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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1846-1847年经济危机新论 ——兼论1848年革命的爆发原因
2021年07月09日 09:47 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周小兰 字号
2021年07月09日 09:47
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周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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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法国1848年革命是19世纪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事件,引发这次革命的一系列危机在巴黎集中爆发。农业、工业、金融业和铁路事业的危机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革命的来临。首先,1845-1846年爆发的农业危机带来的谷物价格升高是短暂的,而且幅度不及1816-1817年间的水平,对于政界的触动不大,但政府大量进口谷物使金融市场资本缺乏的状况雪上加霜。其次,这一时期法国纺织业和冶金业深受原材料紧缺和技术落后之苦,长期依赖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企业在谷物危机发生之际难以融资,再加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导致工业品市场萎缩,面临困局。最后,政府与投资人在铁路施工过程中的矛盾难以调和,这一矛盾在投机泡沫破灭后迅速白热化。这些因素最终将法国推向革命。上述现象说明法国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仍未实现“腾飞”,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政府无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中所必需的制度改革,最终必被淘汰。

  关 键 词:1848年革命/谷物歉收/工业危机/七月王朝政府/铁路投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中前期法国经济社会危机的机理及政府应对研究”(15BSS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小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州 510631)。   

  

  1848年革命在欧洲政坛上引发了剧烈的震荡,这次革命将法国从奥尔良王朝掌权的君主制推向了共和制及后来的帝制。学术界对于这次革命的背景、经过、结果及其影响已有详尽描述,但是对于革命前经济结构的深层隐患着墨不多。笔者认为,法国1848年革命表面上看是一次以巴黎为中心向其他地方辐射的社会骚乱,但实质上也是近代法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危机的集中爆发。

  多数学者将1846-1847年经济危机视为社会和政治矛盾激化以及革命爆发的主因。①然而,相关学者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机制并未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危机形成、扩大和触发革命的过程。此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未能解决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工业的结构性困难何以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引致大范围骚乱?其二,面对工业发展失衡的困境和铁路这个可能突破困局的手段,政府如何在平衡各派利益的前提下施政?效果如何?依笔者管见,1846-1847年经济危机暴露了工业和金融业长期存在的困难,但是政府在放任自由和保护主义之间犹疑不决,未能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1848年革命正是这些悬而未解的难题最终上升为无法调和的政治矛盾的结果。由于政治革命延缓了补救措施的实施,革命同时也是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原因。

  本文追溯危机如何在革命最激烈的巴黎逐步显山露水,剖析农业、工业和金融业在这场危机之中的表现,考察其与革命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联系。首先,农业出现一定困难,但远未严重到引发政变的程度,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有出入;其次,以纺织业和冶金业为代表的工业由于结构性缺陷无法实现“腾飞”;最后,铁路事业本来是19世纪上半叶最有希望振兴法国经济的项目,吸引了大量私人和公共资本,但最终造成政府与投资者之间越来越深的嫌隙。事实证明,无论是七月王朝,还是共和国政府,都不具备突破上述困境的能力。一直到第二帝国,法国效仿英国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殖民地,推行自由贸易,兴建新型银行,上述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一、经济危机席卷巴黎

  1846-1847年,经济危机在法国全面爆发。作为全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巴黎受到的打击和损失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放大。首先,巴黎拥有全国最大的生计物资市场,是生计物资价格的风向标。其次,巴黎聚集了为数不少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大量劳动力。最后,巴黎在旧制度末期就是法国乃至欧洲的金融中心,这里汇集了大大小小的本土银行和外资银行。毋容置疑的是,巴黎还是中央集权传统极深的法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经济问题产生的矛盾会在这里集中爆发。19世纪40年代,法国产业正经历更新换代的过渡期,在旧式危机的基础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危机对法国经济造成重创,这在巴黎也体现得最为明显。

  1846年,异常炎热干燥的天气导致法国大部分产粮区谷物歉收,作为全国最大生计物资市场的巴黎受到冲击,当地面包价格骤升,每公斤达到70生丁。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传统作物小麦和后来引进的马铃薯产量不及正常年份,但是谷物歉收带来的危害已逐渐弱化。玉米、板栗、牧草、葡萄和蚕茧的产量实现逆势增长,有效缓解了首都生计物资供给的困难。此外,1847年法国小麦实现丰收,巴黎生计物资价格很快又恢复正常水平。其实,1816-1817年、1825年、1830年均发生了谷物减产,粮价上升是周期性现象。但是,谷物歉收带来的负面效应使一些过去隐而未发的问题暴露出来。为了缓解1845-1846年间谷物歉收的问题,七月王朝政府从俄国进口小麦,这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增,为国库提供资金支持的法兰西银行库存货币大幅减少。法国各地流传着钱荒的传闻,引发工商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恐慌。1845年11月,巴黎的《经济学人》报观察到当时货币紧缺的状况和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局。这个问题随后困扰贸易商、地主和年金收入者。这些人为了预防各种灾难的发生持资金观望,导致全国流动资金普遍匮乏。③此外,由于资本大量投入铁路建设,市面上本已稀缺的货币量骤减,使坊间出现各种关于金融危机的传言,股票价格下跌,法兰西银行和铁路公司的资本缩减。

