义者》(American Federationist)对该条约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并且指出,如果在(领土扩张)这个光荣呐喊的背后存在着对公民自由的真正威胁的话,我们就应当予以制止⑧。

  在19世纪末美西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劳工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反战的态度。在劳联1897年的会议上,“对外扩张”、“沙文主义”和“战争”等问题都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虽然有代表出于对西班牙暴行的愤慨和对古巴人民的同情,主张美国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但大多数代表却反对战争⑨。在纽约中央工会1898年4月的会议上,码头工会的代表指出:“即使确实有成千上万的西班牙投机者和官员在压迫古巴人,但是我们怎能以常识的名义允许美国工人去射杀西班牙工人呢?所有工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⑩1898年底,中央工会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和对外扩张。国际雪茄工人工会第144分会的代表说:“(对外扩张的)问题已经在几周前交给了各个工会(进行考虑),我们收到的大多数答复是反对对外扩张。现在是这个工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且我提议,请指示本工会的书记致函美国总统以及参、众两院,表明中央工会反对并吞先前属于西班牙的岛屿。”有代表还指出:“我们……赞同保留华盛顿关于避免与欧洲大国结盟的明智和久经考验的政策……我们(要)通过宪法允许的各种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在(美国)大陆的范围以外进行扩张。”(11)在结束美西战争的《巴黎条约》刚刚签订不久,参加劳联会议的代表又通过决议,反对“新的、具有长远意义的一般被称为‘帝国主义’或‘对外扩张’的政策。”(12)我们从以上的讨论中不难看出,美国主流劳工在19世纪末曾经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扩张主义政策。然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它却一改先前的反战态度,成为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坚定支持者。

  

  劳联在1914年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曾经反对美国卷入那场争端。劳联的主席赛缪尔·龚伯斯(Samuel Gompers)在其自传里坦承,他曾经是一个不隐讳自己观点的和平主义者(13)。他认为那场战争是“反常的、不合理的和邪恶的,”而且“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看都是应该反对的”(14)。他在1917年2月写给劳联执委会的信中还表示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将美国拖入战争(15)。但是另一方面,劳联的立场也在悄悄地发生转变,逐渐支持威尔逊政府的战争政策了。1916年,威尔逊开始做参战准备,为了争取劳工的支持,特任命龚伯斯为国防会议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工业和战争物资的调配(16)。后来又任命他为这个委员会下辖的劳工事务委员会主席(17)。在全国公民协会(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帮助下成立的美国劳工与民主联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龚伯斯是该联盟的主席)实质上是政府宣传部门的一个劳工辅助单位,负责在工人当中进行战争鼓动。它的主要决议都强调必须将战争坚持下去,并且指出,关于通过谈判达到和平的任何说法,都是有意无意地在作德国人的工具(18)。龚伯斯在1917年3月还亲自撰写了支持美国参战的保证书。其中写道:“所有的美国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族群,哪一个政治派别和哪一个宗教,都有责任忠诚地支持美国政府目前为公正、自由和民主而进行的战争,直至最后胜利。”(19)

  劳联等主流工会的领导人为确保军工生产的完成,还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极力打压美国工人的罢工行动,指控罢工的组织者不忠于祖国和收受德国人的利益。早在1915年夏季,当机械工人工会宣布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准备罢工时,龚伯斯就指出,是有人出了钱迫使工人罢工,罢工计划是受到外国宣传的影响。他还表示要动用一切资源来阻止这次总罢工(20)。1917年4月,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也表示要阻止军用雨衣制造工人的罢工行动(21)。同年12月,波多黎各一批农业工人准备举行罢工并多次请求龚伯斯批准他们的行动,然而这位劳联主席却迟迟不予以答复。直到1918年5月他才表明态度,但是却拒绝授权他们举行罢工,理由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打赢支持民主和反对专制的战争(22)。

