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现象

　　１分工

　　一个社会有机体包含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在文明史前的社会，即人们普遍称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水平的极端低下，社会成员之间还没有可能分化出阶级来，但那时的社会成员就总的方面来说是不自由的，当时的氏族制度也未必象恩格斯所说的是一种＂美妙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１１页）．直到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社会成员才开始了分化，出现了阶级．这种阶级分化，不但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思考．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了＂阶级＂这一概念．近代思想家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１７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则提出了具有较为科学和完备的阶级论．马克思与恩格斯揭示这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某种合理性，这就是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为社会分工所需要．一部分社会成员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直接创造精神财富，唯此，社会才能发展，直至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涌现，基本能以满足社会成员各方面需要为止．由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较低，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较高，显示出了社会不平等，前者常被称为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后者常被称为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但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这两种劳动均不可少，都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不能象流行多年的说法那样，所谓只有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才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特别是被称为剥削阶级的人，则不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谈到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起初都是＂生机勃勃＂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原已存在的不平等关系的消极性才逐渐显示出来，并首先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所感受到．当然，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中，也会出现少数关注人的自由，关注人性善的人，特别是一些具有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呼吁，呐喊．这时，社会就要发生动荡，以至社会变革即将到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时代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的这种历程，只有到了无阶级社会，即马克思与恩格斯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结束．到了那个时代，即人人自由的时代，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存在，不过会与以往社会有别罢了．可见，不应当从道德义愤出发，把阶级社会的出现视为人类社会历程中的＂离轨＂事件，把剥削阶级视为＂异类＂或＂怪物＂，而应将其出现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分工的结果．不可否认，在任何阶级中都会出现一些反社会分子和道德败坏分子，这些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如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中，就会出现一批游手好闲分子，专门在那里消耗、浪费社会财富，甚至横征暴敛，鱼肉百性，欺压乡里，贪污腐化．在被统治阶级或被剥削阶级中，就会出现一批好吃懒作分子，常为一己之利而任意妄为，甚至欺男霸女，打家劫舍，破坏财物，杀人放火．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常常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特别是地方政权的保护．在该国家政权没落之时，这种现象又常常普遍起来，革命往往就在这时发生了．不过，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无论奴隶起义还是农民起义，其革命性都是有限的，都是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普列哈诺夫在谈到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时，说它即使胜利了，也无非是起义领袖人物自己成了奴隶主．斯大林在谈到十八世俄国普加乔夫起义时，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希望有个好皇帝．难怪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成了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工具，只多不过是新王朝的初期，对农民的压迫缓和一些而已．毛泽东曾批判＜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反了皇帝，结果又如何呢？顶多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皇帝而已．问题的根本在于恩格斯所讲的这样一个道理：＂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２新阶级

　　中国当前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是否存在着阶级呢？主流政治言说称＂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这话是不错的．但在理解和解释时，却经常陷入＂过去时＂和＂异国地＂，例如把敌对阶级说成是＂地富反坏＂和＂外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或力量很小，或敌对活动很少，因而不必看得过于严重，避免重犯左倾错误．这种理解和解释，忽略了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即中国的＂现代时＂．其实，中国当今社会的阶级现象和阶级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已经出现了新阶级．在主流政治言说中，不提新的阶级，而提新的社会阶层，从当前策略和历史教训上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无视，更不能否定这样的基本事实：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一批雇佣众多工人的私营企业家，同被雇佣的广大工人并存，一批发财致富的私有者，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并存！这些企业家同工人的关系，就是过去称谓的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亦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据＜远东经济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报道，内地拥有资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资产）超过５千万元的有２．７万人，超过１亿元的有３千２百人．又据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至２０１０年，全国拥有１千万元资产的约为９６万人，而其中拥有１亿元以上资产的约为６万人．尽人皆知，中国的党和政府近些年来在消除贫困人口，改善和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条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上，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明显成果，但问题仍没有明显改观．在一些大城市中，人们仍然不难发现＂富人区＂同＂穷人区＂的明显差别．还应指出的是，马克思当年曾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００页）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众多的官吏在事实上已在人民公仆的岗位上异化了，他们的收入（包括人们熟知的＂灰色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据２００６年４月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的调查显示：中国党政干部的年均收入大体上是当地城市人口年均收入的８－２５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２５倍以上．某市地厅级干部平均占有的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２５０年的工资，而该市的省级干部平均占有的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３００年的工资．这种情况，是与人们随处可见的那些＂说了算＂的党政干部乐于并善于同那些富翁＂交朋友＂、＂共赴宴＂、＂同娱乐＂、＂共荣辱＂，以便＂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更是与大规模的行贿受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直接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在对比社会主义中国党政干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的廉洁自律状况时，指明前者在总体上不如后者，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对此，主流政治言说常常是沉默不语，更不去研究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当然，今天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搞什么定阶级、划成分一类蠢事，更不能象左倾错误泛滥年代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把毛泽东那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错误提法拿来当做打人的棍子，到处挥舞．而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逐步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富人与穷人，官吏与平民之间的经济、政治以致社会地位上的重大不平等的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３阶级观点