  普遍的货币紧缺现象使巴黎的银行业受到剧烈冲击。革命发生前,巴黎的投机活动近乎疯狂。巴黎的各个阶层都在追逐金钱、荣誉和娱乐,资本流通是这些活动的主要载体。人们通过在巴黎地区流通的银行券进行投机,个人利益开始与银行利息挂钩。④1847年初,谷物收成形势尚未明朗,政府为稳定局势继续进口谷物。法兰西银行的货币储备明显降低,国库的贵金属货币储备不断减少,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升至4%-5%的高水平。⑤法兰西银行过于保守和自私的表现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作为一个担负着公共职责的金融机构,法兰西银行不但未能挺身而出发行银行券,扩大流通资本规模,反而在此时提高贴现率以自保。这在农产品价格高涨的时代使工商企业融资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即便提高了利率,法兰西银行还是未能独善其身,其股价不断下跌,自二月革命爆发以来大幅下跌50%。⑥

  规模较小的私人银行更是面临艰难时世。银行家雅克·拉斐特(Jacques Laffitte)在巴黎创办的贴现银行——工商业总银行(Caisse générale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于1847-1848年宣布破产清算。此外,总部设在巴黎的储蓄银行(La Caisse d’Epargne)业务也受到波及。1846年储蓄银行被取走的款项超库存货币2000万法郎,到了1847年这个数字扩大到3600万法郎。⑦1848年2月24日以后成群的储户前往银行要求取走存款,仅仅在巴黎,2000名储户就取走了70.2万法郎,相当于早前存款盈余的一大半。⑧为稳定局势,政府出面担保,军人、工人和奥尔良铁路公司的雇员可取回存款,但根据《1848年3月9日敕令》,这些弱势群体又被排除到受保障的行列之外。⑨这引起了强烈的民怨。

  面对困境,以法兰西银行为首的巴黎银行限制流动性,对耗资巨大的铁路工程造成重创。负责里昂—阿维尼翁铁路修建的塔拉博公司(la Société Talabot)于1847年10月11日宣布破产清算。由于资金周转不灵,许多相关企业被迫裁员。根据普塔斯的估算,这一时期煤炭业20%的从业者被遣散,冶铁业的失业率达到35%。⑩这一数字说明当时与铁路建材加工有关的企业的失业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其中很多失业问题是由铁路工程停工所致。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之际,法国工人阶层开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群体的崛起与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低廉的劳动收入和企业主肆无忌惮的压榨有关。根据拉布鲁斯的统计,虽然1846-1847年间谷物均价增幅不及1816-1817年,但是工人工资却是复辟王朝以来最低的,大型企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减少30%,而面包的价格增长100%。(11)这一情况导致工人购买力大幅下降。工人对过低的收入和过长的劳动时间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旧制度时期的同业行会被取消以后,法国工人只能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因而,罢工运动伴随着日趋白热化的政治斗争在全国展开。(12)巴黎工人是较早进行自觉抗争的群体。1833-1834年巴黎的裁缝就发动了较有影响力的罢工运动,1839-1843年巴黎的石匠、锁匠、木匠、裁缝、细木工和机械工发起一系列罢工潮。到了1847年,巴黎的罢工运动又再度兴起。(13)巴黎的工人罢工主要是为了抗议恶劣的生活条件、政府的无视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1831年,巴黎裁缝博爱协会成立(la Société philantropique des Tailleurs de Paris),裁缝工团结起来敦促企业主将工作时长压缩至10小时。1840年,巴黎的建筑工人又发起了要求10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运动,整个巴黎笼罩在一种全面罢工的氛围中。(14)巴黎工人的行动为其他城市的工人提供了范例,罢工潮向外省辐射。

  除此之外,七月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在革命爆发前就备受质疑。首先,年迈的国王路易—菲利普的专制倾向越来越明显,经常越过议会颁布法令。他的儿子茹安威尔亲王(Prince Joinville,1818-1900)在1847年11月公开表达不满:各部部长如同虚设,他们的责任都可以向上追溯到国王,国王扭曲了宪政制度。(15)议会中反对路易—菲利普和基佐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其次,议会内部不断爆出丑闻。贵族院议员泰斯特(Teste)在担任公共工程部长之时,将一块盐田的特许经营权卖给另一位贵族议员德斯潘—库比埃尔将军(Général Despans-Cubières)。此外,贵族院议员舒瓦瑟勒—普拉斯兰(Choiseul-Praslin)杀害自己的妻子并服毒自杀。这些丑闻被揭发后,政府公信力广受质疑。反对派借此大做文章,政府声名扫地。最后,七月王朝政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被迫超发国库券,并增加了浮动债务,赤字直线上升。至1847年底,政府赤字达2.57亿法郎。窘迫的财政状况使政府在议会遭到各派人士的猛烈抨击。(16)

