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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给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冲击和影响，研究农民工返乡原因、进城经历对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以及他们返乡后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新时期进城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动因

　　农村相对落后的教育设施和闭塞的教育环境，使进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低度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大量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文化技术水平需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从事最脏、最累、最差的工作，这些工作又限制了他们学习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的能力和机会。一旦出现经济危机，企业裁员、倒闭、转产或者搬迁，都会使大量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再就业发生困难，进而生活无着落，只能转战其他城市或者返回农村以求生存。

　　进城农民工自身不但面临现代化人力资本的匮乏，而且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极其不利。“一国两策”的政策体制，使他们虽然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但是身份仍是农民，无法享受城市的市民待遇，甚至受到政府部门乃至普通市民的歧视和排斥。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除偶尔和城市老乡交往以外，主要交往对象就是吃住在一起的工友，很少与外人接触，和城市市民交朋友的几率较低。独立的个体或者同质性较强的低层次弱势群体的聚集，使农民工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生存压力增大，情感缺失，精神孤独使一大批农民工返回相对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家乡寻求温暖。

　　当然，并非所有返乡农民工都是被城市“推”回家乡的，还有一部分是农村“拉”的结果。2006年，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粮食补贴的发放，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农业收入相比之下有所提升。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农村生产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农村居住环境大大改善。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深化，农村非农就业机会逐渐增多，一些返乡农民工能够利用在城市打工积累的资金和技术返乡创业、发财致富，觉得没有必要在城市仰人鼻息，从而有了由发达城市向农村的“回流”。

　　进城经历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其决定了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及劳动能力，进而对经济生产产生影响。按照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大致可以定义为个体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借以实现个体或者群体目标的所有社会资源的总称。其中，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当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培训等形成知识和技能，但这些知识和技能能否得到充分应用和优化，很大程度上受社会资本提供的“场域”的制约和影响;个体人力资本通过社会资本的纽带整合凝聚为总体人力资本，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的资源总量，使“场域”能量发生变化，进而又反作用于人力资本。

　　进城打工的经历，深深改变了一些农民的资本结构。与那些从未进过城市的农村居民相比，在城市工作或者生活的时间越长，返乡农民身上具有的“城市化”色彩越浓。进城打工对于农民工力资本的提升也很明显，有些学者将城市比作对农民工进行再教育的社会“大学校”。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但获得了较务农收入更高的经济收入，为以后返乡创业积累了经济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自身现代化生产、经营、管理、交际知识的丰富，以及对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认识和了解，使他们成为农村中“见过世面的人”，视野比较宽广，能够及时识别市场中存在的机会，抓住机会率先脱贫致富。

　　然而，并非每个打工者在城市都能获得返乡后创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农民工多分布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技术含量较低，因为本身文化程度低又缺乏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因而造成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一方面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家政服务、环境卫生等领域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却对农民工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教育实行一系列的歧视性政策，堵塞了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渠道。这使得他们在城市交往和遇到困难时求助的对象主要是同乡、朋友等具有同质性的弱势群体，即使这样的弱势群体也缺乏一个团结的、规范化、制度化运营的维权组织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返乡农民工面临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困境

　　2008年农民工返乡潮爆发以后，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基层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文件，采取了积极措施帮助返乡农民工重新就业或者在家乡创业。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从培训主体上，政府角色扮演不当。实施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仍然沿用以往全能型政府职能定位，做了一些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更有一些行政机关在自己主导的培训中弄虚作假，贪污、挪用培训农民款。

　　其次，在培训内容上，脱离企业和返乡农民工实际。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培训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双重需要，因此，培训内容选择上必须根据企业和返乡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做出。在返乡农民工培训过程中，多地出现千篇一律、照本宣科、课堂灌输式培训模式，呆板枯燥，缺乏吸引力。并且，在培训内容的选择上，过于偏重实用型短期职业技能的介绍和应用，缺乏对返乡农民工合作意识、合作能力的培养。

　　最后，在互助网络上，人际合作链条短缺。对比较成功的打工者来说，在家乡创业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创业圈子仍然集中于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形式，在正规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这样的家族血缘式管理模式在经济纠纷面前，只能导致摩擦增多、亲情破裂。一些农民工原有的土地多交由乡邻代耕，其返乡后提出收回土地的要求，给这些代耕农民造成了极大损失，因为土地流转所导致的矛盾纠纷不断上升，人际关系日益紧张，原来传统地缘、血缘所支撑的社会互助网络有发生断裂的危险。

　　政府治理的革新之道

　　返乡农民工对于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安定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政府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必须具备宏观的思维和视角，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的被动式治理方式。

　　首先，必须具有“大历史”的视角，将农民工问题放在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中通盘考虑。当前，解决中国大量农民进城与返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只能一方面合理安排城市布局，适当发展中小城市，避免大量乡村人口过度涌向大城市;同时对城市拥有固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改变身份歧视，纳入市民常规管理;更重要的是，加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于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扶植支持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实现返乡农民非农化，就地实现乡村都市化。

　　其次，加大国家整体民主制度建设力度，实现农民工参政议政的平等参与权。返乡后的农民工无论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还是社会资本的积聚，都离不开民主法制建设。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民主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只有在民主发展水平比较高、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能显著地促进政府治理绩效的提高。而且，民主制度建设得越完善、越充分，社会资本对治理的正面促进作用就越大。因此，对于一个民主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要想依靠社会资本来帮助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或治理水平，应该先加强民主制度建设。

　　最后，在城乡积极探索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渠道，打造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网络平台。在城市，完善农民工就业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企业内部推进民主管理，提升农民工自组织能力，培植、规范农民工维权组织，加大农民工对于政府、中介组织等制度资本的信任，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政府、民间组织、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互惠和信任程度，培育积极的现代资本，为进城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塑造温馨和谐的外部环境。在农村，积极探索建设、完善农民自组织的新途径、新方法，继承并超越传统的家庭、宗族、邻里等组织形式，探索建立以自由契约和平等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文化合作组织，整合返乡农民工中的各类人才，加强互助合作，把有技术、有能力、有意愿返乡的农民工通过民主选举纳入体制内精英，解决当前农村因人才外流导致的治理困境，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社科部讲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助教;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RS-201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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