　　阶级现象是阶级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吗？未必！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些社会现象比阶级现象更重要．以民族问题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地、纷纷地建立起国家政权和民族政权，管辖着一定的地区和人口．这就出现了国家或民族之间，特别是相临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或民族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既有在交往中的互惠，从而建立起友善、亲密的关系，又有在交往中的冲突，从而出现仇恨、战争的关系．当然，随着一国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一趋势的出现和加强，从总的方面看，各国家或民族的共同利益会凸显出来．由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使之常常制约着其它问题．在古代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常常掩盖着或减弱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现代史上，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阶级矛盾多会降至缓和的境地，这也正是一些政治家常用加剧对外矛盾来转移国内视线的原因所在．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当代一些国家发生领土、领海或边界纠纷时，大体说来，本国的各种政治派别乃至不同的阶级，都几乎一致支持或要求本国政府维护本国的利益，按本国的＂理解＂，来划定界限．毛泽东当年断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是缺乏根据的，是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依据之一．宗教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显出了复杂性，它常常是同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同某一阶级的观念相联系．教徒们常常为宗教信仰而狂热地进行殊死搏斗，而不顾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和其它．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尤其是现代，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最为关注的，常常比对自己做为特定阶级的地位更为关心，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归根结底对自己总是有利的．美国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各个阶级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就政治斗争来说，也未必都与阶级斗争有关．例如美国两大政党在总统竞选期间所展开的斗争，几乎是全民都关注的大事，但是无论是布什当了总统，还是奥巴马当了总统，都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解释．当年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针对封建贵族与资产者之间权力斗争的关系说：＂如果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里夺得一点权力，人们自然就会问，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当从广泛的人文主义立场来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６８５页）这段话，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的编辑们说成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发表该文时做了篡改．但编辑们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只是猜测为＂可能＂，这表明当年俄国的编辑们受机械阶级论影响的深重．这种影响，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相当深重的，甚至更为深重．至今，人们还不时地感受到这种影响．无疑，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用阶级观点观察一些阶级现象是必要的，但不能将此夸大和绝对化．连著名的阶级斗争论者列宁也说过：＂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么他们（指群众――引者）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列宁全集第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３页）现时代，没有那位严肃的政治家动辄思考和谈论某国领导人属于那个阶级，代表那个阶级说话，为那个阶级办事．难怪属于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总理，在１９７０年到波兰去，跪在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坟墓前做祈祷，代表德意志民族表示忏悔，而他本人当年也遭到过纳粹分子的迫害！

　　（二）斗争与合作

　　１斗争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而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即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６６页）阶级对立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社会虽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却在这统一体中含有分裂的因素．阶级社会中的不同阶级，由于不同的阶级地位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需求，而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又必然反映到政治观点和精神生活中的某种＂内在的分裂＂上来．这种分裂，就表现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阶级斗争之中，特别是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斗争，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甚至会决定着社会生活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斗争的性质和面貌，并使之融会到阶级斗争的大潮中去．恩格斯形容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１０页）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不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中的斗争，就连亲友、家庭的某些争执，也都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这时的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时的国家政权，突出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例如资产阶级就曾利用国家机关镇压过工人阶级的反抗．而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斗争，也与阶级斗争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法律的阶级性也凸显出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鲜明体现．就是民主和人权，也带上了某种程度上的阶级性．这时，道德上的阶级分野也表现了出来．在理论领域中，象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中的某些重要观点，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阶级性．连自古以来就在传播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教育领域，也会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所．文艺这种在美学娱悦中陶冶情操的文化品类，也不能完全中立了，革命阶级的文艺，会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０５页）本来，人们在观察极其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时，可以设定多种视角，做出多种陈述，以揭示出某种规律性．阶级视角，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正是对于这一视角，表现出了特别的爱好，这是与它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直接相关的．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简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６５３页）在当代中国，如果人们不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剥削阶级做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判断上，而认真研究近三十余年间所出现的变化，就会看到阶级分野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人们不难发现，私营企业的雇主与雇员，众多国有企业的官吏与广大职工的对立和斗争是普遍存在的．而国家机关的一些官僚主义者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广大工人农民的对立斗争，也是存在的．近几年来，频发的＂群体事件＂，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为上述矛盾，不能轻率地把＂群体事件＂说成是产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但从阶级视角来进行观察，深入地分析研究各阶级、阶层、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状况――要知道富人和穷人，官吏与百姓的社会心理是不同的――，得出必要的科学结论，以便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仍是重要的．