  政府的专制和无能还引发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847年7月9日,反对派组织的宴会运动(Campagne des Banquets)在巴黎首先发起,之后蔓延至外省各主要城市,如马孔、里尔和鲁昂。但是外省的宴会运动对于政治局势的影响相当有限,真正能够推动舆论并引起社会效应的是巴黎。面对首都一波又一波的抗议,国王坚决不妥协。1847年12月28日,国王在贵族院发表了一次咄咄逼人的演说,将参加宴会的议员斥为“盲目者”和“敌人”,并表示将查禁宴会运动。(17)

  失去民心的七月王朝政府虽然勉强得到议会支持,但却在巴黎的骚乱中倾塌。起义者抗议政府禁止宴会运动和限制言论自由,设立街垒,发起武装起义。基佐召集国民卫队镇压巴黎骚乱,但国民卫队倒向改革派,要求政府改革选举制度。国王为逃避责任辞退基佐,但为时已晚。在尝试拉拢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和巴罗(Odilon Barrot,1791-1873)等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重组内阁未果后,路易—菲利普只能宣布退位。

  从巴黎爆发的革命可见,工业和银行业危机造成的危害远大于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在危机中表现软弱,七月王朝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最终沦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巴黎作为经济和政治中心,见证了1848年革命爆发前的种种乱象,而这些乱象是各种经济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

  二、农业危机的破坏力有限

  19世纪中叶,马铃薯和玉米虽然改变了法国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但远未能彻底颠覆法国人对小麦的依赖。这一时期官方制订的食品价格表不统计马铃薯和玉米价格,但小麦仍然是政府密切关注的农业产品。

  天气异常造成收成和播种无法顺利进行是1846-1847年农业危机的主因。1846年,法国各地都记录到较为极端的天气。根据英国气候学家布理法(Keith Briffa)的研究,1846年夏是北半球500年来12个酷暑中的一个。(18)这一时期法国各地的极端天气主要表现为暴雨、狂风、酷热和干燥。1846年法国北部和东部遭遇干旱,但在诺曼底地区则大雨不止。(19)中部地区深受洪水侵袭,卢瓦尔河及其支流泛滥,导致沿岸农田变为废墟。(20)在西南部,1845-1846年之交虽然气候温暖,只发生了两次霜冻,但发生多次暴风雨天气。(21)马铃薯的产量也明显受到影响。在塔恩-加龙省(Tarn-et-Garonne),正常年份每公顷产量为96公担,1846年平均每公顷产量只有70公担。上加龙省(Haute-Garonne)收成“令人满意”,但上比利牛斯省(Hautes-Pyrénées)的马铃薯收成则大幅减少,相较于1840-1850年间平均50万公担的年产量,这一年只有32万公担的收成。1845年,阿里埃日省(Ariège)爆发马铃薯病虫害,1846年的收成只有平均收成的1/5。(22)

  七月王朝史学家图雷-当让认为,1846年的农业危机是“意外”,政府无需为此负责。1845年全国农业收成非常有限,公共储备无法保证。收成前一个月各方都预计的好收成被最后几个星期极端干燥和炎热的天气破坏。进口的谷物需要交纳高额关税,价格昂贵,再加上交通条件的相对落后,局部地区缺粮的问题日益严重,饥馑引起的恐慌开始在全国蔓延。(23)1845年,由于寒冷和潮湿的天气,全国平均每公顷的小麦产量为1253公担,明显少于1844年的1452公担,到了1846年,小麦收成又在炎热和干旱的天气下损失惨重,每公顷产量下降至1023公担。(24)

  虽然小麦和马铃薯的收成不佳,但玉米的收成尚算喜人。在上比利牛斯省,玉米产量达92.8万公担,是1840-1850年间最高的。上加龙省的玉米收成理想,大量出口,1847年1月至3月危机最严峻的时候,出口量达到20万公担。该省省长得出结论:“这种食物很适合农村人口的胃口和习惯……没有这种代用粮的话,我们的人民会受到最悲惨的痛苦威胁”。(25)

  官方的记录表明1845年恶劣的天气导致谷物歉收,图雷-当让认为1845-1846年法国的农业生产不足,甚至严重到威胁国家安定的地步,(26)但是从拉布鲁斯的小麦价格数据来看,这一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远不及1816-1817年。1846年法国全国的小麦平均价格为24.05法郎/公担,1847年升至29.01法郎/公担,就其升幅而言,1847年的价格远没有30年前高(1817年小麦全国均价达36.16法郎/公担)。(27)根据每月小麦价格数据,1846年1-8月法国小麦价格均处于较为平稳和低廉的水平,每公担价格为22法郎左右,但是从9月份开始,小麦价格开始不断攀升,于次年4月达至最高峰,从24.90法郎升至37.98法郎,之后又迅速回落。(28)就法国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小麦价格而言,中部的小麦价格涨幅最大,从1846年的23.93法郎升至32.22法郎,提高了8.29法郎;西北部次之,从20.65法郎升至28.35法郎,提升7.7法郎;而整个南部地区(拉布鲁斯统计了西南部、东南部和南部三个类别)的价格升幅都没有超过2法郎。(29)可以说,法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谷物歉收引起的负面影响远远不及1816-1817年的生计危机。