  威尔逊政府参加一战,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扩大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进而成为世界领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使美国成为战胜国。然而,欧战爆发后,英法等国的劳工却普遍厌战(23)。威尔逊对此深感不安,认为有必要化解欧洲工人的反战情绪,而在这方面非依靠美国劳工的帮助不可。劳联的领导们这时已经在美国工人当中激起了爱国主义热情,于是也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龚伯斯主张派使团赴欧鼓励协约国工人支持战争,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威尔逊的赞同。由劳联负责人约翰·佛瑞(John P.Frey)率领的美国劳工使团于1918年春天访问了英法两国,力图说服协约国领导人和工会接受美国的立场,使战争继续下去(24)。不过,佛瑞使团的说服工作成效有限。于是龚伯斯决定亲自赴欧去化解那里的反战运动(25)。在伦敦举行的英国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的会议上,龚伯斯对与会的代表们说,如果德国的军事机器尚未被摧毁的话,那么即使战争被缩短一个小时美国工人都不会同意(26)。在随后召开的协约国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大会上,他号召大会接受威尔逊总统的14点,并建议批判政治工联主义。在法国,他严厉批评了反战的工团主义者,指控他们是法国人民事业的叛徒。龚伯斯接着又去了意大利,并在演讲中攻击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和大力支持威尔逊的战争政策(27)。虽然龚伯斯未能完全说服英法等国的劳工改变立场,但劳联在支持威尔逊的战争政策方面确实不遗余力。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后,威尔逊总统十分担心新上台的社会党人会退出战争。由于美国社会主义者维克多·伯格(Victor Berger)和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正在鼓动俄国社会主义者采取反战立场,情势变得更加紧迫。于是,他决定派使团赴俄劝说临时政府继续参战。龚伯斯立即向国务院推荐劳联第一副主席邓肯(James Duncan)作为使团的劳工代表(28)。在俄逗留期间,邓肯除了劝说俄国工人支持临时政府,为民主的胜利和专制的衰落而继续参战,还鼓励俄国工人建立劳联式的工会。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美国有组织的劳工或许能有机会帮助新俄罗斯将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组成有斗争性的、有用的行业工会……我们希望和你们分享我们取得进展的经验,以便使你们在照搬我们取得成功的方法时能够有所裨益……”(29)他还希望俄国工人能够像美国人所做的那样,在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上附加一个条款,表明在战争时期要容许工厂把产量提高到最大限度以保证前方的军需供应(30)。1917年9月,龚伯斯在威尔逊总统的赞同之下,还曾电告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表示美国劳工与民主联盟全力支持他的政府(31)。十月革命爆发后,龚伯斯和主战的社会主义者威廉·沃灵(William E.Walling)一致认为革命比德国专制更加可怕。他们在1918年初给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革命动乱正在向英、法、意等国扩散,而且还可能扩展到美国。他们警告说,援助布尔什维克等于是在玩火,可能会导致未打败德国之前就结束战争(32)。二人的规劝很可能坚定了威尔孙总统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决心。

  主流劳工在一战期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并受到威尔逊总统的赞扬(33)。《纽约时报》指出:“假设……劳联当初听从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和不忠于国家的人的劝告,那么(在战争期间)将会有数不清的罢工行动,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将不会得到供应。可能会爆发一场经济内战,或许混乱和骚动会导致真正的内战,美国在国内外都会变得软弱无力,那对于军事和道德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34)同时,美国的外交官也都相信劳联领袖在欧洲的游说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美国驻伦敦使馆的外交官威廉·巴克勒(William H.Buckler)写道,龚伯斯使团“在和平可能随时会出现和协约国需要坚定立场的关键时刻给法国和意大利主战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打了气”(35)。美国驻米兰领事认为龚伯斯的演讲是美国人在那个城市所作的最好的宣传篇章之一(36)。意大利政府新闻部门的负责人也指出,对于只相信革命派和反政府分子的意大利劳工来说,龚伯斯的演讲不可能不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37)。

  