　　２合作

　　但是，这种斗争并不绝对排斥合作，例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由于在同一时代和国度中生活，就必然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思想，这就有合作的必要和可能．在国内自然灾害危及全社会成员的健康或生存时，不同的阶级会同心协力去预防和治理．当外国侵略者危害本国的独立或主权时，不同的阶级会同仇敌忾地投入到反侵略的斗争中去．人们有时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进行侵略活动的国家的被统治阶级，赞同或支持统治阶级的侵略行为，以从中得到某种好处．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侵略政策，就多保持沉默，这在两次中英雅片战争中即表现了出来．恩格斯对此曾愤慨地说过，英国工人普遍被英国资本家从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所腐蚀，＂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３４页）当时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对俄国的贵族资产阶级政府的侵略政策，也大体如此，这从波兰问题上即可看出．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曾愤慨地批评了＂俄国人民充当了沙皇镇压波兰自由的刽子手＂．（列宁全集第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３页）在三十年代初，德国工人中的多数同资产者一起，投票赞成和支持了法西斯纳粹党，充当了希特勒疯狂侵略的工具，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此时的日本法西斯政府，也得到了包括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内的，几乎是＂举国一致＂的拥护．对立阶级之间的这种合作，是与不同阶级之间具有相通的或共同的人性直接相关的．当人们认真研究不同的人群在思想认识、道德规范、情感意志乃至政治法律观点时，不难发现，各个阶级之间的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就是它们能以合作的基础．在人类认识活动中，不论是那个阶级的成员，都具有认识事物的共同的心理机制，遵循着共同的认识规律．在自然科学史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为各阶级都承认了的，并在生产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地应用．在社会科学史上，＜孙子兵法＞所揭示的战争规律，亚当o斯密和李嘉图所揭示的价值规律，也是各阶级都承认了的，并在战争中或商品生产中，进行了广泛地应用．在道德规范上，恩格斯曾明确地说过，在不同阶之间，＂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能认为被剥削阶级具有良好的道德，而剥削阶级则具有低下的道德，被剥削阶级中存在的恶劣道德，也是剥削阶级＂传染＂的结果．在情感和意志的价值取向上，对立阶级之间也有共性．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青山绿水，松间明月，清泉流石，柳暗花明，人人都会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乐在其中．对于包括山水画、人物画在内的优秀文艺作品，不同阶级的文化人乃至民众，都会赞赏和共鸣．对于催人向上，促人奋进的言行，具有不同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的人，都会加以推崇．当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尼克松在自己八十寿辰时说他＂决不回首，永远向前看．……人活着必须有所追求＂（广州＜羊城晚报＞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０页）时，有谁能说这种进取心不适用于所有阶级中的进步人士呢？＂意志坚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拿破仑、希特勒、撒切尔，与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同样具有的．在被认为是阶级性很强的政治法律观点，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对立阶级之间，也有共同之处，并非一个阶级拥护的，对立阶级就要反对．国家政权及其所制定的法律，虽然由于其维护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从而首先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但其又担负着广泛的社会公共职能，组织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和增进各阶级成员的福利事业，因而会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法，禁毒贩毒法，以及各种保护人权的法律，无疑得到了社会各阶级的支持．这也正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在战后几十年间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还可指出的是，在一种社会制度处于＂令人向往＂的时候，该制度会受到并非能立即获利的阶级的拥护，例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意识……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８页）