  深受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器重的政治经济学家米歇尔·舍瓦里耶(Michel Chevalier)在1847年发表言论,表明革命爆发前粮食歉收程度确实有限:“担心这一年粮食收获紧缺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30)从全国范围来看,1846年极端炎热和干燥的天气并没有导致谷物歉收,粮价的涨幅也有限,而且地区性的价格差正在缩小。实际上,全国的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亏损反而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根据宏观经济史学家的估算,19世纪40年代的农业生产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勒维-勒布瓦耶的研究表明,1840年农业总产值达到50.95亿法郎;即便在农业危机最严重的1846年,总产值还有轻微上升,达到52.46亿法郎;1847年的农业产值甚至突破了60亿大关,达到66.19亿法郎。(31)

  综上所述,1847年谷物歉收确实引起谷物价格的攀升,但农业减产的程度有限,代用粮在某些地区普及,这些因素一定程度淡化了歉收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数据都表明,饥馑几乎是不存在的,更遑论因生计物资缺乏而引发政治危机的隐忧。无论是秩序党人基佐(Franois Guizot,1787-1874),还是反对君主制的巴罗、保守的保王党人法卢(Frédéric-Alfred-Pierre Falloux,1811-1886)和信奉自由主义的雷穆萨(Charles de Rémusat,1797-1875)、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等政治家,几乎都将这一时期谷物价格的波动看作是周期性的正常现象,不可能严重到引发政变的程度。发端于农业危机的工业危机导致政治革命的推导机制在当时的观察家那里似乎都是陌生的。(32)换言之,从目前已经获得的数据和信息来看,农业危机并非1848年革命爆发的直接诱因。实际上,农业危机只是蝴蝶效应中的那只“蝴蝶”,谷物歉收带来的后果并不直接导致地方骚乱和政治革命,而是使工业、铁路建造和政府财政长期存在和积累的弊端暴露出来。

  三、曲折前进的纺织业和冶金业

  1848年革命前夕,长期处于政府保护之下的法国工业处于转型期,大多数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规模较小,以家族为单位融资。它们在维持现状和打破常规、直面竞争、进行技术革新之间徘徊不前。法国工业是否能够突破保护主义的防线,实现从原工业状态向现代工业的转型,取决于政府的视野和立场。然而,无论在七月王朝政府还是在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支持保护主义,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仍处于上风。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法国工业总产值追赶农业的势头明显,到了60年代,工业开始取代农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根据洛利的计算,1845年的农业总产值为48.70亿法郎,工业总产值为50.30亿法郎,1846年农业总产值为52.50亿法郎,工业为53.50亿法郎,1847年分别为66.20亿法郎和51.80亿法郎。(33)1820-1824年间至1865-1869年间,工业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2.1%,到了1865-1869年间至1910-1913年间,年增长率达到2.8%。(34)

  但不可否认的是,1840-1860年间法国工业发展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拉动经济的新型产业——纺织业和冶金业一直囿于国内有限的资源和市场苦苦挣扎。法国棉纺织业大量依赖从美国进口的原棉进行再加工,法国棉纺织企业一方面受制于美国政府对关税税额的设定,另一方面受美国棉花产量的多寡制约。冶金业也是如此,勒维-勒布瓦耶和卡隆整理的1815-1913年间原材料与设备价格数据表明,冶金业在整个19世纪深受原材料价格高昂之苦,金属和机器是所有统计类别中价格指数最高的。(35)根据马尔彻夫斯基的统计,19世纪40年代法国企业购买的棉花价格为1.41法郎/公斤,而英国仅需支付0.65法郎/公斤;法国企业购买生铁的均价为190法郎/吨,而英国为75法郎/吨,铁的价格在法国为345法郎/吨,而英国仅为200法郎/吨。到了50年代,两国工业原料的价格差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拉越大。法国的生铁价格为174法郎/吨,英国仅为49.69法郎/吨;铁在法国的价格为252法郎/吨,而英国仅为137法郎/吨。(36)总之,高昂的原材料成本对法国工业的打击是致命的,法国的棉纺织业和冶铁业面对英国企业的竞争不堪一击。

  兰德斯认为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不仅中止了法国国内经济增长的态势,还切断了欧洲大陆与英国一度繁荣的贸易,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传入欧洲大陆的过程中受阻,这使法国企业更加难以为继。19世纪40年代,保护主义阵营以《工业箴言》(Moniteur Industriel)报为喉舌大打舆论战。1845-1848年间该报刊登的文章经常透露出一个信息:法国本土企业正面临严峻的困难,有的企业濒临破产,情况不容乐观。棉纺织品制造商多尔福斯(Dollfus)曾揭露一个事实:1846-1847年谷物危机发生期间,鲁昂的纺织企业以低于成本20%的价格将织物卖给阿尔萨斯的公司,这些公司将这些商品转手卖到德意志地区赚取利润。到了1848年,他们以低于成本30-40%的价格卖给阿尔萨斯的公司。(37)1846年,在上加龙省有30家公司倒闭,总资产为80万法郎,1847年宣布破产的企业数量达83家,总资产为100万法郎。在富裕的吉龙德地区(Gironde),1845年由于破产带来的负债达430万法郎,到了1846年达到450万法郎,1847年翻了两倍。(38)《经济学人》报统计的1848年的数据说明,这一年头6个月羊呢布、棉布和混合织物出口价格大大降低,导致出口商品的总价值比往年降低了约1300万法郎,这个数值是1846年总价值的30%。(39)根据兰德斯统计的1815-1850年西欧原棉消费量,法国在1847年(45191吨)出现严重衰退,一直到1850年(59273吨)都没能恢复到1846年(63952吨)的水平。(40)