  美国主流劳工在19世纪末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不久又坚决支持威尔逊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看上去似乎是他们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变。然而,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战争(38)。那么为什么在短短的20年里,美国劳工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呢?民族主义无疑是驱使主流工会支持政府参加一战的原因之一。龚伯斯曾经说过,他虽然不是出生在美国,但是却非常热爱美国的共和制度,而且在他成为公民后,便立即担负起效忠美国的责任(39)。他还告诉自己的家庭成员,如果他们不在这场战争中为美国服务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的血管里流着的不是他的血,他也就不再认他们为自己的家人(40)。在劳联的第37届年会上,龚伯斯强烈主张同威尔逊总统密切合作并把国家利益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支持他的观点(41)。考虑到当时国内外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龚伯斯所言和劳联的决议应该不全是假话。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主流劳工支持美国参加一战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那无疑是将问题简单化了。那等于是认为,美国工人在19世纪末反对美西战争时就全无爱国之心,这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迄今为止,还没有材料显示美国工人在美西战争期间有支持西班牙或出卖美国利益的举动。恰恰相反,主流劳工虽然反战,但是爱国之心却丝毫没有减少。例如,1898年5月,旧金山的《劳工之声》报明确表达了反对美西战争的态度。但它接着指出:“……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接受测试的出生于美国的人口当中,工人当中爱国者的比例要高于商人、专业人士和有闲阶级……在(美国)国旗受到侮辱的时候,是车间、工厂和商店里那些赚取工资的工人最急于表示愤慨,而不是雇主。当国家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时,也总是工人出来挽救它;是工人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光荣而战死在战壕里。”(42)与此同时,《海岸水手报》也指出:“我们总的来说是反战的,(因为)工人阶级为这种昂贵的花费付出的最多……然而,一旦(美国)参加了战争,不论它如何参战以及为何参战,我们都希望能尽快取得胜利。”(43)不言而喻,仅仅从民族主义这一个视野出发很难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劳工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态度的转变。要比较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进其他因素。我所做的研究显示,美国劳工当时反对即将爆发的美西战争,其中一个深层原因是担心美国在战后会获得殖民地,并由此造成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和本土工人竞争工作机会。后来他们支持威尔逊政府的战争政策,是想通过支持美国参战去换取政府对劳工经济斗争的支持,同时借美国在海外扩张政治和经济实力之机去扩大经济工联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看在19世纪末主流工会如何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反对美国对外发动战争。当时,工会运动的领导人担心,美国一旦军事化,税收将会增加,因而会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准。一位劳联领导人在1895年曾经明确指出:在爆发战争的时候:

  是我们(工人)在从事战斗,(并在战斗中)丧生和负伤;是我们用我们的劳动来承担战争的税收;是我们的妻子儿女在饱受饥渴,而我们正义的事业(按:指美国劳工为提高生活水准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却在其他国家之间的争吵中被忽略了……我们,全世界赚取工资的人,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社会不公正这个怪物——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它那里转移开来。(44)

  劳联的刊物《美国联盟主义者》在1897年又再次指出:

  我们已经听惯了有关扩充海军和(其他)武装力量以便用于海战和陆战的呐喊。我们现在已经有几千英里的海岸线需要防卫和保护。夏威夷和我们目前领土最近的距离也几乎有1500英里,而它一旦被吞并,我们也需要保卫这些岛屿。这将导致我们海军力量增加两倍甚至三倍,造成开销和税收(的增加)。而开销和税收的增加最终会强加在工人的身上。(45)

  雪茄烟工人工会的代表在1898年还表示:“战争(按:指美西战争)将会使65000个雪茄工人失去工作,而且会使建筑业限于瘫痪。”码头工人工会的代表指出:“现在,政府在陆军和海军身上花费了大量金钱,而这支陆军组成后将会用来射杀罢工工人。”(46)不过,最令工会领导人担忧的是领土扩张会导致殖民地人口涌入美国和本土工人争夺工作机会。劳联主席龚伯斯在1898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作为目前和西班牙开战的结果,夏威夷被并吞了,波多黎各也将被割让(给美国),而菲律宾则是前途未卜。同时来到夏威夷群岛的是奴隶劳工的契约,是来自菲律宾的卑贱和半野蛮的人。毫无疑问,这些将给我国工人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我最近说过,“夏威夷、菲律宾和美国国旗所到之处都绝不允许有奴隶劳工存在。”(47)

