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希罗多德之东传，始于20世纪初，然直至中国新时期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十年尤甚。新世纪以降，中国的希罗多德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其传世之作《历史》的新译与重译，追求词义的精准；在多重视野下，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置其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求史学的真谛等，在反思与重建中，充分展示出希罗多德的东方形象，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特色。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的希罗多德及其史学探究必将随着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而不断前行。

　　【关 键 词】希罗多德/《历史》/词义阐述/多重视野/历史语境

　　【作者简介】张广智(1939—)，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世界文化史。

　　在西方，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的名字是和历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传世之作《历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自罗马时代西塞罗称其为“史学之父”之后，这个美名就一直在西方沿用了下来。

　　其实，对希罗多德的史学，仍是褒贬不一的。大体说来，在古代，贬多于褒，至近世，情况才为之一变，直至18世纪“回到希罗多德”之声随理性主义史学思潮而风行。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希罗多德史学日众，出现了各派争雄，诸说纷起的史学景观。在此不容赘说。

　　以此反观中国学界，新世纪以来亦成就出众，给这位西方“史学之父”涂上了浓重的“东方形象”，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本文侧重探讨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但笔者还是要作一点回溯，作一点历史的铺垫，这是必须的。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对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中国史，亦是如此。

　　有史料证明，早在20世纪初就有文介绍过希罗多德①。周作人在1918年问世的《欧洲文学史》中，对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西方古典史家留下笔墨。20年代初，李大钊在《史学要论》及演讲中也屡屡提到希罗多德。1929年，陈训慈刊发《希腊四大史家小传》，其文曰：“希罗多德氏著《史记》九卷，荡涤旧识，自树新帜，希腊史学自兹始昌。”[1]30至40年代，在我国学者编纂的关于史学概论之类书籍中，希罗多德多有涉及，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常乃德的《历史哲学论丛》、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等书。综观这一阶段关于希罗多德的介绍，仍是简要的、不全面的，遑论作出深入的探索与具体的研究了。

　　5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总体来说，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完全被冷落，其引进也是在“夹缝”中求生。所幸在困难的条件下，西方古典史学名著的翻译仍蹒跚前行，1959年出版了王以铸翻译的希罗多德《历史》的首部中译本。此时，笔者已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就学，在校图书馆开架书库内第一次读到了这部名闻遐迩的西方史学名著，初步领略了古希腊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风采。从此时刊发的犹如寥若晨星的相关文章②，也会留下国人关于希罗多德史学的蛛丝马迹，但集中与专门的论述尚付阙如。

　　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伴随中国“科学的春天”的来临，也乘着这和煦的春风，蔚然成气候。80年代伊始，郭圣铭率先发表《古希腊的史学遗产》一文，文中对希罗多德及其所著《历史》多有评述，这位前辈历史学家的大作，揭开了中国新时期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序幕。

　　接着，1981年出版了张广智的《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③，又于是年发表了《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一文。顺便提及，张广智也就由撰写希罗多德一书一文的个案为突破口，自此出发，开始了他个人学术生涯中悠长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张广智在上述一书一文中，除论述希罗多德的史学贡献外，还提到要把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作比较，指出：“如果对这两位史学巨人做一番比较研究，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史学发展的规律性。”此后竟引出了不少相关作品，比如有：林青、蒋颖贤的《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杨俊明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之比较研究》、阎崇东的《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房晓红的《中西“史学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凌峰的《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等文。此外，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一书，在“东方与西方”这一节中，作者对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也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仅仅包含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科学的因素，而司马迁的《史记》却奠定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也奠定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的基础。”[2]

　　据知，这一工作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中，有不少学术成果面世。比如邓嗣禹的论文《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之比较》，从两者的时代背景与传记、撰史的动机与目的、史书之组织与范围、史学方法与史观、优点与劣点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比较。以比较史学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家杜维运在《比较史学的困境》一文中，说希罗多德史学与司马迁史学作比较是一种“附会”[3]，因为两者史学成就相差悬殊，称司马迁“在史学成就上，远超过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4]。不过，杜氏之说，充满了悖论，倘未对两人作过实质性的比较研究，怎能得出两人史学成就极为悬殊的结论。在我看来，存疑的应当是杜先生的“附会说”，而不是他后来的实践，即他对两者曾进行过的实质性比较。此外，侨居巴黎的左景权已出版《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法文版)，此书尚未见闻，恐难以评说。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从80年代初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到最近问世的于沛等人合著的《西方史学史》，在中国新时期出版20多本通贯性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中，都会在叙述西方史学的源头时提到希罗多德，各有轻重，也各有特色，在此不再逐一评说了。

　　总括以上所述，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20世纪前期还说不上有什么成绩；五六十年代成果亦微，直至中国新时期，才发出了中国学人的东方声音。不过，迄至20世纪末，这种“研究”，就总体而言，还缺乏深度，对希罗多德史学底蕴的揭示。还欠功力，比如一个很显著的方面，即在八九十年代一度热闹的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平面的、形式上的对比，此后也就日渐冷落了。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深化，需要耐心，更需要足够的时间。然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后来者，并疏通与撑起后继者的研究，并成了后人新的出发点。没有传承，何来创新，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史，也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