  冶金业的产业划分比纺织业简单得多,决定这一产业发展潜力的是一国的煤、铁矿产资源的储藏和分布。法国的冶金业源于城镇的铸铁工场,较大规模的冶铁企业在较长的时期内仍采用原始的方法,以燃烧木炭的方法提炼矿石中的铁成份,因而勃艮第(Bourgogne)、(41)香槟(Champagne)、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尼韦奈(Nivernais)和多菲内地区(Dauphiné)的高炉多建在森林地带。(42)木炭的供应不仅供给弹性小,而且效能明显不足以与焦炭和煤竞争。但是由于大多企业主态度保守且融资能力有限,该产业技术革新进展缓慢,廉价的木炭长期被用来炼铁,新型燃料反遭排斥。根据吉尔的统计,1840年以木材为燃料炼成的生铁是270710吨,以焦炭炼成的只有70063吨;到了1847年,以木材为燃料炼成的生铁达339000吨,由于炼焦技术的提高和完善,以焦炭为燃料炼成的生铁总量提高到252000吨。(43)

  实际上,法国冶金企业开发新型燃料的过程可谓漫长而曲折。1781年路易十六听从英国焦炼技术发明者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1728-1808)的建议,在可能蕴藏着铁矿石的勒克雷佐(Le Creusot)建造鼓风机,进行焦炭法冶炼的尝试。来自洛林的弗朗索瓦·伊格纳斯·德·旺代尔(Franois Ignace de Wendel,1741-1795)为推广这一冶炼技术筹措资金,用他在英国学到的技术投入生产。然而由于缺乏启动资金和廉价原材料,他的宏图大志无法实现。1795年,他的自杀标志着法国冶铁业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但他的小儿子弗朗索瓦(Franois de Wendel,1778-1825)仍对父亲开创的事业念念不忘,他1802年回到梅斯开始收购曾属于家族的炼铁厂。由于父亲早逝,英式焦炭提炼技术未能传授给家族成员,弗朗索瓦只能重新摸索相关技术,甚至亲自前往英国,在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工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在阿扬日建立了鼓风炉,还从英国人那里引进最新的搅炼技术,高薪聘用英国技术工人。然而,这些尝试的最终结果是,旺代尔家族负债累累,面对铁产品价格下跌、新技术困难和到期的债务,弗朗索瓦一筹莫展。(44)1865年,家族第三代企业主夏尔·德·旺代尔(Charles de Wendel,1809-1870)建成自家的炼焦厂后,企业才真正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业务开始走上正轨。

  具体而言,以旺代尔家族为代表的法国冶金业遭遇的困难包括:一是法国仍未发现适合发展冶金业的煤和铁矿床;二是技术手段还停留在仿效英国的水平,在国内还未能开发出一套完整和系统的工序实现规模化生产;三是社会资本大多投入到收益稳定的地产,冶金业吸引到的资金相对较少;四是铁制品市场仅限于国内,体量仍然很小。(45)因此,法国的冶金企业从诞生起就发育不良。此外,大部分家族企业为确保自身优势,严守技术秘密,阻碍技术传播。为保证家族成员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企业多以自我融资(autofinancement)的方式获得资金,企业规模有限。

  总之,法国工业部门的危机并非短期内的突发现象。处于原工业状态的纺织业和冶金业延续了旧制度以来的生产模式,到了19世纪中叶仍然未有明显的改善。宏观经济史学家勒维·勒布瓦耶和马尔彻夫斯基一致认为法国工业并未如英国般出现“腾飞”(take-off),因为无论在纺织业还是冶金业都没有出现任何尖端部门。(46)在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政府中,维护旧式工业,倡导保护主义的阵营仍处于上风。弥补法国工业的缺陷,解决1846-1847年危机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不是一次政治革命就可以完成的。第二帝国时期,在1860年英法自由贸易协定(47)和殖民地市场的双重动力下,旧有的工厂制度逐渐被淘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在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强大的外需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工业整体的低迷才有缓和的迹象。

  四、铁路投机泡沫破灭

  一直以来,铁路事业投机泡沫破灭被视为引发1848年革命最重要的经济原因。然而,铁路投机泡沫的形成和破灭早在19世纪30年代已有端倪,1846-1847年铁路危机以更剧烈的方式爆发。在巴黎的证券市场,铁路股票的崩溃引发巴黎金融界和政界的强烈动荡。

  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本家开始仿效英国在全国范围内投资修建铁路,通过联合私人贷款、地方贷款和国家贷款等方式集资,旨在实现巨额的利润,但是这一愿景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打破。