  众所周知,以劳联为代表的行业工会一向反对外来移民,他们尤其仇视亚洲移民,指责他们是近似奴隶的廉价劳工,严重威胁本土工人的生计。美国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和20世纪初排斥日本移民的各项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行业工会鼓动的结果。现在,面临美西战争之后获取殖民地的可能,龚伯斯自然会联想到一旦建立帝国,大量廉价劳工便会涌入美国的情景。他在1898年的一次集会上说:

  如果菲律宾被并吞了,如何能够阻止中国人、小黑人(Negritos,本来是白人社会对来自非洲中南部黑人的蔑称,这里可能是指菲律宾人)和马来人来到我们国家?我们如何能够阻止中国苦力先移民到菲律宾,然后再从那里涌入美国,从而吞噬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文明。如果这些岛屿变成我们的(领土),那它们或者会成为准州(Territory)或者成为正式的州。我们如何能指望截断来自中国和半野蛮种族的移民浪潮?因为他们将是来自我们国家的一部分。(48)

  以上的讨论告诉我们,美国主流劳工在19世纪末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不是要抵制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出于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工人的经济利益。他们既然将工人的经济利益奉若神明,那么,日后一旦看到美国参加战争会带来有利于劳工经济利益的因素时,自然就会转而支持参战了。

  

  现在再来检讨主流劳工为何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单地说,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意识到,支持威尔逊政府参加一战至少会给美国劳工带来两大好处:首先是有望换取政府对工会的支持,其次是将劳联所主张的经济工联主义推广到欧洲和其他地区。

  主流工会坚决支持美国参加一战,除了前面提到的爱国主义因素,还因为它们多年来排斥外国移民的努力到这时已经接近成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早已实现了对中国和日本移民的排斥。同时,随着零件标准化和组装自动化的不断实施,美国制造业对非技术性移民的需求也大幅减少。在劳工组织的不断鼓动之下,国会在1924年终于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带有限制性的移民法案。这项法案不但将亚洲移民彻底拒之门外,而且也将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配额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在1917年美国参战时这项移民法尚未通过,但主流工会肯定已经意识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危险”很快将成为历史,因此,它们不再像先前那样由于担心移民涌入美国而反对战争和扩张政策了(49)。现在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斗争来改善工会会员的生活水准。然而,要贯彻经济工联主义,首先就必须使工会的合法性和工人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得到承认。但直到20世纪初,许多雇主仍然拒不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在1902年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时,如果不是迫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以摩根财团为首的雇主甚至不肯坐下来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更有甚者,1890年国会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竟常常被雇主用来起诉工会,指控它们破坏州际贸易。对于有组织的劳工来说,得到雇主和政府对工会的承认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不过在一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威尔逊总统参加一战的意图变得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主流工会却从中看到了一个维护工联主义原则的机会。

  就威尔逊总统来说,既然决心要打赢这场战争,首先就必须增加军工生产以确保武器弹药的供应。但是美国工人却不断地为改善生活水准而举行罢工,这种局面自然引起他的担忧。1917年11月,威尔逊破例出席了劳联的年会并应邀作了演讲。他对在场的劳工代表说:“如果我们是……自由的真正朋友的话,那么将会看到我国的实力和生产力被提高到绝对的最高极限,而且绝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绊脚石。”(50)其实,劳联的领导层很早就领会了威尔逊的意图并联想到如何通过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来换取它对劳工的支持。龚伯斯在2月28日致劳联执委会的一封信中指出:“劳工有机会[向政府]提供有建设性的服务,这种服务不仅在目前战争的形势下会发挥作用,而且在和平的环境下也会对劳动者的地位产生影响。否则的话……他们将被置于劣势,无助于他们帮助指引政府的政策。”在总结刚刚举行的金属行业工会领导人会议时,龚伯斯继续写道:“……与会者一致认为,劳工运动如果不明确表示它在备战方面愿意走多远的话,它将会失去一个巨大的机会。”(51)龚伯斯这里所指的机会就是换取政府支持工人组织工会权利的机会。