　　３非确定性

　　应当看到，在阶级区分和阶级关系上，存在着相对性和可变动性．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奴隶社会，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界限较为明显，但自由民内部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在封建社会，领主与农奴之间的界限较为明显，但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西欧大量移民涌进美洲大陆，并由东海岸向西部挺进，其阶级身份也模糊不定．对于政界人物的阶级身份，常常更难确定．马克思就曾把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总统林肯，说成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１页）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紧要关头曾表示，如果国民党的＂元老＂们拒绝联合共产党，他本人就要加入共产党，就是说，按传统提法，他就要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知道，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任何阶级的成员，在未能组织起来时都往往不曾意识到自已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属性，更难有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意识，例如＂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９页）．就是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人，也未必总能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讲话，因为＂单个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属的阶级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４４页），有时会出现＂某一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本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１页）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首脑格莱斯顿就曾在一定程度上替工人阶级说话，例如这位大臣就在议会的一次讲话中指责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页）马克思还揭露说，波拿巴时代的法国资产者，＂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０１页）资产阶级中间是如此，劳动者阶级中间也大同小异，因为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１页）不要说中国古代农民阶级内部的斗争如隋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的残酷性了，就是现代德国１９１９年柏林工人之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和中国１９６７年工人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也都表明了这一点．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一个阶级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在西欧中世纪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历史上，出现过贵族、资产者、国王这三种势力，在不同时期结成不同联盟之事：在英国爱德华四世和法国路易十一世的时期，国王与资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了贵族，在法国路易十四世的时期，国王联合贵族反对了资产者，在英国光荣革命的时期，资产者联合贵族反对了国王．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参与镇压革命的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竟能成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奥地利议会追认了１８４８年革命给农民带来的一些好处；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建立的波拿巴政权使法国的工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８４８年遭到英国资产阶级激烈反对的＂人民宪章＂后来成了那些＂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７５页）在１８５９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当奥地利侵略军占领伦巴第时，那里原来还能＂和平相处＂的地主贵族同农民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地主贵族反对奥军的侵略，而农民竟欢迎了这种侵略，因为奥军只向地主贵族缴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８８页）至于在欧洲的一些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阶级斗争中，一度参加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叛卖活动，更显出了阶级关系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一面．

　　（三）阶级与历史动力

　　１斗争与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中，一个重要的原理便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６０页），甚至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８９页）．这一原理，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认真考察的结果，又是继承了前此一些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结果．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些阶级，曾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指出了封建地主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关系，基佐等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些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发展，做过具体叙述．这些思想家都没有把阶级斗争视为一种历史的误会，或者视为一种怪物．但他们都没有得出阶级的存在是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结论，更没有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的伟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在勃兴的工人运动，不但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而且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正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样，他们既超越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基佐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又超越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普鲁东等经济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斗争动力论＂，已为他们在世时的几十年的历史所证实．尽管１８４８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了，但这场革命却进一步扫除了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开始孕育起来．在他们去世后的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几十年间，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科技文教迅速提高，改变了流行于当时欧美的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中关于＂俄国落后＂的偏见，成为四十年代进步人类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能以确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叶，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几十年的前进道路上，新中国的领导者尽管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毕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环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史，人们有理由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原理是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即使在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人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应当看到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苏黎士三人团＂否定阶级斗争作用的某种合理性，以及列宁在战争（一战）和革命到来时批判伯恩斯坦＂阶级调和论＂的某种必要性．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示威，具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性质．对于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推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推行反动政策时，默不作声，无所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能有今天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以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吗？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的新分化，对于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对于腐败行径的横行肆虐，如果没有底层群众的维权斗争，没有正义的群体依法行动起来向非正义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是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当然，不能讲这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它们无疑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并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主流政治言说常常以＂破坏稳定＂为由否定这类斗争，或者勉强承认它们＂可以理解＂，却千方百计予以压制，而不设法将斗争引向解决久拖不决的问题，并由此促进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２合作与动力