  首先,自旧制度以来,法国政府就有意识地投入到交通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以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19世纪30年代,政府在这项事业中的参与程度更甚于以往。七月王朝商务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梯也尔的言论准确地概括了当时铁路建设的机制:政府作为协调者,国家培养的工程师配合政府,更高效地整合国家公共资源,同时更好地服务公众。由他们设计的路线和方案能避免私人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如果私人企业遵照工程师的规划筹集资金进行铁路干线的铺设,那么他们能避免风险,国家也能节省公共开支。(48)然而,在具体操作中,政府的干涉大大超过了梯也尔的设想。投入到铁路建设中的私人企业在融资时遭遇困难,还要面临较高的运营风险。为了降低失败的风险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政府开始以协调者的姿态介入,其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英国和美国政府。(49)1843年,长达120公里的阿维尼翁—马赛的铁路修筑权通过,总资本为2000万法郎,政府另外提供3200万法郎的资助,(50)其数额多于筹集到的私人资本。到了1848年革命前,政府对于铁路开发的干预程度有增无减。从1845年起,政府派警察监督私人开发商的业务,路桥部门的工程师不是为铁路工程提供咨询,而是指挥工程的开展。私人投资者对于政府事无巨细地干涉铁路建设的做法大为不满,他们将路桥部门视为权力部门,一种寡头政治,在铁路市场形成难以逾越的障碍。(51)投入资本的股东却对铁路修筑方案没有任何话语权,因此,一旦铁路建设过程中的花费超出预算,愤怒的股东马上要求撤资。

  其次,政府在铁路建设事业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对各种项目不加区分地资助和管理,也引起普遍不满。1842-1845年,政府对体量不一的铁路公司一视同仁,制定划一的标准,毫无区别地批核铁路权;北方铁路公司(Chemin de Fer du Nord)和白约讷铁路公司(Chemin de Fer de Bayonne)两个规模和体量悬殊的公司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同样的奖励和补助。(52)此外,政府对所有获得铁路建设特许权的公司开出的条件十分严苛,公司提交申请时必须支付押金,遵守工期,定期核查工程计划是否符合之前的约定,实行投标制,等等。(53)投资者多有怨言,连参与工程的国家工程师也呼吁政府放松这种苛刻的管理体制。

  最后,从产业结构的完整性来看,冶金业是蒸汽机和火车机车制造的支撑性产业,但如前文所述,法国冶金业从诞生之初就发育不良。1781年,工业家佩里埃(Claude-Nicolas Périer,1742-1801)曾向瓦特购买蒸汽机,但是一直未能掌握批量生产这一动力机器的技术和手段,其中冶金业的低迷和落后是其主因。随着复辟王朝时期专业技术学校的建立,冶金和机器制造技术的培训开始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虽然该产业的生产效能相较于旧制度和第一帝国时期有显著提升,但国内煤铁资源匮乏仍是企业家和工程师无法克服的硬伤。原材料补给不足已经成为炼铁厂的噩梦,自1845年起,人们可以预见严重的困难甚至是危机的发生。(54)

  1846-1847年铁路投机泡沫最终破灭,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信用被普遍认可的政府视铁路建设为公共事业,而私人企业或投资者则视之为商业盈利活动,二者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偏差和矛盾。政府对于铁路建造费用的估算过低,致使大多数铁路公司在投产过程中入不敷出的现象十分普遍,但政府仍不断加重铁路建造方的负担。如1845年7月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铁路开发商承担更多义务,甚至要求他们承担铁路围栏的开支。(55)政府对于铁路开发的干涉与投机者希望借此事业获利的初衷不符,政府、铁路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矛盾加深。1848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革命又耽误了政府铁路事业补助金的发放,导致铁路工程暂停,引发更大的隐患。

  其次,1847年法兰西银行面对低迷的经济形势,将基准利率调至5%的最高值,外省企业几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工商企业融资环境恶劣,融资成本大幅上升。1847年6月25日的《工业箴言》报揭露了狂热投机形势下蕴藏的危机:巨额资本涌向铁路项目,其他制造业获得资本的成本更高,而且消费者购买工业品的数量减少……这种无序的投机使工业受到双重打击。(56)奥哈斯·萨伊(Horace Say,1794-1860)(57)和克莱蒙·茹格拉尔(Clément Juglar,1819-1905)(58)等19世纪经济学家在论著中都曾关注信贷紧张引发的种种问题。当代计量史学家贝尔热和斯伯瑞指出,法国铁路在国有化的过程中,由于谷物危机导致国家财政的紧张,最终迫使政府放弃了铁路投资方案。(59)时至1845年,已建成的866公里铁路共花费2.86亿法郎,每公里造价高达33万法郎。(60)公众意识到每公里铁路的造价大大超出政府公布的25万法郎,这一事业的高风险性成为共识。当投资者对铁路的盈利预期转向负面,极度依赖资本投入的铁路事业就岌岌可危了。