  事实上,威尔逊1913年成为总统后所推行的某些政策已经令劳联领导人看到了改进劳工境遇的希望。1914年,国会通过了克雷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Law),明确规定工会的罢工行动不应受到指控。这无疑使劳联领导人受到鼓舞,龚伯斯甚至将克雷顿法称为美国劳工的大宪章(52)。他在1917年进一步指出:“在政府官员当中有一个公平地和劳工打交道的倾向。”(53)于是,劳工在支持美国参战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给政府开出了条件。劳联1917年的年会纪要指出:

  以往的战争,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为剥削劳动者创造了新机会。它们不但没有承认保护工人权利的必要性……而且在国家需要的幌子之下,劳工被剥夺了面对国内敌人时保护自己的手段……(目前)欧洲的战事已经显示出政府要依赖广大人民的合作。由于人民群众在(为战争)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那么他们自然有权决定他们提供服务所要求的条件……无论是筹划和平还是准备战争,政府都必须承认,工会组织是(政府)和赚取工资的人进行合作的代理人……为了捍卫所有赚取工资者的利益,有组织的劳工必须在所有决定和执行国防政策的机构中有代表权。(54)

  威尔逊似乎也确实在朝着承认工会合法性的方向迈进。在龚伯斯看来,他被任命为国防会议咨询委员会委员,已经朝着劳工加入政府内部小圈子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咨询委员会下属的劳工委员会的成立以及龚伯斯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更被认为是政府对工会的正式承认。后来,威尔逊又设立了战时劳工会议局,这个机构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它还规定,工人不能因为加入工会而被解雇(55)。劳联既然从威尔逊那里看到某种承认工会的倾向,这自然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龚伯斯在其自传中说:“(政府和劳工)双方利益的相互依赖促进了善意。我可以肯定,国会对海员法和克雷顿反托拉斯法中有关劳工条款的通过对于劳工爱国精神的具体化贡献良多。”(56)

  前面曾经说过,主流劳工支持威尔逊参加一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逐渐意识到,随着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海外的扩展,他们向其他国家推广经济工联主义的机会也在增加。大家都知道,劳联从不提倡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通过经济斗争去改善美国工人的生活。然而在一战前后,欧美的激进劳工运动正在不断高涨,面对这种情况,劳联的领导人感到自己的经济工联主义原则正受到威胁。他们认为只有采取攻势,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人组成劳联式的工会,才能削弱布尔什维主义对劳工运动的影响,也才能避免出现世界产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那样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激进工会,同时自己的经济工联主义原则才能更加巩固。其实,在美西战争后获得殖民地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的情况下,龚伯斯已经产生了在新获取的领土上建立劳联式工会的念头。他在自传中写道:

  美国劳工运动于是给自己规定了在美国新获取的领土上建立较高标准的生活和工作的任务。我们意识到,为了保护我们在美国国内的[生活]水准,就必须帮助岛上的工人发展他们较高水准的政治、社会和工业问题。能够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在这些领土上建立有组织的劳工运动。(57)

  龚伯斯这里所谓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自然是指劳联式的工会。鉴于对外经济扩张能够给主流工会造成在境外发展的机会,劳联反对扩张的立场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开始软化了。龚伯斯在1898年的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劳联“并不反对我们工业的发展,并不反对我们贸易的扩张,也不反对美国可能对世界各国的命运发挥力量和影响”(58)。