　　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只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历史的动力的观点，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它直接导向了对阶级合作的排斥．这种片面性，是同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由于这种片面性，被列宁主义者僵化起来，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消极影响，并在原社会主义的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片面性还不是特别明显的．他曾讲过：＂在古代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６０４页）在这里，马克思显然不会把自由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当成＂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表明，在对立阶级＂和平相处＂的时期，历史也是向前发展的，这时的＂动力＂便是基于人类需要的生产实践和科技实践，而这个时期，要比阶级搏斗时期长得多，要有效地进行生产实践和科技实践，阶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就成了重要的条件．在中国封建时代，凡是阶级矛盾缓和的时期，就有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就是如此．在欧美资本主义时代，更是如此．马克思谈到１８４９年英国工人阶级宪章派领袖哈尼与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领袖帕麦斯顿＂联合在一起……看起来相安无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５９页），这对于当时英国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３年美国加州的哈里逊公司大火后，劳工与厂主通力合作，使该工司生产迅速恢复并获得大发展的事例，更说明了阶级合作的重要性．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关于＂霍桑实验＂的报告表明，阶级之间的协调，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力．由此，引发了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的产生．这门科学在二战后的美国，特别是日本，流行起来，使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家能以对企业进行人性化管理，不断改进同工人的关系，使企业兴旺发达起来．那些曾被左倾人士攻击为＂小恩小惠＂的做法，例如雇主记住雇工的生日并送生日蛋糕一类做法，能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增进劳资双方的团结，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比＂不恩不惠＂自然要好．这些国家的政权机关亦大力倡导资本家与工人的友谊，倡导＂合作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社会政治情势下，如果工人阶级政党死抱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不放，一味号召和组织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去＂共＂那些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甚至去＂打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其结果必然是因为得不到广大工人的支持而失败，并损害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在现时代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定了并继续制定着维持社会各阶级、阶层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对于劳资双方依法做好协调工作，既制止和纠正乃至处罚资方侵害劳方合法权益的行径，如拖欠工资，歧视和虐待女工等行径，又不一味站在劳方一边，支持那些过分的和无理的要求，偏袒过激行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保证生产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人们在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还要承认阶级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这两个命题都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应当突出不同的命题，而在突出其中之一时，不要完全否定另一，因为这＂另一＂在其它条件下可能应当加以突出．由此看来，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宣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３７６页），显得过于简单了．建国后的几十年间，＂阶级合作论＂成了可以用来打倒党内持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种罪名，造成了整个社会一提＂阶级合作＂即色变的心理状态．毛泽东晚年在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竟＂制造＂党内阶级斗争，是与他中年时承袭列宁在批判＂阶级调和论＂时的片面性直接相关的，只不过是那时强调阶级斗争是应当的，因而人们没有注意到其中隐含着片面性罢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主流政治言说不顾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党的政策指向，仍在那里或明或暗地否定阶级合作的思想理论，认为主张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种言说，既在理论上显得陈旧和苍白无力，又不利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３专政

　　不但阶级合作不是暴力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也不一定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诚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曾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但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做了补正．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就讲到了＂和平手段＂．究竟采取那种手段，就要看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程度、阶级关系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程度愈高，愈到后期，阶级矛盾愈加缓和，便易于＂和平过渡＂，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如此．反之，则应以暴力革命为主，象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如此．凡采取暴力――武装斗争者，在胜利后必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进行了斗争，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１页）什么是专政？按列宁的说法：＂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制度约束而直接慿借暴力的机关．＂（列宁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１８页）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暴力革命，胜利后自然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被称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刚被暴力推翻的敌对阶级的反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消灭剥削制度，从而为大规模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使全社会成员富裕和文明起来创造必要的前提．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另外一些时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不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也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靠和平方式取得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采取了调节、限制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保护和利用好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原来执政者所利用的人才这样的人力资源，使全体社会成员和谐共荣，如１９３２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在执政后所做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考茨基，由于在总体上对暴力革命持反对的态度，因而在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批评了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行动．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偶然使用的一个＂词儿＂，要求列宁＂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８１页）由于考茨基的观点和主张用于当时俄国的具体实践是不适合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列宁的拒斥和批判．但是，列宁的批判是有片面性的．他没能指出考茨基的观点和主张在另外的条件下的某种正确性，没能在指明民主的阶级性的同时肯定民主的社会一般性，更没有在阐述专政的必要性时指出专政所含有的消极因素，正象暴力革命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总是蕴涵着消极性一样．无产阶级专政总是要使民主受到某种限制，部分社会成员（虽然是少数）的权利（如选举权）被剥夺，一些知识技能人力（包括专家这种资源）被浪费．从原苏联和中国的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看，在原来的剥削阶级中，有许多是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其中一些人愿意为新政权服务，这不但是为社会做贡献，而且是为自已找出路．还有些是剥削阶级的子女，在新政权的教育下，决心＂走历史必由之路＂，努力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多未能受到公正对待，在频繁的政治清洗和政治运动中遭到这样那样的打击或排斥，其中许多人在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受到迫害．这种专政还培养和增大了一些＂成分好＂的人及其子女的天生优越感，人为地将他们中一些人的恶劣情欲调动出来，以在向＂阶级敌人＂的专政中，获得权力，谋取私利，并为形成新的不平等，新的权贵，提供发酵素．看来，考茨基的＂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的告诫，是有合理性的．在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新时代，奉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不是偶然的．在苏东剧变中没有垮台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如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都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则．连东山再起的俄罗斯共产党，也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不再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了，并在解释的过程中突出了民主与法制这两个方面，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但在建国后六十余年的今天，主流政治言说仍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做为＂基本原则＂之一，就欠妥了．人们不禁要问：这里的＂专政＂，是向那个阶级实行专政呢？主流政治言说始终回避这个问题．看来，有必要用＂奥卡姆剃刀＂剃除＂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衍生物――＂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或许用＂人民民主法制国家＂取代＂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会更恰当些．

　　（摘编自尚未出版的拙著＜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第四章第（一）（二）（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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