  最后,大部分铁路公司都以联合股份制(61)形式创办,除了通过公司股东筹集资本以外,这些公司还在证券交易市场募集资金。证券交易市场极容易受到局势波动的影响,一旦股价下跌,对于铁路公司和投资者而言将会是灾难性的冲击。果然,危机爆发后,资本迅速抽身离场,国家财政和社会资本损失惨重。如实力最雄厚的北方铁路公司(罗斯柴尔德银行是主要股东),发行股票时股价为400法郎,于1845年9月22日达到845法郎的高值,但是到了1847年9月30日降至发行价以下的329法郎。圣日耳曼公司的股价从800法郎跌至340法郎。(62)里昂—圣蒂提安铁路的股价在1844年为5000法郎,1845年升至8000法郎,(63)到了1846年该公司将每股股价调整为500法郎。(64)股票下跌使许多铁路公司面临资金流断裂、债务到期的危机。1847年,铁路事业被投资者抛弃,里昂-阿维尼翁(Lyon-Avignon)、波尔多-塞特(Bordeau-Cette)、方普—哈兹布鲁克(Fampoux-Hazebrouck)公司相继放弃修路权,巴黎-里昂公司(Paris-Lyon)中止工程并接受收购。(65)

  总之,1845年法国出现狂热的铁路事业投机潮,但是七月王朝政府并未及时作出干预,最终导致金融领域的大量资金流向铁路事业,工商业悬而未解的融资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法兰西银行作为政府调节金融市场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机构,不但面对农业危机引发的信贷荒束手无策,而且无法为铁路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这种长期存在的失衡现象,由农业危机“引爆”,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信贷收紧和证券交易市场崩溃,政府威信也跌至低谷。

  五、结语

  1848年革命是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的一次政治动荡,关于这次革命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危机与革命活动的地理分布大致吻合,政治制度与革命活动的发生并无直接联系,但革命爆发的形式受到政权性质的影响显著,也就是说如果革命爆发时,国家政权是压迫型的,那么革命会以更为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66)逐渐转向专制的七月王朝政府,对于工业领域暴露出来的缺陷无动于衷,制定损害铁路投资者利益的严苛政策,危机爆发时无力解决资本紧缺的问题。反政府的运动就以更暴力的方式——革命表现出来。

  1846-1847年法国的经济危机仍未完全脱离拉布鲁斯界定的“旧制度”危机(crise d’ancien régime)模式,与生计物资短缺有关。但是,工业的结构性危机和铁路事业的困局造成的负面影响甚于谷物歉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由于企业融资手段的缺乏和政府财政政策的失灵,经济失衡的状态未能得到改善,导致危机爆发。农民、工人和投资者损失惨重,无一幸免。这些阶层构成了革命的主力。

  实际上,经济形势的恶化与政治革命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1848年革命爆发前期、中期和后期,法国工业一直无法突破旧式的以人力为主要劳动力的落后状态,旧式企业的大量存在阻碍了技术的革新和廉价原材料的获得,无法突破原工业状态,向现代工业转型。面对经济困难,不同立场的政治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解决经济问题是当时的政治家获得政治话语权的手段而非目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事实证明,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政府未能突破当时的工业困局。相对于通过辩论获得议会大多数支持,甚至发动政变改朝换代,推动经济制度变革、产业换代和技术革新的任务则艰巨得多。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开拓殖民地,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整合新式银行,建立自上而下的中央银行制度,有序地开展铁路事业,满足了新经济形势下的一些诉求。

  注释:

  ①欧美学界对于该次危机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将经济危机置于长时段的维度进行考察,与法国政治制度的流变结合进行探讨的论著尚缺。论及这次经济危机的史学家包括:拉布鲁斯强调了这次危机是“混合危机”的类型,既有旧制度危机的特征又具备新式经济危机的特点,他认为经济的困难是政府成为社会各阶层责难的对象,最终引发革命(Ernest Labrousse,“1848-1830-1789:Comment naissent les révolutions”,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Paris,1948);哥德肖通过细致地爬梳1846-1847年法国西南地区的危机论证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是导致1848年革命的“罪魁祸首”(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Tome 16,1954);洛利则认为1848年革命并非饥馑导致,也不是财政政策的疏忽所致。革命爆发时,正是法国银行业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银行的破产、证券市场的崩盘和国库的空虚导致工业危机和农业困难(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1848.Révolution et mutations au XIXe siècle,No.2,1986);贝尔热和斯伯瑞统计和对比了这一时期英国、法国、普鲁士和瑞典等国的谷物价格和制造业增长率,认为经济的困境是促使革命爆发的主因,而非各种政治思想的博弈(Helge Berger and Mark Spoerer,“Economic cris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1,Vol.61,No.2).

  ②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Coll.“Que sais-je?”,Paris:PUF,1962,p.113.

  ③Betrand Gille,“Les crises vues par la press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1815-1848)”,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T.11,1964,p.22.

  ④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New York:Routledge,2003,p.33.

  ⑤根据《1808年5月18日敕令》,银行的最高利率不得超过5%。参见:Recueil des lois et statuts relatifs à la Banque de France depuis 1800,Paris:Frère Plon,1851,p.47.

  ⑥Banque de France,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actionnaires du 25 janvier 1849,pp.9-10.

  ⑦Carole Christen,“La crise des Caisses d’épargne franaise en 1848”,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Tome 16,janvier 1998,p.60.

  ⑧Carole Christen,“La crise des Caisses d’épargne franaise en 1848”,p.63.

  ⑨Carole Christen,“La crise des Caisses d’épargne franaise en 1848”,p.73.