  主流劳工在境外建立劳联式工会的思想最早是随着美国企业向加拿大扩展而开始的。1900年时,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占它在境外总投资额的33%。由于美加之间的人口流动相当自由,双方都有人到对方的国家做工,因而劳联和劳动骑士团等工会都极力在加拿大境内吸收会员。这时,已经不大听到劳联先前反对扩张的声音了,倒是可以听到它的领导人龚伯斯欢呼美加的工会已经融为一体。他在1904年提交给劳联大会的报告中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工运动是一码事,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劳工运动也是一码事……劳联同英国及大英帝国工会的合作正在上升,并为这种合作可能扩展到欧洲提供了一个范例。”(59)龚伯斯在1905年还自豪地说:“我们的劳工运动正在美洲大陆扩展,也正在把有益的影响(按:这无疑是指经济工联主义的影响)带给所有(国家的劳工)……我们的界限已经不再是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从大胡区到海湾,而是包括整个美国、加拿大、夏威夷、古巴、波多黎各、墨西哥、菲律宾和不列颠哥伦比亚。”(60)

  劳联对美国并吞波多黎各态度的变化更可以说明他们在境外建立劳联式工会的迫切心情。1898到1901年这段时间正是波多黎各工人罢工的高潮。他们在伊格里西亚斯(Santiago Iglesias)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联盟。但伊格里西亚斯不久就被当局逮捕,他在1900年出狱后去到美国向劳联求助。劳联决定出资协助波多黎各的工会运动,并任命伊格里西亚斯为劳联在波多黎各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同时,龚伯斯还在联邦政府打通关系,使波多黎各废除了西班牙人留下的旧法律,代之以美国法律,允许工人有结社的权利。在1902年,劳联还派人到夏威夷和菲律宾去组织附属于劳联的工会。所以,从20世纪初开始,劳联的领导人就连领土扩张也不十分反对了。1915年美国入侵海地并将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时,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劳工对这种侵略扩张行为竟然一言不发(61)。此时,龚伯斯等人还在积极地筹建以劳联为首的泛美劳工组织。他们在1917年组建泛美劳工联盟委员会的宣言里指出:“现在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为了共同保护和改善自己的利益,(美洲国家的)赚取工资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泛美劳工联盟有责任向全世界表明它在美洲扩散人道主义影响的目的。这种影响将更能如实地代表美国人民的感情。”(62)劳联领导人从美国参加一战的动机中也看到了向欧洲输出经济工联主义的机会。龚伯斯曾经表示,协约国不但是美国制度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劳联式工会运动的保护人。他甚至主张美国借贷给协约国,认为此举可以增加美国对那些债务国的影响,也更有利于把美国劳工运动延伸到那些国家(63)。邓肯在访问俄国时鼓励那里的工人建立劳联式工会便是突出的一例。

  

  美国学者赛米昂·拉森(Simeon Larson)曾经指出:“劳联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常常是模糊不清和空泛的。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具体哲学的基础之上,(而)是按照劳联的实际需要而出现各种变化。”(64)拉森认为劳联的外交政策是按照实际需要而出现各种变化,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劳工的外交思想确实经历了重大转变:从反对美西战争到支持美国参加一战。然而,劳联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一个具体哲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却值得商榷。我们从本篇的讨论中了解到,在劳联外交思想转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捍卫技术工人的经济利益。劳联最初反对扩张主义,是担心殖民地的建立会导致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同本土工人争夺工作机会。后来它支持美国参加一战,是想通过与威尔逊合作换取政府承认工会和工人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以及借美国向外扩张之机在其他国家建立劳联式的工会。其目的还是为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进行经济斗争。很显然,美国劳工外交思想的几次转变不过是为了维护经济工联主义而采取的不同策略而已。对劳工外交思想的讨论不但使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观察美国外交方针的运作过程,而且也使我们从外交史的视野进一步了解到美国主流劳工的保守性格。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劳工既然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既然拥护经济工联主义,这就决定了它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最终都会同政府进行合作。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曾阅读过本文的初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忽视民间团体外交活动的倾向开始有所转变,美国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批探讨美国工会外交活动的书籍和论文。不过在总体上,研究劳工外交活动的著作仍然为数不多。在中国国内更是绝少见到探讨美国劳工外交活动的著作。

  ②本文中所谓“美国主流劳工”虽然也包括其他工会,但主要是指美国劳联,因为从19世纪80年代劳联的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产联的出现这半个世纪里,劳联始终是会员最多以及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工会组织。到一战前夕,它的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230万,因此劳联常常被称为“劳工之家(the House of Labor)”。

  ③经济工联主义者不承认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他们不提倡阶级斗争,不赞成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通过和雇主进行集体交涉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准。由于他们不主张进行旨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像美国劳联这样的工会始终反对同任何左翼政党发生关系,而是强调所谓“自由工会”的原则。另一方面,左翼和激进的劳工运动往往主张通过政治斗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思想一般被称为政治工联主义。

  ④美国在19世纪尚未形成系统的扩张主义政策,并不代表它的外交方针完全不具有侵略性。它在1844年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之机,挟制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获得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多项特权,在1848年美墨战争中侵占了墨西哥大量领土,以及在1853年利用炮舰政策迫使日本打开国门,都意味着美国19世纪的孤立主义政策并非毫无侵略性。然而,和19世纪90年代后的情况相比,系统的扩张主义政策毕竟尚未形成。

  ⑤Ronald Radosh, 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 Random House, 1969, p. 5.

  ⑥Ernest H. Crossby, “Work and War”, American Federationist, Vol. 2, December 1895, p. 221.

  ⑦“The Workingman’s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ury Illustrated Magazine, Vol. 52, No. 4, August 1896, p. 634.

  ⑧“Should Hawaii be Annexed?”, American Federationist, Vol. 4, No. 9, November 1897, p. 217.

  ⑨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to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75, p. 408.

  ⑩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898.

  (11)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898.

  (12)“Excerpts from Accounts of the 1898 Convention of the AFL in Kansas City, Mo. ”, December 14, 1898, in Stuart B. Kanfman ed. ,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p. 43, p. 46.

  (13)Samuel 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an Autobiography, Ithaca: ILR Press, New York St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1984, p. 187.

  (14)“Coast Seamen’s Journal, No. 27, August 19, 1914, cited in 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7, Labor and World War Ⅰ, 1914 - 1918,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7, p. 42.

  (15)“Gomper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AFL”, February 4,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4.

  (16)“Gomper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AFL”, February 28,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18, pp.20-21, footnote 1.

  (17)“An Address at the Organization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 of the Advisory Commission of the 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 April 2,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51.

  (18)The New York Times, Sept. 6, 1917.

  (19)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 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17, Washington, D. C. : The Law Reporter Printing Company, 1917, p. 291.

  (20)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9, July 20, 1915.

  (21)“Abraham Baroff to Samuel Gompers” , April 16,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61.

  (22)“Gompers to Santiago Iglesias”, May 11, 1918, cited in Simeon Larson, Labor and Foreign Policy, Gompers, the AFL,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Cranbury: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75,pp.119-120.应该指出的是,劳联领导人并非每次都能成功地阻止工人的罢工行动。但他们支持威尔逊政府战争政策的苦心是不容置疑的。

  (23)关于英、法、意等国劳工的反战情绪,见“The Chief Danger of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Revolutions in Western Europe”,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343.

  (24)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18.

  (25)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1918.

  (26)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Vol. 2, p. 418, cited in Radosh, 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 160.

  (27)Radosh, 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p. 164 - 165, p. 171, p. 175.

  (28)“Gompers to Robert Lansing”, April 19,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 Vol. 10, pp. 71 -72, footnote 2.

  (29)“Report of Vice - President Duncan a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ission to Russia”,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 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17, p. 326, pp. 336 -337.

  (30)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17.

  (31)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1917.

  (32)“The Chief Danger of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Revolutions in Western Europe”,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343-344.

  (33)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18.

  (34)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1917.

  (35)“William Buckler to Irwin Laughlin”, October 29, 1918, The Samuel Gompes, Papers, Vol.10,p.552.William Buckler当时是美国驻伦敦使馆的一位外交官,也是龚伯斯使团的成员之一。

  (36)“William Buckler to Irwin Laughlin”,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555, footnote 15.

  (37)“William Buckler to Irwin Laughlin”,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553.