  ⑩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p.115.

  (11)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aris:Cours de Sorbonne,C.D.U.,1948,p.184.

  (12)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38.

  (13)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170.

  (14)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174.

  (15)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p.119.

  (16)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p.117.

  (17)Histoire de cinq mois,depuis l’ouverture de la chambre 1847,jusqu’aux événements de juin 1848,Paris:Garnier,1849,pp.26-27.

  (18)Emmanuel Le R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Paris:Flammarion,1967,p.358.

  (19)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1848.Révolution et Mutations au XIXe siècle,No.2,1986,p.82.

  (20)Emmanuel Le R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p.376.

  (21)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p.95-96.

  (22)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p.95-96.

  (23)Paul Thureau-Dangin,Histoir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Tome 7,Paris:Plon,1892,p.26.

  (24)Emmanuel Le R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pp.372-373.

  (25)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96.

  (26)Paul Thureau-Dangin,Histoir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p.26.

  (27)Ernest Labrousse,Le prix du froment au temps de la monnaie stable(1726-1913),Paris:S.E.V.P.E.N,1970,p.10.

  (28)Ernest Labrousse,Le prix du froment au temps de la monnaie stable(1726-1913),p.18.

  (29)Ernest Labrousse,Le prix du froment au temps de la monnaie stable(1726-1913),p.18.

  (30)Michel Chevalier,“Des forces alimentaires des états et de la crise actuelle”,Revue des Deux Mondes,Tome 18,1847.

  (31)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p.84.

  (32)Nadine Vivier,“Pour un réexamen des crises économiques au XIXème siècle en France”,Histoire & mesure XXVI-1,2011,p.143.

  (33)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p.83.

  (34)[英]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册,徐强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

  (35)[英]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册,徐强等译,第339页。

  (36)Jean Marczewski,“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aise de 1789à 1913(Comparaison avec la Grande-Bretagne)”,Paris:Institut de Scicence économique appliquée,1965,p.XXIII.

  (37)Alphonse Thiers,Discours de M.Thiers sur le régime commercial de la France,Préface,Paris:Plon,1851,p.XXXIII.

  (38)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100.

  (39)L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15 juillet 1848,No.84,p.447.

  (40)David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p.165.

  (41)Pierre Lévêque,Une societe provinciale:la Bourgogne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Paris: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83,p.194.

  (42)David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p.226.

  (43)Bertrand Gille,La sidérurgie franaise au XIX siècle,Genève:Droz,1968,p.55.

  (44)[美]哈罗德·詹姆斯:《家族企业》,暴永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5-25页。

  (45)Bertrand Gille,La sidérurgie franaise au XIX siècle,p.48.

  (46)Maurice Lévy-Leboyer,“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résultats préliminaires”,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23[e] année,No.4,1968,p.788.

  (47)又名“柯布登—舍瓦里耶条约”(Traité Cobden-Chevalier).

  (48)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le 25 mai,1833,p.7.

  (49)Frank Dobbin,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The United-States,Britain,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96.

  (50)“Revue des travaux public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5,1845,p.64.

  (51)Yves Leclercq,Le réseau impossible:la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grandes compagnies ferroviaires et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n France,1820-1852,Genère:Droz,1987,p.70.

  (52)“Revue des travaux public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5,1845,p.63.

  (53)Yves Leclercq,Le réseau impossible:la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grandes compagnies ferroviaires et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n France,1820-1852,p.68.

  (54)Bertrand Gille,La sidérurgie franaise au XIX siècle,p.57.

  (55)Franois Caron,Histoire des chemins de fer en France,Tome 1,1740-1883,p.194.

  (56)Yves Leclercq,Le réseau impossible:la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grandes compagnies ferroviaires et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n France,1820-1852,pp.195-196.

  (57)“La crise financière et commerciale”,Journal des économistes,avril 1848,pp.3-15.

  (58)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leur retour periodique en France,en Angleterre,et aux Etats-Uni,Paris:Guillaumin,1862.

  (59)Helge Berger and Mark Spoerer,“Economic cris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p.306.

  (60)“Les chemins de fer et les voies navigable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2,1845,p.175.

  (61)联合股份公司是一种服务于特定目标的资本联合方式,这种目标一般体现在公司名称之中,它还衍生出整个企业的各种活动目的。它的资本以具有名义价值的股票来代表。在法国,政府对这类公司的成立在管理方面的特点是,成立受到政府的控制,并且政府对它的经营与财务活动的监督极为频繁。参见[英]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册,徐强等译,第439页。

  (62)Franois Caron,Histoire des chemins de fer en France,Tome 1,1740-1883,p.195.

  (63)“Les chemins de fer et les voies navigable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2,1845,p.175.

  (64)Compte-rendu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u 20 juin 1846,Compagnie du Chemin de Fer de Saint-Etienne à Lyon,Exercice 18461 er semestre,Paris:Siège de la Société et Caisse centrale,1846,p.33.

  (65)Franois Caron,Histoire des chemins de fer en France,Tome 1,1740-1883,p.198.

  (66)Helge Berger and Mark Spoerer,“Economic cris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1,Vol.61,No.2,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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