  (38)很多学者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野心、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当时流行的政治和道德信念都是导致一战爆发的原因,将这次战争仅仅归结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角逐不够全面。见James Joll,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2.然而,考虑到奥匈帝国、英国、德国和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参战的主要动机——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等等,我个人仍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总体上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39)Samuel Gompers, “An Address at the Organization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 April 2,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50.

  (40)Gompers, “An Address before the Fifty - Four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ew York State Federation of Labor in Jamestown, N. Y. ’, August 29,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203.

  (41)“America First, Gompers’s Aim”,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 Vol. 10, p. 258.

  (42)Jos R. Buchanan, “Labor and the War”, Voice of Labor, May 14, 1898, in Philip S. Foner and Richard C. Winchester eds. , The Anti - Imperialist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nti - 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From the Mexican War to the Election of 1900,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84, pp. 186-187.

  (43)“The Time for Action”, Coast Seamen’s Journal, April 27, 1898, in Foner and Winchester eds. , The Anti-Imperialist Reader, Vol.1, pp. 191 - 192.

  (44)Ernest H. Crossby, “Work and War”, American Federationist, Vol. 2, December 1895, p. 221.

  (45)“Should Hawaii be Annexed?”, American Federationist, Vol. Ⅳ, No. 9, November 1897, pp. 215-216.

  (46)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898.

  (47)“Samuel Gompers to Ed O’Donnell, August 13, 1898”, Samuel Gompers Papers,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rchive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in Foner and Winchester eds. , The Anti -Imperialist Reader, Vol. 1, p. 196; See also 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p.188.龚伯斯将亚洲移民称为奴隶式劳工,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美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工业化时期,资本家往往喜欢雇用移民工人,尤其是有色人种工人,因为后者出于种种原因比较容易接受低于本土工人的工资。在本土工人看来,凡是愿意接受低工资的人都是奴隶式的劳工,因为这种劳工成本很低,生活水准接近奴隶。在19世纪后期,当本土工人提到奴隶式劳工时,往往是指亚洲移民。

  (48)Gompers, “Speech before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cago Peace Jubilee”, American Federationist, Vol. 5, October 18, 1898, pp. 182 - 183.

  (49)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美西战争前后,它的扩张主义主要是表现在领土扩张上,而到了一战前后,则主要表现在经济和贸易的扩张上。就美国劳工来说,他们在19世纪末反对战争和反对扩张主义,主要是担心领土扩张会导致殖民地人口大量涌入美国。然而到了一战时期,他们意识到,美国经济贸易的扩张会给他们带来在境外推广经济工联主义的机会。因此,他们又变得支持战争和支持扩张政策了。不过,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虽然主流劳工从反对扩张转变为支持扩张,但他们维护美国工人经济利益的初衷则始终不变。

  (50)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17, p. 3.

  (51)Gomper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AFL”, February 28,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p. 18-19.

  (52)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p. 186.

  (53)Gompers, “An Address before the Fifty - four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ew York State Federation of Labor in Jamestown, N. Y. ”, August 29,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 10, p. 205.

  (54)“American Labor’s Position in Peace or in War”,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17, pp. 75-77.

  (55)“The Right to Organize”,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 Eigh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18, Washington, D. C. : The Law Reporter Printing Company, 1918, p. 64.

  (56)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p. 195.

  (57)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p. 188.

  (58)Gompers, “Speech before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cago Peace Jubilee”, American Federationist, Vol. 5, October 18, 1898, p. 182.

  (59)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 - Fourth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04, Washington, D. C. : The Law Reporter Printing Company, 1904, p. 8, cited in 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 Imperialism: The Progressive Era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January 2008, p. 21.

  (60)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 - Fifth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05, Washington, D. C. : The Law Reporter Printing Company, p. 17.

  (61)Montgomery, “Workers’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 Imperialism”, pp. 22-28.

  (62)“A Circular by the Pan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Conference Committee”, February 9, 1917,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 Vol.10, pp. 9-10.

  (63)Coast Seamen’s Journal, October 17, 1917, cited in Larson, Labor and Foreign Policy, pp. 28-29.

  (64)Larson,Labor and Foreign Policy,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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